靜權法師

靜權法師

靜權法師,諱寬顯,號實庵,籍貫浙江省仙居縣工峻黃皮陳坑人,俗姓王,名壽安。自幼習儒,學習經書子史,有卓越遠見。一九〇五年師二十四歲喪父,悲慟厭世,投天台山國清寺,從師祖授能和尚座下,剃髮為僧,受比丘戒。一九五七年靜權法師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和上海市政協委員。由於自知年高,應天台國清寺兩序大眾一再請求而回山安養。靜權法師五十餘年來,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歸淨土,解行並進。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即農曆十月二十二日)安詳示寂西逝。春秋八十歲,僧夏五十六歲。造塔於該寺香光茅蓬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壽安
  • 別名:靜權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浙江省仙居縣工峻黃皮陳坑
  • 出生日期:1881年
  • 逝世日期:1960年
  • 職業:僧侶
簡介,人物生平,清末,民國時期,抗戰時期,解放後,人物貢獻,

簡介

靜權法師,諱寬顯,號實庵,籍貫浙江省仙居縣工峻黃皮陳坑人,俗姓王,名壽安。自幼習儒,學習經書子史,有卓越遠見。一九○五年師二十四歲喪父,悲慟厭世,投天台山國清寺,從師祖授能和尚座下,剃髮為僧,受比丘戒。當時任種菜園頭。勤苦勞動,余時夜有月光,則借月光讀經。師貌肅志緊,性行質 直,有願博究三藏,嚮往寧波觀宗寺,親近諦閒老法師,受學天台教觀,造詣深入,慧解經藏,解行並進,得諦公器重,在觀宗寺弘法研究社,任輔講。至一九二一年任主講。十餘年於諸方弘法,誨人不倦。
國清寺國清寺
可、靜、二公《靈塔合?》說∶「國清寺乃隋智者大師命建古剎,台宗祖庭,歷代法盛,具壯志乘,迄清乾隆寶琳珍祖中興禪道,東南宗風盛極一時。」至民初輪及可興和尚,法象尚盛,退後十餘年,寺規漸衰。一九三○年寺僧長老和縣諸紳合請可公復任,靜權法師慮古剎久抒不易,慨復升座,即邀靜權法師為座主,同整規模。一九三一年首講《法華經》,遂立天台山佛學研究社,四方學者,聞道聚集,絡繹不絕。同年十月,寧波姚北金仙寺亦幻法師敦請靜權法師蒞寺演講《地藏經》,當時弘一法師適駐錫該寺,曾參席聽經,聞其闡揚教理之際,弘師感動,潸然淚下。故眾贊「活地藏」之美稱。佛學研究社學僧,在靜權法師堅持不懈講授下,天台教理水平普遍提高,教務活動,蓬勃發展。培養出不少教觀僧才。不到十年,國清寺百廢俱興,煥然一新,道風遠播,寺貌蔚為浙東之冠。
靜權法師講演經教,善於消文釋義,發音準確,口詞清楚,音聲宏亮,辯才無礙。四威儀中,結跏趺坐,儀容無比,令人敬仰。其時學人曾親聆《法華經》、《楞嚴經》諸經,靜權法師講授對學僧啟迪智慧,頗受效益,如珍惜糧食,常引唐李紳《憫農》詩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說明糧食來之不易。人以食為天,若無糧食,即不能生活。故對學僧予以愛惜糧食教育,獲得實際成效。靜權法師講《地藏經》、《盂蘭盆經》等孝經,常引古人詩文,孝敬父母、師長之教導,世間孝如《文帝勸孝詩》說∶「恩大如天不可忘,恩深何以報高堂,追思父母劬勞苦,罄筆難書淚一行」。出世孝如釋迦世尊、上升仞利天說《地藏經》為母摩耶夫人說法、得須陀洹果(即初果、斷三果見惑煩惱,預入聖人之流)。
靜權法師德高望重,有些名山大剎,欲借重其道望,興隆常住,因而各方紛紛請任住持;但靜權法師立志不做方丈,對諸名山大剎凡力所能及者,無不設法維護。例國清寺,目前法輪常轉,海眾安和,即靜權法師長期駐錫弘法,嚴己律人,整肅寺規,為人師表留得功德。
靜權法師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協助可公住持,對國清寺進行擴建金剛殿兩邊樓房大寮作場柴間浴室,新建迎塔樓、安養堂、清泰居、光壽軒、魚樂池(即放生池)園、清心亭等。一九四○年又新建了妙法堂、靜觀堂、虎嘯堂、三賢殿、香光茅蓬,全寺於十年中,舊顏換新貌,全新佛像莊嚴淨土,歷年傳戒,常演經典,道風遠振。至今國清寺僧眾對中興祖庭之豐功偉績,稱頌不已。
憶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起,靜權法師有感於日寇侵略,生靈塗炭,曾至寧波、臨海等地宣講大乘教典《法華經》、《仁王護國般若經》諸經,倡導抑惡揚善,宣揚愛國主義思想。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邀請到杭州大通寺講《無量壽經》、靈隱寺講《地藏經》、法雲庵講《金剛經》等,當時法會之盛、聽眾之多、法緣之廣,是勝利後空前之弘法盛舉。
新中國誕生後,一九五○年杭州法雲庵又請講《藥師經》後,上海法藏寺全體僧眾禮請靜權法師蒞寺講《地藏經》和《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靜權法師在宣講經義時,提倡人間佛教,發揚佛教優良傳統。講經將圓滿之際,該寺全體僧眾和上海佛教界居士等懇切留靜權法師駐錫,任法藏寺主講。因建國初期,靜權法師之同參,法藏寺創始人--天台宗尊宿興慈法師圓寂後,靜權法師從此於法藏寺主講,演講經典教多。但靜權法師以度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不怕疲勞,仍游化諸方。靜權法師青年出家後,苦志教研,精通經義,並有教深文學功夫,但講經弘法,不著書立說或作註解。弟子中有勸著作者,靜權法師總自謙回答∶「我講經都依據祖師之見解,自己對佛法無心地功夫,有何書可作」。
一九五七年靜權法師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和上海市政協委員。由於自知年高,應天台國清寺兩序大眾一再請求而回山安養。
總結靜權法師五十餘年來,上求下化、教演天台,行歸淨土,解行並進。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即農曆十月二十二日)安詳示寂西逝。春秋八十歲,僧夏五十六歲。造塔於該寺香光茅蓬側。

人物生平

清末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仙居縣令余麗元在縣內創建“崇正、麗正、蒙正、經正、居正、養正、啟正、誠正”之“八正”義塾。麗正義塾作為官府創辦的義塾,由縣令余麗元親自督辦,並自己捐資三百千作為
辦學經費,聘請的先生都是縣內較有影響的飽學儒士。光緒年間,一位叫王壽安的少年負笈來到麗正義塾,少年來自本縣陳嶺陳坑口(今劃歸永嘉縣),追隨從縣城來的名儒朱雲卿老先生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少年讀書很刻苦,聰慧靈光,朱老先生認為他日後定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少年追隨朱老先生在麗正義塾以及縣城蔣宅里私塾寒窗苦讀十餘年,在老先生眼裡少年王壽安會像當時多數的儒生那樣步入仕途,實現儒生們“修養齊治平”的人生抱負。
靜權法師靜權法師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整個清王朝發生了震盪。這一年事實上是中華民族步入近代的分界線,讓中國人真正感到世局通徹骨髓的裂變,正如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所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以宋明儒學為主導的意識形態體系頓然瓦解,不論是官方或者是民間開始反思一些固有的價值觀念。整個國家如此,涉及到個人就將如何呢?
清朝末年的時局越來越動盪不安,國是日非,學政腐敗,官府貪墨之風甚深。作為希翼仕途的儒生們對此不得不開始彷徨猶豫。王壽安屢考秀才不中,篤信佛教的父親王賢堃認為“此乃前世未修”之故。這對少年王壽安影響很深,便開始積德行善,將自己繼承的全部家產十二畝田地,以五畝捐助給家鄉黃皮村塾,用作擴建校舍。以五畝田變賣加上家裡其他浮產,在黃皮至龍潭坑、章山一帶要衝獨資建造一座石拱橋,以方便臨近山民的洪水之患。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王壽安第三次參加生員考試落第,加上父親王賢堃又駕鶴仙逝。父親的仙逝對王壽安的精神打擊很大,遂赴黃岩多福寺出家,同年秋轉天台國清寺披剃受戒為僧,禮授能和尚為師。取法號為寬顯,字靜權,以字行。
兩年後,靜權轉入寧波觀宗寺,師從弘法研究社主講諦閒法師④研究天台宗教義。諦閒法師為國內著名高僧,門下弟子眾多,靜權漢學功底好,又刻苦鑽研經義,深受諦閒法師器重。

民國時期

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諦閒法師已年邁,同時應請外出講經,禪讓靜權為觀宗寺主講。靜權深得諦閒法師衣缽,對天台宗教義領悟深透,接任觀宗寺主講後,名聲漸隆浙東。
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應天台縣政府和當地士紳的環請。靜權法師與在蘇州靈鷲寺的可興和尚⑤重返天台國清寺。靜權和可興約定,可興任國清寺十年住持,靜權則為經社十年主講。當時,國清寺廟宇破敗,天台宗佛教教義式微。在諦閒法師的支持下,向當局力爭“易禪為教”,為恢復國清寺的台宗祖庭地位,靜權法師倡議設立天台宗佛學研究社,自任主講,造就僧材,重振宗風,出現了“教規並重,講修並進,清規整肅,海眾樂道”的寺風。
靜權法師深諳佛教經藏,精通天台宗教義,講經不看經卷,卻能感人至深。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天,靜權法師在慈谿鳴鶴場金仙寺講《地藏經》 ,弘一法師曾侍講席。每當靜權法師講經忘我之時,弘一法師深為感動,潸然淚下。在當時,靜權法師被認為國內佛教界少有的講經法師,在他堅持不懈地講授下,國清寺僧眾對本宗的教義的修養和法相的解說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對於佛門戒律也得到自覺遵守。從而吸引了眾多的善男信女前來進香朝拜,自願樂助,為國清寺的中興做出巨大貢獻。而靜權法師卻居功不驕。成名益謙,堅持不做寺主,不收門徒,專主講筵。
在靜權法師與可興和尚的努力下,國清寺數次擴建,逐漸興盛。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金剛殿及兩座僧寮修建落成。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建造了迎塔樓、安養堂、興千僧齋。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擴建妙法堂、靜觀、三賢殿、棲蓮居、光壽軒、清心亭、魚樂池。翌年,重修天王、韋陀兩殿。民國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香光茅蓬、棲隱居先後建成。十餘年間,國清寺百廢俱興,道風遠播,寺貌蔚為浙東之冠。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危難之時,靜權法師有感於日寇侵略,生靈塗炭,曾赴仙居、寧波、臨海等地,宣講《大乘教典》、《妙法蓮華經》、《護國》諸經,動員浙東眾佛教信徒奮起愛國抗日。民國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三月,由台州行署專員杜偉邀請返回仙居,在東門體育場祭祀浙江新昌黃坦戰役陣亡將士,祈禱世界和平,各界人士數百參加。並在城內孔廟講經半個月。此時,靜權法師心繫民族國家,當年在麗正義塾讀書的時候一直想“學而優則仕”,而今是用佛法來喚起桑梓。走了半生不過是從後院的麗正義塾走到前院的鎮興寺,儒家與佛家不過是隔了一道矮牆。
抗日戰爭勝利後,靜權法師先後到杭州靈隱寺、慧心庵,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名寺講經弘法,闡揚《妙法蓮華經》、 《楞嚴經》典義。民國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以後,受聘於上海法藏寺、蘇州靈鷲寺以及無錫居士林等佛教團體。主講《大勢至過通章》、 《藏經》等。經上海佛教界人士挽留在上海法藏寺居住,與趙朴初先生相交甚篤。此時,國內高僧諦閒、弘一、太虛法師等均已先後圓寂。靜權在江浙兩省和滬上的佛教界中名望日盛,皈依的徒眾遍及華東,遂被尊為國內極有威望的高僧。

解放後

解放後,靜權法師作為上海佛教界的領袖之一。1953年,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屆副會長。1954年,被選為上海市第二屆政協委員,同年被推為上海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7年,任中國佛教協會第一屆副會長,同年兼任中國佛教學院副院長。晚年,靜權法師歸隱國清寺,閉門謝客。1960年10月22日,靜權法師以八十高齡示寂於國清寺,身塔於香光茅蓬內。
靜權法師雖然文字功底深厚,對天台宗的教義造詣極高,但是他不願立文字,傳世的有《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義》、《地藏略解》、《至圓通章》等著述,都是他的僧徒們在他講經時記錄成書的。

人物貢獻

靜權法師幼年即入村塾讀書,能詩善文,儒學造詣頗深。但與功名無緣,屢考秀才不中。後父親病故,他悲傷憂鬱,感到世事無常。於是將家產一一理畢,就投到本省天台山國清寺,拜在授能和尚門下,出家為僧,法名寬顯,字靜權。這時是1905年,法師25歲了。不久法師辭別師長到寧波,投到諦閒法師門下,研習天台宗教義,時諦閒法師門下英俊雲集。靜權法師本來有儒家基礎,經過十年刻苦學習,成績顯著,學業優良。諦閒法師把觀宗弘法社主講的重擔交付給了靜權法師。從此後,法師便以講學講經為己任,聲名鵲起,逐漸蜚聲浙東。
靜權法師精通經論,熟研佛理,德高望重,一些名山大剎請他當住持,法師立誓不做方丈,他雖不貪慕虛,但並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所以,除了講經說法對世人救心之外,對於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設法維護。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創建於隋朝,是天台宗創立人智者大師的道場。l930年,靜權法師因此山禮祖時,見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嘆不已。恰好此時可興和尚來任這裡的方丈,請法師駐錫弘法,共圖復興。法師概然應允,經他提議設立了靈台宗研究社,以重振宗風。法師自任主講,指導學僧深入研究天台教觀,數年以後,成就顯著,形成了教觀並重,講修雙進,清規整肅,海眾樂道的寺風。國清寺出現的新氣象,使遠近的四眾都來參學朝拜。在靜權法師的主持下,從1932年到1937年間,又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韋殿、金剛殿和兩側的配套廂房、迎塔樓、齋堂共十幾處。1937年到1940年,又新建於妙法堂、靜觀堂、三賢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的面貌煥然一新,金身佛像清淨莊嚴。至今該寺的僧眾對靜權法師的豐功偉績,還念念不忘,稱頌不已。
靜權法師一生致力於講經說教,由於他國學根基頗深,又加上出家的深鑽細研,尤善天台教義。所以,他從1921年一直到1960年入滅,其精力全部放在開座講法上。在1921年至1937年間,以所居的觀宗、國清兩寺為主要講壇,主要著眼於培養學僧,講授的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蓮華經》,培養了一批對天台宗有較深造詣的法師,對以後天台宗前發揚光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靜權法師的講經說法,並不是僅僅對佛法、佛理本身的演繹,而是以出世之心,談入世之事,用佛陀的智慧去誘發眾生的真智見,進行大啟示。故法師能在1937年至1945年間全國抗戰時期走出寺門,到江浙一帶名山大寺和居士團體等處說法,運用講經之機,啟發佛教界抗日救國。他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就是針對日寇侵略我國,生靈塗炭,國難民危的具體情況,闡明只有“護國”才能安穩教義的道理,並藉此開導佛教徒要熱愛祖國,參加抗戰。
由於靜權法師在俗時攻讀儒學,所以頗能接受儒家的孝道。《地藏》一經即是記錄了釋迦為其生母說法的內容,提倡子女應當孝敬父母。抗戰勝利後的時間裡,靜極法師,以利生為事業,弘法為家務,雲遊四方,隨緣化生,教化的重點是在家的信眾。因此,他主要講授《地藏菩薩本願經》。本生在世間,是離不開眾緣的。多數時候,尤其是在家的信眾的修行,不是離群隱世索居的修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處理好一些事務,在煩惱中求得解悅,這是普通人所必須面對的,不能避的。法師的選擇正是出於此。靜權法師由於對《地藏》一經研究得非常精微,所以在當時的講經獨步天下,尤為精采,有“活地藏”的美稱。每當開講此經,法師總是身披紅色袈裟,結跏趺,兩目下垂,不看經本卻侃侃而談,對經意和故實疏理得細密有致,井井有條,毫無遺漏,聽者無不為之嘆服。
建國之初,上海法藏寺的興慈法師圓寂後,該寺全體僧眾禮請靜權法師臨該寺講《地藏經》和《愣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法師講經期滿以後。該寺僧眾和上海佛教界懇切挽留,任法藏寺主講。從此靜權法師在法藏寺講經較多,但仍游化諸方,一直到他西逝之前,應天台國清寺的僧眾一再請求才回山息養。
靜權法師1960年12月20日圓寂,在壽80歲,僧齡55歲。法師一生由於參破俗世的一切,對事情重在實質,而不徒追求外在形式,故一生以弘法利生為己任,雖興寺廟而不當主持;雖畢生弘教講經卻力圖隱姓埋名;雖精通經論而不著書立說。法師文字功夫頗深,以他的經論的告研習與獨到的見解,著書立說應當是信手拈來的事情,但法師堅持不肯開筆,猶對講經弘法不知疲倦。對於他來說,能將經典的深奧妙義用圓融的意理灌輸到佛教徒與信眾的心裡,滋養他們乾涸的心靈,使具有佛性的眾生能從慈門入,一睹佛門的莊嚴美妙之殿堂,從而把握難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不致有入寶山而空手歸的遺憾。因此,他總是自謙地說:“我說經,都是依據祖師的見解講的,而自己對佛法沒有新的心得,還有什麼書好寫呢!”這是何等謙虛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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