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巾軍

元朝末年，當西系紅巾軍明玉珍部從湖北舉兵入川，占領重慶不久，東系紅巾軍的一支餘部，也在李喜喜的帶領下進入蜀境，史稱“青巾軍”，或“青軍”。本文依據歷史文獻和明玉珍陵墓中發現的《玄宮之碑》，考證出青巾軍入蜀的時間，不是舊籍所載的至正十八年，而是十七年；明玉珍在至正十八年、十九年出兵攻打的對象，不是元朝官軍，而是青巾軍。弄清青巾軍入蜀後的蹤跡及表現，有助於揭開明玉珍據蜀稱帝前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歷，澄清長期混沌的元末四川政治軍事格局。

基本介紹

• 中文隊名：青巾軍
• 所屬地區：四川一帶
• 成立時間：元末明初
• 史料依據：《玄宮之碑》

“青巾軍”的來歷

根據目前個人所及，在元明史籍中較為集中地記載有關“青巾軍”史料的，僅見於楊學可的之中。按:楊學可，四川新都人。元末“知蜀不能居，乃遁入雲南之昆明邑……尋歸西蜀，適遇明氏強盛，以國子助教逼之。先生辭不就職，至以法挾之，先生堅以抱疾杜門自守”。由此可知，經由楊學可載入《明氏實錄》之中的史料，實乃當時人記當時事，屬於第一手資料，應該說大多較為可靠。

楊學可在《明氏實錄》中，一共有五處提到“青巾軍”。除前引方孝儒的話:“夏主方有意於據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無一二”外，另外四處如下:

第一處，出自於明玉珍駐守滬州的部將、宣使劉澤民的進言:

此間元進士劉楨字維國者，有文章，能政事，歷仕大名路經歷，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殺戮，隱居方山，曷往見焉。

第二處，見諸於明玉珍討伐陳友諒的檄文:

元朝運去，中國豪傑並起而逐之。予本鄉農，因亂為眾所推，殆為自保，豈敢圖人。邇者義兵一起，群醜底平，湖、湘向化。顧茲蜀地久被青巾之亂，莫有為之剪除者。予奉天誅罪，豈能自安。已經殄滅兇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豈人謀!方今圖為畫一之規，與民共享太平之治。誠恐百姓不知，以予為爭地殺人之師，非弔民伐罪之舉。予取爾蜀於青巾之手，非取諸元。爾輩亦當復見中華文明之化，不可安於元人之陋習也。更宜洗心從治，慎勿取惡招尤。

第三處，見於謀士劉楨對明玉珍的勸進:

西蜀形勝，雖小，沃野千里，北有劍門，可以窺隴西;東有瞿塘，可以達江左。今人民遭青巾之苦，幸獲扶養，頗得蘇息，人心之歸，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舉也。此時若不稱大號以系人心，軍士俱四方之人，恐其思鄉土而去，明君雖自保全蜀尚難，況欲天下乎!

對於青巾軍的來歷問題，上引第一條史料已經道出，李喜是這支隊伍的首領。《明實錄》在評價明玉珍時，也從旁印證說:“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餘，賴以粗安”。朱元璋在一封致明玉珍的書信之中也證實:“足下……以偏師入蜀……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擾殺掠，生民無幾”。可見，所謂青巾軍，就是在一個名叫李喜，或李喜喜的人的率領下進入四川的。

經查，李喜喜原是劉福通領導下的東系紅巾軍的一員部將。他是在劉福通分兵三路與元軍轉戰的過程中，最先出現在進攻關中的西路紅巾軍的隊伍之中的。據史載，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劉福通率軍攻占汴梁，立韓林兒為皇帝，建都毫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掀起了全國農民大起義的新高潮。不久，在元朝統治階級的鎮壓下，起義軍旋即遭到失敗。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元廷正在以河南大捷、擊敗東系紅巾軍而詔告天下、彈冠相慶的時候，劉福通所部的紅巾軍已經跳出外線，向山東、河北及關中發展，並由此掀起了農民起義的新高潮。

在東系紅巾軍分路突圍、向外線發展的過程中，西路軍奉命直趨關中。西路軍的首領，除了白不信、大刀敖之外，還有一人就是李喜喜。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領的西路軍，曾經一度攻陷興元，遂入鳳翔，進逼長安，使得關中為之震動。元廷命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集中優勢兵力進行阻擊，並調集宣慰張良弼等陝、甘各部，進攻李喜喜駐守的鞏昌。在各路元軍的圍攻下，西路軍均遭敗績。敗潰之後的李喜喜，帶著一支餘部退入四川，後改稱青巾軍，史籍上又稱青軍。

在元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的時代里，敵對的武裝勢力彼此間憑藉服色來加以區別。由於首先倡義的農民起義軍，身著紅襖、頭戴紅巾，因此被稱之為紅巾軍。與之敵對的元朝官軍和招募來的地主武裝(即當時所謂的“義軍”)，為了與紅巾軍相區別，往往是身著“青衣”，或者“黃衣”，因而被稱為“青軍”、“黃軍”。在兩軍交戰的戰場上，紅巾軍有時也變換服色，採取由“紅”轉“青”的手法來迷惑對方。例如，至正十九年(1359年)，由破頭潘、關先生率領的北路軍，從河南攻陷遼陽。元朝廣陵路總管郭嘉率眾巡邏，在距城十五里的地方，遇到一支五百餘人的“青號隊”，假稱是“官軍”，郭嘉懷疑其中有詐。一瞬間果然“脫青衣變紅”，發起突襲，其勢‘日熾”，郭嘉力戰身亡。由此可見，在元末特殊複雜的戰爭環境中，身為紅巾軍的武裝勢力，出於某種需要，往往也會採取“脫紅衣變青”或者“脫青衣變紅”的權宜之計。至於李喜喜在敗退入川後，出於什麼目的改變服色，變紅巾軍為青巾軍，史無明載，需要根據其進入四川的表現來加以判斷。

“青巾軍”入川的經過

有關青巾軍入川後的行蹤和表現問題，一直是一個困惑史家的難題。首先是李喜喜退入四川的時間問題。

據《元史·順帝紀》記載:“(至正十八年)四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會張良弼、宣慰張良弼、郎中郭澤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討李喜喜於鞏昌，李喜喜敗入蜀”。過去學界一般都據此認為，李喜喜入蜀的時間，當在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之後。

但是，近來筆者在翻檢相關資料時發現，大量史料證明，早在此前，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帶地方，已見李喜喜活動的蹤跡。

據《平夏錄》和《明氏事跡》記載:

丁酉歲九月，青巾賊入成都，有韓氏女年十七，舉家從軍。

按丁酉歲，為至正十七年(1357年)。既然是年九月李喜喜所部青巾軍已經攻入成都，則其入川時間必在此之前。

另據天啟《成都府志》所載史料證實，青巾軍確曾在丁酉歲攻陷過成都:

費氏，灌縣人。至正丁酉青軍入蜀，肆行剽掠。費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報，今不幸而罹此賊害，不如死，遂縊焉。

元人劉堪在中，用五言詩記述了發生在這年“逆賊”入永康的經過:

永康費氏女，年少十八九。

擇對無可人，貞烈佩瓊久。

禮法以防身，絲麻常在手。

至元七十載，年歲次丁酉。

逆賊從東來，旌旗搖北斗。

三巴數十城，皆降不敢後。

唐姬與姜氏，不 為賊偶。

費氏涕泣淋，勸勤告父母。

人生棄禮義，豬狗亦何有。

我身不婚賊，我死骨不朽。

夜深盛容飾，自縊後園柳……

按永康軍(舊為灌縣，今為都江堰市)，為宋代建置，即天啟《成都府志》所載費氏的故鄉——灌縣。由於該縣位於成都西面，青巾軍先攻陷成都，再入灌縣，所以從東而來的“逆賊”必定是指青巾軍。所謂“旌旗搖北斗”，可能是該部軍旗上的標記，其上繪有北斗星的圖案。所謂“至元七十載”，系指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以來，迄至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丁酉歲(1357年)為止，其間經歷了63年，說“七十載”，乃約略之語。所謂“三巴”，源出於漢朝巴西、巴、巴東三郡，相當於今嘉陵江和纂江流域以東大部分地區，這裡用來概指全川。但依青巾軍活動地域推斷，“三巴數十城”主要是指被川西地區的州縣。

其次是關於青巾軍“虐蜀”的具體表現問題。

前引元明時代明玉珍、劉楨、劉澤民、方孝儒等人的話，都提到青巾軍入川後的殘暴行為，給四川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翻檢四川地方志，不時可以發現這方面的記述:

一種情形是，反映在有關地方官員或戰死或遭擒獲致死的記錄上。例如:

岳時中，成都人，為漢州太守。李喜入寇，率兵殺賊甚多，眾寡不敵，死之。

王繼志，四川省郎中。以政最聞，遷本道廉訪司副使。時李喜喜陷四川，繼志帥兵與戰，力屈被執，不食而死，眾鹹憐之。

時元行省平章買奴、參政韓叔亨為青城(一作青巾)賊所執，城中窘迫。

以上史料表明，在李喜喜退入四川之後，沿途許多州縣因為承平日久，毫無準備，都被攻陷了。這與元末紅巾大起義爆發之初，江淮地區的“州郡皆無備。長吏聞賊來，輒棄城遁，以故所至無不摧破”的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第二種情形，反映在一些州縣遭破陷後，青巾軍給失去軍隊保護的平民，尤其是婦女所帶來的悲慘遭遇。上文引述灌縣費氏、唐姬與姜氏，皆是在青巾軍入境前自盡的。而下面這個例子，則是一個婦女在被擒後，不甘受辱而自刎的:

鄢氏，合江人。青巾賊至，被擒，奪刀自刎。事見旌表，祀節義祠。

如此多的婦女之所以在青巾軍入川時自尋短見，可能與這支軍隊紀律敗壞，名聲很糟有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女扮男裝的動人故事發生了。

明人劉惟德記載了一個名叫韓娥的女子，女扮男裝，在成都被“寇”所俘虜，被迫從軍十二年的動人故事:“娥姓韓，元四川鹽運司副使韓新澤之孫，處士韓成之女”，幼失雙親，為叔父韓成所養。其時，“遭元季之亂”，“盜賊蜂起，劫奪貨財，擄掠婦女，無所憚”。在這種背景之下，叔母杜氏考慮自己年老，韓娥年僅十二，“必遭寇手”，為了自保，教其女扮男裝。於是，從那時起，韓娥“即易其服，總其角”，更名為韓關保。未幾，“果為寇擄”，並強迫“負戈而往”，從此開始了軍旅生涯。後來經過七年轉戰，在成都遇到其叔父才將她贖歸，始改女裝，這才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這則故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青巾軍占領下的成都社會秩序與百姓的苦難生活。

第三種情形，反映的是青巾軍在川西州縣燒殺搶掠的情況。有地方文史資料披露，“青巾軍”曾經一度攻入天全縣，占領縣治始陽鎮一帶的地方，並且“焚毀土司官署、廟宇，天全土司地盤損失過半，直至明初才復原所控地域”。

總之，種種跡象表明，這支原本是農民起義隊伍——紅巾軍的餘部，在敗潰入四川後，不僅更換了服色旗號，而且在行動上已完全背叛紅巾軍的革命理想，給四川各地帶來嚴重的危害。這與明玉珍所部西系紅巾軍舉兵入川，攻占重慶，沿途秋毫未犯，市民夾道歡迎，社會秩序安堵如故的情形，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正因為如此，所以方孝儒才以“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無一二”來概括青巾軍在川的作為;明玉珍才會說:我是來為蜀地剪除“青巾之亂”的;劉楨才會說:明玉珍來了，四川人民終於可以免受“青巾之苦”，“幸獲扶養，頗得蘇息”了。

明玉珍與“青巾軍”的鬥爭

從明玉珍討伐陳友諒的檄文可知，明玉珍與青巾軍有很深的矛盾，他不僅指責其殺掠禍民，而且還宣布他占領四川，是得自於“青巾之手，非取諸元”。眾所周知，明玉珍傳檄四方，聲稱要出峽討伐陳友諒，這一事件發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陳友諒殺害徐壽輝之後。表明在這之前，明玉珍已經與青巾軍展開過若干軍事鬥爭，並從青巾軍手中奪過了對蜀境的控制權。

那么，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明玉珍究竟與青巾軍發生過哪些衝突?開展過哪些鬥爭?從對方手中奪取過哪些地盤?此前史籍均缺乏明確記載。如果不是1982年在重慶明玉珍陵墓中出土中了《玄宮之碑》，恐怕這段歷史將難見天日。

由劉楨所撰寫的《玄宮之碑》的碑文中，在敘述明玉珍的生平事跡時，提到了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所開展的幾次關鍵性戰役:

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擊毫人李仲賢於普州，敗還成都。

明年(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李仲賢、王虎、郭成奔平元，數十萬兵一朝解散。夏，擒李君誠於五面山，襲舒家寨，田成、傅德錯愕敗走。

要破譯碑文中所提到的這些戰役，需先弄清與明玉珍交戰的對手是什麼人。由於兩段碑文中所記述的戰役，均有“李仲賢”其人，可見與明玉珍交戰的對手屬於同一支隊伍。至於李仲賢為何人的問題，目前有兩說:一種意見認為，他就是李喜喜，“或稱李二，仲賢應為其字或號”，其部就是青巾軍;另一種意見認為，他就是元朝駐守在陝南的四川行省左承李思齊的弟弟，其部是元朝政府調遣入川的官軍。毫無疑問，在這時能夠對明玉珍據蜀行動構成威脅的勢力，主要就是來自於李喜喜所部的青巾軍和元朝官軍。那么，在這兩次戰役中，明玉珍究竟是同哪支勢力在交手呢?種種情勢判斷，只可能是青巾軍。

首先，有史料證明，第二段碑文中的“王虎”就是屬於青巾軍的部將。據《大明一統志》載:

侯彥直，雅州人，仕為忠翊校尉副千戶。至(元)[正]間。王虎寇州。彥直引兵力戰於名山縣二日，兵少力弱，為賊所擒。義不屈，罵不絕口，為賊所殺。

按:文中的“至元間”當為“至正間”之誤。前文已經揭示，至正十七年，青巾軍攻破成都之後，川西周邊州縣無不所向披靡。位於成都西面的雅州境內的天全縣既遭殘破，作為雅州門戶的名山必然首當其衝。王虎作為此次寇州行動的首領，必定是青巾軍的部將無疑。

另據《明史》記載，碑文中的“傅德”，是“傅友德”之誤，其間漏了一個“友”字。《明史》曾記載，明代開國功臣、征蜀平夏先鋒傅友德，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也曾經是李喜喜的手下部將: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元末從劉福通黨李喜喜入蜀。喜喜敗，從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無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帥所部降。

既然如此，那么，與王虎、傅友德一道的李仲賢、郭成等人，其所部決非元朝官軍，只能是青巾軍無疑。

其次，與明玉珍在普州交戰的李仲賢，既註明為“毫人”，根據河南毫州是紅巾軍的發源地，投身起義的當地人，“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 而李喜喜又是從毫州參加紅巾軍，成為劉福通的部將的。由此推斷，他極有可能就屬於毫州“田野無賴子”中的一員。因此，有學者認為李喜喜“或稱李二，仲賢應為其字或號”，這一見解是能夠成立的。

最後，從用兵形勢看，在當時戰役發生地一帶活動的，只可能是青巾軍，不可能是元朝官軍。當初，李喜喜從甘南鞏昌(今甘肅漳縣)敗退入蜀，進而攻陷成都，其用兵路線必然是沿著歷史上的隴蜀古道行進的。這條古道，在三國時代因鄧艾度此而聞名，被稱之為古陰平道。在魏晉南北朝時代，被任豫《益州記》記作為左擔道。在宋末元初，這條古道成了蒙古軍入川的主要通道。推測其用兵路線必然是:從鞏昌——宕昌(今甘肅岷縣南)——階州(甘肅武都西北)——文州(甘肅文縣)——龍州(今四川平武縣東南南壩)，然後出綿州(今綿陽市)、漢州(今廣漢市)與金牛道相連線。前文已經揭示，在這條通道上的重要節點漢州、成都，均發現有李喜喜的攻掠行動;而在這條古道的起點——鞏昌方向時，也不難發現李喜喜部的蹤跡:

束良曾，佚其籍貫，官鞏昌路總管。駐商州。聞李喜喜入蜀，慨然曰:“吾職守在此，豈可臨難苟免!”遂率所部拒之。先登，陷陣而歿。

這就充分證明，當時青巾軍是沿著這條道路進入四川的。

碑文還記述，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明玉珍軍與青巾軍首次正面交戰於普州。其背景應該是:在川西一帶到處騷擾的青巾軍，試圖向東拓展生存空間，這對於在重慶立足、以川東為活動據點的明玉珍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明玉珍必然出兵制止，當兩軍在成都與重慶之間的普州(今安岳縣)相遇時，一場軍事衝突不可避免發生了。在這次戰役中，青巾軍慘遭失利，“敗還成都”。接著，明玉珍的軍隊決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定會乘勢追擊，因此，必然還會與青巾軍發生激戰，可惜劉楨在碑文中均沒有提到。但是，他對於二者之間的關鍵性戰役經過，則是記述得十分清楚的。

碑文記述說，到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青巾軍開始“奔平元”，於是“數十萬兵一朝解散”。這段文字應該理解為，明玉珍所部的紅巾軍與李喜喜所部的青巾軍，在這年春天又進行了一次關鍵性的決戰，青巾軍再次受到重創，致使這支號稱擁有“數十萬兵“的青巾軍頃刻間土崩瓦解了。合乎邏輯的解釋是:青巾軍在明玉珍軍的追擊之下，接連遭遇失敗，損失慘重，而又得不到四川百姓的支持，故無法在川西立足，他只好帶著這支隊伍從蜀境撤走。

青巾軍攻入四川後，原本沒有在蜀境作長期堅持的打算，到處流動，沿途殺掠，所以一當在軍事上遭遇失敗，必然通過其所能控制的通道迅速撤退。青巾軍最後奔走的“平元”，必定是位於逃竄路上的一個戰略要地。有人解釋為興元(今陝西漢中市)，有人推測是廣元(今四川廣元市)，我認為均不恰當。實際上，此處的“平元”，原意本當為“平武”，如果不是碑刻之誤，就是劉楨玩弄的文字遊戲。

按平武，西魏為龍州，隋朝改平武郡，宋仍改為龍州，治江油縣(今平武縣南壩)。此地位於古陰平道上，青巾軍當初入蜀時曾經過此地。隴蜀通道既是李喜喜入川的生命線，此刻退守到該部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內，應該是情理之中的。古人有所謂“亂山深處指龍州”來加以形容，顯然，該據點險要的山形地勢，有利於青巾軍餘部在這裡作最後的拒守。因此，在明玉珍的追擊之下，青巾軍採取邊走邊退的策略，沿著入川時所經過的這條通道撤離出蜀境，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時也是最安全可行的。

果然，明玉珍的紅巾軍跟蹤而至。碑文記述說，這年夏天，明玉珍的軍隊給了李喜喜餘部以最後一擊，先在五面山擒獲其部將李君誠，接著又奇襲舒家寨，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錯愕敗走”。按此處的五面山，疑為三面山之誤。按三面山，宋屬石泉軍，元屬安州(今安縣)，位於明代石泉縣(今北川縣境)北六十里。此山“三面內向，上有龍湫，徑不及四寸，而水流不竭”，是易守難攻的。北川與與江油、平武互為鄰縣，同屬龍州，按地理方位推之，三面山、舒家寨當在距龍州治地江油關(今平武縣南壩)不遠的地方。由於其地正處於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要道上，表明青巾軍在遭到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正是沿著當年入蜀的路線向甘南撤退的，不意卻在此處突然遭遇到明玉珍軍隊的奇襲，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驚慌失措，狼狽敗逃。此後，青巾軍不是逃向省外，就是被明玉珍所收編。根據《明史·傅友德傳》可知，遭敗之後的青巾軍兵士，能為其所用者則被明玉珍用之，傅友德不能為其所用，只好再轉走武昌，東投到陳友諒部下去了。

而反觀元朝四川行省左丞李思奇，在明玉珍與青巾軍戰事猶酣之際，他正屯兵於陝西鳳翔。隨後，他又與同金樞密院事郭擇善矛盾尖銳，並將郭擇善殺之。由於其時他正忙於應付由此引發的內部危機，自顧不暇，不僅沒有可能，更沒有實力將觸角伸向蜀境，同明玉珍部交戰。因此，《玄宮之碑》所載至正十八、十九年發生在四川境內與明玉珍之間的這一系列戰役，顯然與李思奇及其所部元朝官軍無關。

綜上所述，可見李喜喜敗潰入蜀的時間，應該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以前，高岱《鴻猷錄》將其事系在該年十月，大體與史相符，相差無幾。《元史·順帝紀》將其系在至正十八年(1357年)四月，顯然有誤。如果據此以為李喜喜曾經兩度入蜀，則更是與史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