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渠

陽渠

陽渠,東漢為解決雒陽供水及聯繫黃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陽城西開渠引雒水一支繞城而東,納谷、瀍二水,至偃師復注雒水通漕,時稱陽渠。使山東漕船由黃入濟,經陽渠直抵都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陽渠
  • 時間: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
  • 原因:解決雒陽供水
  • 出處:《水經注· 水注》
始建年代,修建與改造,名字的沿革,重要作用,

始建年代

《水經注· 水注》載:“按陸機《洛陽記》”,六澄之《水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地也。昔周遷殷民於洛邑,城隍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廣之,以封呂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陽渠)亦渭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薄》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陸、劉二位將漢代以前,自西周以來洛陽城的建設演變情況進行了詳細闡述,其論斷業已得到近年來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所證實⑦。他們並且把東漢時期的城西陽渠追溯到西周時期,說是周公所制。同時又將周國所制溝渠與西周初期遷殷頑民,營建成周城密切連不起來。《水注經》作者酈道元認為,城東“九曲瀆”又是陽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注經·谷水注》又載:“故李尤《鴻池陂銘》:鴻池之陂,聖王所規,開源東注,出自城池也。……(陽渠)左合七里澗……陽渠水流經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陽渠水又東經亳殷南。”很明顯,酈氏引用李尤之作,主要是證明城東陽渠的年代、起源、位置、流向和創始人鄧歷史關係,李尤認為鴻池陂北岸之水(陽渠),是聖王(指周公)所規劃的,開渠東注,出自成周城,東流經過鴻池北岸。同時,《水注經》作者又將親眼看到的北魏時期的洛陽城陽渠,自上而下沿途的地理環境和地形地貌進行連貫性的詳細敘述。勘探資料表明,漢魏洛陽城東陽渠的東、西兩段陽渠渠道,從其地理位置和筆直的走向來看,二者眼本是一條東西向完整的渠道,途徑鴻池陂北側通道,並且是經過認真規劃設計,一次性人工開挖形成。這一現象正如李尤所言,由於前述陸、劉二位對城西陽渠觀點完全吻合。因此可見,東漢三位學者作著時,對洛陽城和城東、城西陽渠的間色和情況有著較為準確可靠的傳聞,甚至可能東漢初期還有人親眼目睹過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的遺蹟,他們所言洛陽城歷史演變情況和城東、城西陽區的存在情況,都被近年來考古發掘、勘探和研究工作所證實。當然,他們所說陽渠是周公所建也是較具有說服力的。北魏酈道元所著《水注經》時,距東漢幾位學者作著時間僅有兩百年左右,從中還可以看到,作者瀏覽了大量文史資料,並且做了大量實地科學考察,東漢至北魏期間,洛陽城上下陽渠修建宮城,基本上相互接踵不斷,對其創始年代的傳承說法也是較為確切可靠地。因此,我們認為陽渠的始建年代,當在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成周城的營建與陽渠的始建。關於西周初期對邑的營建,《尚書》等文獻及出土青銅器銘文均有記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下班固對雒陽與河南的自注稱:“雒陽,周公因遷殷民,是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鄭玄《詩·王城譜》也說:“周王攝政五年,成王在,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即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均以為成周在漢魏洛陽故城處。據《讀史方輿記要》河南下引陸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秦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漢魏益增修之”。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上發現規模較大的西周城址,歷經東周、秦漢,城之規模不斷擴大;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代,又相繼建都與此⑨。從時間,地望以及城之演變情況與諸多古代學者,又把陽渠追溯到西周時期,說是周公所制。尤其是前述東漢李尤的《洛陽記》,把這一西周城址和東漢陽渠都說成為周公所制。那么,我們根據歷史文獻資料和現實考古發掘、勘探、研究資料,對二者關係分析如下:東漢時期洛陽城的上東門(北魏建春門)和上西門(北魏閶闔門)東西相對,均位居西周時期成周城北側,已發現的城東陽渠出自建春門外打到北側;《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城西)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其水北高渠,枝分上下,歷石橋東入城。”這裡的陽渠水“南暨”、“北乘”分明是兩股水流,形成了江流關係,那么“南暨”之水從各方面自然條件分析,當屬自而東抵達閶闔門之水,《水注經》中所指城西陽渠還是此水,與建春門外的城東陽渠東西對應,均位於西周城址北側,二者東西貫通,可能既是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若是,周公所制溝渠則沿西周時期城址北垣外東西通過,與城址形成密切關係。而且是不謀而合。西周時期城址和周公所制溝渠應當是同一時期的產物,而且是經過統一認真謀劃的結果。因此,古人“周公卜宅雒邑,營建成周”之說是完全成立的。另外,在西周初期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鞏固新政權,利用殷頑民的遷徙改造機會,大力營建城池,興修水利工程,也是極為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這時期溝渠的設計規劃、建造,一方面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條件,另一方面有加強了成周城防護作用。這兩方面都應當是成周城建設的先決條件。因此來說,西周時期成周城的建設和周公所制溝渠,是相輔相成的建設關係,溝渠建設是成周城的必備工程。東周時期洛陽城在西周時期成周城的基礎上向北擴建,西周時期溝渠被割斷一分為二。東漢以後,在西周、東周、秦漢城址的基礎上,一次次維修加固沿襲使用。陽渠也在西周時期溝渠的基礎上隨之不斷引修改造利用。

修建與改造

東漢時期有關陽區的修建工程,文獻中明確記載的共有三次。第一次,《後漢書·王梁傳》載:“建武5年(公元29年)梁代歐陽 ,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即今澗谷水)注洛陽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看來,王梁主持的這次興修的陽渠工程,是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後,引進的首次與城市建設配套的水利建設工程。文獻中並詳細技術了陽渠的流程、走向和工程成效,按照有關資料分析,這次工程應當是在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的基礎上,再次全線開挖,其工程效果不佳,造成水流不暢,以失敗而告終。簡報中顯示,城東陽渠東殷,渠淺且窄,底部無淤泥流水痕跡,當時此次工程的真正遺存。第二次,同上書《張純傳》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純代杜林為司空。明年,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水經注·谷水注》綜述這兩次修鑿陽渠之事曰:“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尹,將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以坐免;後張純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贍。”張純這次修鑿陽渠,是繼建武五年王梁鑿渠之後的又一次興修陽渠工程。文獻中可以看到,這次穿鑿陽渠,應當著重對城南陽渠和東去之水(亦稱陽渠)進行了疏導,從而打到了堰洛通槽之功效,為洛陽城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這次所謂似與上次王梁修鑿渠道有所不同。第三次,《水經注·谷水注》在記述建春門外石橋時曰:“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之‘陽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詔書以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止。’使中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樑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文獻中顯示,陽嘉四年(公元135年),漢順帝下詔書興修上東門外漕渠和石橋。可建這次陽渠修鑿工程,規模空前之大,成效顯著,當在建武五年王梁鑿渠的舊跡上,重新對城東陽渠加寬、加深改造的結果。簡報稱城東陽渠西段較東段寬且深壑西段陽渠侏儒鴻池陂,並打斷東段陽渠現象,足以證明屬這次工程所為。這次修造陽渠工程結果表明,城東陽渠中途改道,通過鴻池陂與洛陽城南張純所修漕運渠道會和,東通洛水、黃河,已形成“東通河濟、南引江淮”之漕運網路,使洛陽城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加繁榮昌盛。 魏晉時期陽渠的修建工程。繼東漢數次陽渠修建改造之後,洛陽城東、城西陽渠規模,行經路線及其性質已基本確定。城西陽渠主要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陽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東陽渠主要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擔洛陽城水路運輸之重任。城西陽渠的引谷入洛工程,文獻中曾多次涉及到千金,千金堤、千金渠、千金塢、五龍渠、代龍渠、九龍渠、長分橋、張方溝、石巷水門等工程的修築情況,實在東漢時期穿鑿陽渠的基礎上,再次進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工程,並且大多是引咎入洛工程中的局部作為,其中也有涉及到抗洪排泄的需求的工程。《水經注·谷水注》引《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谷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竭。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白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正是這一時期其中一次工程的真實寫照。有關城東陽渠的漕運工程,《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薄雲,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按博暢《晉書》雲,都水使者陳狼(協)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可見,西晉時期的九曲瀆,有事東漢時期的陽渠。陳狼(協)主持這次穿鑿漕渠的工程,是西晉時期一次較為重要的大型興修漕渠工程,其工程當在東漢陽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次深撈、清淤、疏通工程。 北魏遷洛之初,就十分重視這一歷史性大型水利建設工程。文獻中曾有記載修復千金等引谷入洛河堰洛通漕工程。《水經注·谷水注》載:“晉永嘉之後,‘積年,渠 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正是這一時期整修陽渠工程的一個例證。陽區的廢氣時間。從北魏楊衙之《洛陽珈藍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中獲悉,這一時期陽渠還在頻繁使用。隨著北魏遷都,洛陽城也隨之而廢,歷史數百年的陽渠也不例外,也已逐漸荒廢,慢慢被邙山沖刷下來的淤積土所填塞。簡報中提到,唐宗以後就看不到陽渠遺蹟了。

名字的沿革

東漢時期文獻統稱陽渠。曹魏、西晉時期,洛陽城陽渠的稱謂,仍可分為城東、城西兩部分。城西部分有陽渠千金渠、五龍渠、代龍渠、九龍渠等稱謂繁多。只於千金 ,千金堤、千金塢、九龍堰、長分橋、張方溝、石巷水門等,當屬這一時期的陽渠上的一些附屬建築設施。這一時期的這些稱謂隨時隨處而不同。城東部分,有陽渠、九曲瀆的稱謂。關於九曲瀆的名稱,《阮嗣宗集》詠懷詩第六十四首有“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詩人以見景生情之手法,充分表達了內心的感情。從詩中可以看到,當時站在上東門(北魏建春門),可以一眼看到首陽山,其間溝壑縱橫、垂暮眼帘。陽渠北側的南北向自然溝,與陽渠成江流或交叉關係,亦正是詩中表達的“九曲間”的再現。為此,筆者又專門踏察過這一區域內的邙山陽坡地形,結果發現自漢魏洛陽城漢上東門遺址至首陽山之間,規模大、流源長的自然泄洪溝正好有九條。東漢人可能因此而得名稱之為“九曲”。九曲瀆名稱與其地名密切相關。《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亦謂九曲瀆。”引《河南十二縣境薄》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至洛陽。”又引傅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狼(協)鑿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們。”因此看來,城東陽渠在西晉時期稱為九曲瀆,這種稱謂當屬短期現象。北魏時期,城東、城西統稱陽渠,環城陽渠和城南漕運渠道有“谷水”之稱。陽渠不稱七里澗,七里澗和七里橋關係極為密切,七里橋橫跨七里澗。《洛陽珈藍記》在敘述沿陽渠的里坊、寺院以及其他名勝時,提到七里橋。“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開三門,時人號為三門,離別者多雲‘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朱超石《與兄書》云:“(七里)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275年)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太平寰宇記》引陸機《洛陽記》:“城東有石橋,以跨七里澗。”陸機曾為成都王穎入洛,被擊敗,人死如積,塞滿七里澗。酈道元以為“即是澗也。”漢魏洛陽城東約2公里的石橋村,村民戚永安(70歲)告訴我們,傳說石橋在今村南,20世紀70年代平整土地時,在村南曾發現過大量的是自、流沙等,為一南北向溝狀。我們認為,戚永安所說,方能正是七里澗遺蹟。七里澗應與陽渠成匯流關係。唯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曰:“七里澗,在故洛陽城東二十里。《水注經》鴻池陂在洛陽東二十里,其水東流合於七里澗。……”。

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古今中外的任何時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段鵬琦先生在《漢魏洛陽與自然河流的開發與利用》中,根據洛陽城周圍的地形、自然環境和水利條件,對漢魏時期洛陽城的用水水源問題,做出了認真詳細的分析,認為這時期引谷入洛的陽渠建設工程,即是為滿足當時城市用水的需求,而進行的水利建設。當然,西周時期周公所建城西溝渠也不例外,同樣是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並且漢魏時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陽區建設,是以此為基礎的。那么,西周時期成周城以東周公規劃建造的溝渠又作何用途?漢魏時期又是怎樣的呢?大家知道,“民以食為天”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歷代帝王所遵循的不破真理。西周時期周公規劃成周城東溝渠的目的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以農業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資源。洛陽盆地四周環山,盆地內有洛、伊、瀍、澗(谷)四水。洛河自西而東從盆地中穿過;瀍、澗(谷)二水於盆地西部納入洛水;古時伊河於盆地中部會流於洛河。伊、洛河為盆地內的兩條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為三大塊。伊洛河之間夾河地帶,地勢低平,水資源豐富;伊洛河南北兩岸各有一帶高地,它們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報高度逐漸緩緩下降,高低幅員遼闊,但水源貧乏,給歷代人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不利因素。《水經注·伊水條》載:“伊水(伊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於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以病之,東周必複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於君矣。西周遂下水,既是水之故渠也。”《水經注· 水注》曰:“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為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為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這一歷史故事說明,東周時期伊洛河南岸一帶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並被廣泛用於農業灌溉,該渠的行徑路線之長,輻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為當時該地區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條例,使人們的生產、生活條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時使東周時期的統治政權也得到了鞏固。東漢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時期周公建造的溝渠基礎上,再次修建陽渠,其目的應當與周公所建溝渠用途相同。漢順帝時,陽嘉四年(公元125年),城東陽渠經過大型修整改造,途徑鴻池陂於洛,從此改變了城東陽渠的用途,成為洛陽城的重要漕運渠道。以後數代一直沿襲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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