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早年經歷,奔赴重慶,印刷《挺進報》,被捕經過,堅貞不屈,我的“自白”書,壯烈犧牲,
早年經歷
陳然，1923年12月18日出生於河北省香河縣；出生後第二年即隨家人移居北京。後又因父親的工作調動而搬家，到過上海、蕪湖等地。
抗戰爆發後，他隨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夏，15歲的陳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劇團”。1939年3月由程季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與幾個抗戰劇團的同志前往沙洋前線搶救難童。
1940年，陳然得到組織批准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但因戰局混亂，加上自己又身染瘧疾，未能如願，數月後輾轉到達重慶與家人會合。
奔赴重慶
1942年，由於原來在宜昌抗戰劇團和陳然同一個黨小組的向長忠的叛變，組織上決定陳然馬上離開重慶到外地去，並且暫時斷絕和組織的聯繫，待以後組織上再主動派人來找他。陳然逃往江津避難，在江津避難期間，他患了嚴重的痢疾，貧病交加，於1942年秋回到了重慶家裡。經過調養，陳然的身體逐漸恢復，但是也失去了組織關係。
陳然
陳然1945年10月，陳然來到中糧公司在重慶南岸野貓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廠當管理員；與黨失去聯繫的陳然沒有消沉，仍積極從事團結民眾、教育民眾等革命工作。抗戰勝利後，為了揭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陳然積極參加各種集會，呼籲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1945年10月10日根據國共會談達成的《雙十協定》，國民黨反動派被迫於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期間，部分政協代表多次在重慶滄白堂舉行集會，向各界通報會議進展情況。每次陳然都積極到會，了解時局。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破壞政協會議，派出大批特務搗亂。一天，窮凶極惡的國民黨特務衝進滄白堂，毆打政協代表和到會民眾，陳然奮起反抗被打成重傷，後被送到醫院救治，才幸免於難。
印刷《挺進報》
1947年夏，陳然在重慶找到了地下黨，恢復了組織關係。為了發動國統區民眾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中共重慶市委於1947年秋創辦了《挺進報》。陳然被任命為《挺進報》特支書記並擔任了最機密的印刷工作。陳然是重慶一家小工廠的代理廠長。白天他要在廠里負責工作，夜晚才能進行《挺進報》的印刷工作。
沒有油印機，只能用一塊竹片在蠟紙上括。一張蠟紙只能印30－50份。陳然迎難而進，刻苦鑽研印刷技術，還學會了刻鋼板。後來市委決定刻板、印刷由他一個人負責。這樣不僅可以節省人力，還可以縮短周轉時間，減少暴露的危險。這樣，《挺進報》的工作就由陳然和另外一個負責收聽廣播的同志（即為劉國鋕烈士亦作劉國志）承擔起來。
由於特殊的鬥爭環境，同辦一張報紙的兩位戰友卻不能謀面，他們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禮”和“緊握你的手”。兩顆充滿激情的心互相溫暖著、互相激勵著。他們同心協力，使《挺進報》如期出版，在山城迴蕩著鏗鏘的革命之聲。
1949年10月28日，在臨刑前的那一刻；一對心動相印的報友熾熱的雙手才緊緊握在一起。
隨著《挺進報》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工作任務愈來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幾乎都是陳然一個人在夜間完成的，白天還要照常去工廠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責任；周密地進行安排，盡心盡力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
被捕經過
《挺進報》在重慶的秘密發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重慶當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從叛徒口中得知《挺進報》的機關住所；上級派人來通知陳然說黨內出現了叛徒，《挺進報》要儘快轉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後一期報紙，晚7點，市委派人來取，爾後迅速轉移。就在21日傍晚時分，陳然突然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簡訊：“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僅祝一帆風順，沿途平安。”這封簡訊是一位在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寫給他的。
《挺進報》印刷舊址(陳然被捕處)
《挺進報》印刷舊址(陳然被捕處)陳然接到信後本來可以馬上脫離險境，但他一直堅持到22日下午5時印完最後一期《挺進報》。他剛把蠟紙燒掉，門外就傳來陣陣腳步聲。陳然推開窗戶，把準備好的掃帚掛在窗台下面的釘子上，這是給同志們的信號。就在這時，幾個便衣特務破門而入，抓走了陳然。
堅貞不屈
原來，陳然所在的那間牢房，早就被難友們打穿了一個秘密孔道，可以和樓下的難友們取得聯繫。通過這個小小的孔道，獄中黨組織傳給陳然半截鉛筆和一些香菸盒紙，要他把外面的訊息寫在紙上傳遞出來。陳然忍著劇烈的傷痛，把牢房當作戰場，立即投入了戰鬥。在一張香菸盒紙上，他端端正正地寫上一《挺進報》第一期，白公館出版。我黨我軍最近的勝利訊息就這樣秘密地傳遍了各個牢房，使堅持獄中鬥爭的同志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陳然還設法同隔壁的黃顯聲將軍取得聯繫。黃將軍答應利用放風的機會把報紙沿門縫塞給陳然，陳然不斷從報紙上獲得最新訊息。從此，我軍節節勝利的訊息就時常出現在白公館的《挺進報》上，當同志們遭受到毒刑拷打時，受著疾病和傷痛折磨時，讀了獄中《挺進報》，就感到渾身有力量。
我的“自白”書
在獄中，陳然受盡種種酷刑，始終只承認《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行，全部是他一人所為——他決心犧牲自己，保護組織和同志們，特務們用威脅利誘的辦法要他寫自白書，陳然拿起筆，寫下了驚天動地的詩篇——《我的“自白”書》（被收入滬教版五年級下語文書31課）：
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氣，抒發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對無恥叛徒的蔑視，昭示著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