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中國近代銀行家、旅遊業創始人)

陳光甫(中國近代銀行家、旅遊業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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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甫,1881年生於江蘇鎮江,中國銀行家。其原名輝祖,後易名輝德,字光甫,以字行世。1909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同年回國。

其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多個“第一”,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光甫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鎮江
  • 出生日期:1881年
  • 逝世日期:1976年
  • 職業:銀行家
  • 畢業院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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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1881年-1976年),中國銀行家、中國近代旅遊業創始人。原名輝祖,後易名輝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蘇鎮江人。他讀私塾數年後,去一家報關行當學徒,刻苦學習英文,後考入漢口郵政局。22歲隨中國代表團參加美國國際博覽會。會後留學美國,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1909年畢業後即回國。辦南洋勸業會初露才華,被江蘇巡撫程德全任為江蘇銀行總經理。由於自己的改革主張不能實現,毅然辭職。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江蘇省銀行監督。1914年轉任中國銀行顧問。翌年6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從最初的10萬元發展到後來的500萬元,分支機構遍布全國。由此登上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寶座,成為上海金融界的領袖。1923年8月,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設立“旅行部”,1927年該“旅行部”獨立掛牌註冊,並易名為“中國旅行社”。這是中國近代旅遊企業化的標誌。1927年他又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為蔣介石籌募軍餉。1928年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和交通銀行董事等職。1931年與英商太古洋行合資開設寶豐保險公司。1936年3月,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1937年,任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立復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期間,受蔣介石指派赴美國談判借款事宜。當時的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先生曾贈詩與之共勉:“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最終他們促成了數額為2500萬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兩筆總額為4500萬美元的貸款,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1947年任國民政府委員,並主管中央銀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50年陳光甫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註冊。1954年定居台灣。196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北復業,任董事長。1976年卒於台北。

個人榮譽

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交通銀行董事、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和國民政府委員。

個人影響

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七八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際,他毅然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大。

人物評價

上海銀行在我國近代金融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蹟,陳光甫也因此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

相關資料

陳光甫是一位貢獻卓越的著名銀行家。他於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總行設在上海寧波路。當時上海銀行的門面是很小的。資本名義上是十萬銀元,實際上僅湊集了七萬元。人員僅七人,規模很小。陳光甫任總經理,兼營業、拉存款、跑工廠、搞放款,晚上回行還親自為青年行員開班教書。而該行發展之迅速,在我國銀行業中,卻是首屈一指的。
1917年,該行專門設立儲蓄處,除仿效錢莊搞往來存款外,特别致力於小額銀行儲蓄存款的吸收。該行以"信用鞏固,聲譽卓著,提倡儉德,服務周到"為招徠,特別注意加強對顧客的服務,如提出"服務顧客"、"顧客是衣食父母"等口號,來促進行員的服務態度提高﹔要求行員對顧客要有禮貌、要和藹,"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如果行員得罪了顧客,那就要受到一定的訓誡。後來甚至規定,行員在櫃檯上不能吸紙菸,因為這是不禮貌的。當時一般錢莊對小額存款看不上眼,特別是對銀元存款,是不給利息的。而上海銀行認為多數小額存款反而比少數大存戶穩定性強,因此它對於小數目的儲蓄存款致力很大,特別提出一元即可開戶的宣傳,這在當時金融界是不屑為的。曾經有人嘲笑這個小銀行的這種做法,拿了五百元要求開五百個存摺,上海銀行並不以此為恥,而是熱情接待,更加擴大對儲蓄的宣傳。以後繼續開辦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

銀行利益

上海銀行從辦儲蓄所獲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從1915年的存款為一萬八千八百餘元,到1921年即達一百十七萬元,1933年達三千三百三十萬元。該行儲戶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儲戶。這是一筆非常穩定的存款,可供銀行投資運用,準備金也遠比活期存款的為小。陳光甫曾經說過,"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就是說,銀行僅憑信用,就可以聚積社會不少資金,以供工商行業使用。我國各銀行所收儲蓄存款之數,無怪乎當推該行為第一。
八橋分行八橋分行

經營方式

在一般存款方面,該行除了辦理錢莊式的往來存款以外,還開辦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開當時風氣之先。這種活期支票存款實行櫃員責任制的服務方式,就是由營業員負責驗票、收款、付款,不像許多銀行把驗票與收、付款分開。實行一人負責的優點是,便利顧客,免得顧客跑兩處。櫃檯人員因為經常與存戶打交道,對於支票印鑑一看即知,一般不用再對印鑑,職員認識顧客和了解顧客的信用,對於經常往來的存戶,還能做到不驗印鑑和不看結存,即可付款,提高效率,能夠博得顧客的好評。這種靈活的經營方式,往往多屬於上海銀行首創。雖然嚴格地說,這些做法,有悖於制度的貫徹,但是從為顧客服務的精神來看,仍是值得稱道的。
銀行門市銀行門市

商界任職

1927年初,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東進江西、浙江,直逼上海。以陳光甫和虞洽卿為首的“江南財團”予以支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光甫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交通銀行董事、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和國民政府委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陳將上海銀行相繼遷往法租界和香港,並及時在西南組設新機構。他曾作為政府代表,赴美國洽談對華援助事宜。抗戰末,跟美國人合作在美組織公司,試圖引進外資,未果。1949年,陳光甫出走香港。其時,周恩來曾委託黃炎培請他回國,他未從命。其後幾經周折,“一事無成”,於1965年定居台北,直至逝世。

銀行發展

上海銀行以不到10萬元起家,不到20年,從“小小銀行”成長為私人銀行中的大哥大;洋行學徒出身的陳光甫,成了20世紀前半中國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其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天時”、上海金融環境的“地利”、兩個結盟兄弟當左右手的“人和”,肯定都有關係。又有論者單就銀行管理而言,認為陳在上海銀行里的“絕對權威”地位,起了決定性作用。〔注3〕至於他個人的成功,“苦學”、“進取”自不待言,“志向”、“膽略”也的確出眾。而他的專業精神、全無官商陋習的金融創新——諸如率先辦理“1元開戶”和“服務上門”、推行貨物抵押放款、改革貨幣流通中陳規、開辦國外匯兌等等,則被認為是更基本的條件。

銀行人物

過去百年間,稱得上銀行家的中國人不多。這不僅因為銀行數量有限。史家指出:“20世紀的中國銀行體系,沒能為整個經濟的發展,發揮其創造信用的職能。首先,中國的現代銀行業是不發達的。1928-1937年間成立了128家銀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現代銀行,其支行為1 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戰前發展起來的現代銀行體系,被扭曲成了一個主要為一直負債的政府籌措資金的工具”;這個由(中央、交通、中國和農業)“四家政府銀行居統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銀行結構體系……其總目標就是實行‘經濟控制’;而控制所要達到的目的,卻不是為了經濟改革和發展,而是為了武力統一中國提供資金”〔注5〕——在如此“銀行結構體系”中的佼佼者,或許並不值得誇耀。因此,我也很難從諸如“善財童子”錢新之、“新型銀行制度的創立者”張嘉璈以及“愛國金融家周作民”等人當中,再加選一位列入榜上。經反覆比較後,我選擇陳光甫,乃是因為跟那幾位同樣屬於金融界出類拔萃之輩相比,應該說他是最“現代”的,即:比別人更自覺、更徹底地揚棄了“官商”辦銀行的傳統,而代之以更為專業化的金融創新和服務意識。〔注3〕和同時代其他成功經濟人士一樣,陳光甫也未能脫離政治。特別是由於20年代“中央政府的財政緊張,外國貸款來源減少,這將中國的銀行家們推到了強有力的地位上”。作為著名的“江浙財團”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927年以??然,其間他對蔣侵害資產階級利益的行為,曾予以抵制〔注2〕;而海外史家,則就此提出了“資產階級:犧牲者還是同謀者?”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注5〕
位於台灣的陳光甫雕像位於台灣的陳光甫雕像
〖附〗虞洽卿(1867~1945)  名和德。浙江鎮海人。15歲到上海當學徒。1895年起,先後任幾家洋行、銀行的買辦。1908年,在滬集資設立寧紹商輪公司。6年後辭該公司總經理職,獨資創辦三北輪船公司,再辦寧興、鴻安兩家輪船公司,到抗戰爆發前夕,三公司共有船30餘艘,總噸位91 000餘噸,為民營之冠。此外,他投資於其他多家企業。虞洽卿是江浙財團的“台柱”,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淞滬市政會辦、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等。“五四”、“五卅”運動期間,他操縱上海總商會會務,阻撓“三罷”鬥爭。1926年11月赴南昌謁蔣介石,代表江浙財團許以金錢資助。翌年“四一二”政變後,被聘為上海警備司令部顧問,從此一直支持蔣的反共政策。歷任上海特別市市政會辦、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上海市輪船公會主席等職。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後,任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理事長,打著“救濟”旗號,利用海輪運輸洋米牟利。1941年離滬去渝,在重慶與王曉籟等合組三民運輸公司,又與繆雲台合營三北貿易公司。(據《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另:不知何故,以上簡歷未記載虞洽卿兩個重要經歷:其一,他早年參加了辛亥革命,曾被聘任上海都督府首席顧問官和外交次長等職。其二,1916年,他和孫中山等聯名向北京政府申請開辦上海證券交易所。幾經周折,該交易所繼北京證券交易所營業後於1920年開業,虞出任首任理事長。(據汪仁澤撰《上海著名企業家虞洽卿》,載熊尚厚主編《民國著名人物傳(三)》)
〔注1〕潘泰封,《早期之中國旅行社》,《文史資料選輯》第71期,中華書局1980年。
〔注2〕江紹貞,《勇於開拓和革新的銀行家陳光甫》,載熊尚厚主編《民國著名人物傳(三)》,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近代中國金融業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注4〕黃鑒暉著,《中國銀行業史》,出版社1994年。
〔注5〕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1983), 1991年中譯本。
〔注6〕楊桂和,《陳光甫與上海銀行》,《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中華書局1962年。

旅遊創始

我國的旅遊業起步較晚,它創辦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是由著名銀行家陳光甫先生首創。
二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旅遊業還處於空白,其時旅遊業務皆由外國在中國的金融機構包攬,如英國人經營的“通濟隆公司”、美國的“通運銀行”等皆設有旅行部,這些銀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設有旅行部,包辦中外旅客一切旅行業務。這些旅行部還發行旅行支票,時人稱為“通天單”(在當時軍閥割據地幣制不統一情況下,可通行使用)。當時政府對旅遊業素不注意,更無人想到收回此項外溢之利權。
一九二三年夏,頗負盛名的金融家陳光甫在香港擬往雲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經營的旅行社購買船票,見該社售票處的外籍職員與一女子笑語謔聲地交談,陳靜立良久也無人理采,乃廢然而退,轉往通運銀行購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決定創辦中國人的旅行社,並即蒐集有關書籍資料帶至船上閱讀。當時全國教育會第九次會議定於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明舉行,各省代表均須集中上海經香港轉越南乘滇越鐵路前往。陳不願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吃苦頭,故致電他的上海銀行總行,囑即與該會議主管人員接洽,包辦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車船食宿,與會人員鹹稱便利。上海銀行即於是年八月設立旅行部,並呈請交通部準代售鐵路車票。當時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國鐵路聯運會議,素無先例的申請案甫經交議,即遭洋人代表反對,中國代表對這與洋人爭權的新鮮事物竭力支持,卒獲通過。上海商業銀行旅行部最初僅在上海代售滬寧、滬杭的火車票,後陸續與長江航運、南北海運及外國各輪船公司訂立代辦客票契約,不久便推廣至京綏、京漢、津浦各鐵路,並在各地分行添設了若干旅行社分社。一九二四年,陳光甫針對當時通用銀元攜帶不便,在各地又須“貼水”(兌換當地錢幣時的損耗),銀行鈔票有流行區域限制等困難,故隨著旅遊業務的擴大,一九二七年陳光甫決定將旅行部從銀行中分出來,成立中國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為下屬分社。至此,中國始正式出現大型旅遊事業。
一九三0年十二月,陳光甫北上旅行經徐州車站時,看到三等車乘客餐風飲露宿於車站之情形,又囑中國旅行社在若干地區設立了招待所和食堂。並於該年聘趙君豪為主編,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旅遊刊物《旅行》,該雜誌圖文並茂,介紹國內外名勝古蹟,啟發提高中國人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及旅遊興趣。
從旅行部到中國旅行社因為首創,加上辦理車船票手續繁瑣,所以每年陳光甫都要虧本。同仁好友紛紛勸其停辦,陳不為所動,並說:“這個旅行社雖說年年虧本,但為國家挽回了不少的利權,不然又多送入外國許多錢了。”

商界奇才

商業奇才陳光甫先生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民國時期最大的民營銀行,其本人在國內外的聲望,也令他成為國共兩黨竭力爭取的對象。
晚年陳光甫晚年陳光甫
陳先生與當時及現今一般民營企業家不同,恪守“敬遠官僚,親交商人”的處世哲學,對權力若即若離,也不服從亂命。1927年北伐軍攻占武漢,曾命令武漢銀行界停兌現金,他為了維護銀行信用,拒不執行。陳痛感北洋軍閥腐敗,又反對共產革命,仍選擇了支持蔣介石,曾積極為之籌措軍餉。蔣介石几次請他做官,卻都被推辭了。國民黨上台後,宋子文開始以官方參股方式控制民營銀行,陳不得不利用與孔祥熙的交情謀求自保。
遇到關係國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陳光甫仍以大局為重。1935年國民黨推行幣制改革,恰逢國際市場白銀價格猛跌,他應孔祥熙之請赴美,與美財長摩根韜談判,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穩定了國內金融。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急需貸款購買軍火,他於1938年接受蔣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與摩根韜談成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陳光甫在蔣介石堅邀下出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當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部分在野黨派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宣布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陳光甫和上海經濟界都認為“要解決當前緊急的經濟問題,先得停止內戰”,他抱著一線希望參加了政府。而國民黨方面的狀況則是:“求統一,就不得不打共產黨;要打共產黨,就不得不向外國借錢;要借錢,就不得不改組政府,至少也得表面上換個樣。美國政府說得很清楚,錢可以借,一黨專政要結束,政府要改組。”
他在日記中憧憬:“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中國“幾千年來沒有憲法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爭天下”,國民黨執政二十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實施憲政,原因有二:一是執政表現差,“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後,失盡民心”;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還政於民的表現”。但又擔心民主選舉制度被濫用:“大家想辦法,玩手段,目的在獲選。在現今的惡劣環境中,結果當選的必多是些無知無識的土痞流氓。”
陳光甫“三句話不離本行”,調侃道:“政府比如銀行,大股東一向是國民黨,而蔣主席是董事長,銀行鬧恐慌,大股東急了,去找些人來幫忙,一面給他一個董事或監察人的名義,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給他,算是參加的代價”。他分析:“要繼續打內戰,國民黨本身已經沒有這能力,於是非向美國借款不可,於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於“既然有新股東參加,就少不得有新股東說話的權利”,“今天所成立的聯合政府將減少國民黨獨裁的程度”(《陳光甫日記》,1947年4月23日)。
1948年戰局大變,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後,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開信中說:“一年以前,都市裡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點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陳也在日記中抱怨:“全國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為吾在各地觀察之結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
陳光甫判斷出中共將勝,擔心“一邊倒”。他1948年12月抵達香港後,讀到英文報紙上刊載的宣言,說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陳已準備長住香港,此刻又覺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來共黨政策不擾動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開始注意蒐集中共政策,尤重經濟政策。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後,滬上各界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和談,代總統李宗仁邀請陳光甫參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斷釋放善意。毛澤東托人送來《毛選》一套,陳回贈以清人書法冊頁。老友章士釗、黃炎培、李濟深等連綿勸歸。 1950年4月,中國銀行在北京召開董監事會議,邀請在港董事陳光甫、宋漢章、張嘉璈、李銘、錢新之等出席,他們商之於杜月笙後,委託專人與會。此舉引起國民黨的緊張,加大了對去港經濟界人士的壓力。出於種種顧慮,陳一直稱病觀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總經理資耀華推動下,率先導入公私合營機制。陳光甫仍為董事長,但逐漸失去對銀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陸資金,於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註冊“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952年“五反”運動爆發,銀行業即將全行業公私合營,陳要求資耀華去香港匯報,資未答覆,旋即被隔離審查。隨著經濟政策的激變,陳擔心的蘇俄魅影終於降臨,20世紀中國民營銀行的歷史就此在大陸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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