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薰

陳佩薰

陳佩薰 女,1927年7月生湖南龍山人。1950年畢業於華中大學生物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白暨豚研究室主任、兼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國際熱帶雨林保護協會顧問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環境科學學會自然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致力於動物生態學及保護研究,為我國魚類生態學開拓者之一。79年以來,主持長江珍稀動物白暨的生物學及保護的研究,開拓了我國淡水豚類學的新領域,培養了一支研究淡水豚類的專業科技人才,建立了一個研究淡水豚類的新型實驗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佩薰
  • 出生地:湖南龍山
  • 出生日期:1927年7月
  • 畢業院校:華中大學
所獲獎勵,代表性著作,引言,意外的“來客”,一生的告別,緣由,初探,名聲漸起,備受關注,失去淇淇,廿載江風江雨,痴心如故,1950年,1955年,1956年,1972年,

所獲獎勵

分別於1979、1987、1988、1989、1994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一個,中國科學院技術改進四等 獎一全。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一個。湖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有二個。

代表性著作

《長江魚類》《稀世珍寶--白暨豚》《白暨豚生物學及飼養與保護》等。

引言

2006年11月6日。天剛亮,兩艘480馬力的機船從武漢百威啤酒碼頭啟航。
人們聚集到了甲板最高層,這裡被改裝成了“觀察台”。站在最前方的是3名主觀察員,每人手持一隻高倍望遠鏡,分
別觀察左、中、右三個方向的水面。在他們身後,杵著一架外號“大眼”的炮筒望遠鏡,兩名富有經驗的觀察者輪流用它注視著江面的動靜。
他們一站便是90分鐘。
這些來自6個國家的30多名科學家,費時一個半月,行程3400公里,他們在觀察什麼?他們苦苦尋覓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們在尋找“長江女神”——白鱀豚。
最早有關白鱀豚的記載出現在《爾雅》中,晉朝學者郭璞為《爾雅》作注時進一步描述:,鰭屬也,體似鱘魚,尾如鯽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余,江中多有之。
江中多有之。如今,白鱀豚成為全球最瀕危的淡水豚,它們只生活於我國長江中下游幹流,延存至今約2500萬年,素有“活化石”之稱。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長江尚有400頭左右的白鱀豚,90年代末已不到100頭,如今則無法確切知道是否還有白鱀豚存活。
已經過去一個月了,人們依然沒有發現它的蹤跡。所有人都開始惴惴不安,在那些焦慮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一位年長的女士,原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研究室主任——陳佩薰。

意外的“來客”,一生的告別

陳佩薰今年79歲了,和長江為伴一生,如今的她雖雙鬢染白卻依然身形矯健,思維敏捷。陳老房間的窗微敞著,“北京的冬天,屋子裡太悶,外面又冷得刺骨,還是武漢的冬天比較舒服。”陳佩薰不無懷念地說。
我們的談話自然而然地從白鱀豚開始。

緣由

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白鱀豚在世界生物學研究中仍是一個空白。外國專家多次表示希望能來中國開展調研,哪怕是獲取一些血液和肌肉樣本,而當時我國對這種比大熊貓更古老、更稀有的物種也是一無所知。因此,中科院當即決定,成立白鱀豚研究小組。
“很矛盾,有點被逼上梁山的感覺”,這是陳佩薰被“點將”擔任白鱀豚研究組組長時的心境,“當時在水生哺乳動物領域,即便是開展淡水生物研究最為權威的中科院水生所,也還是一片空白”。時值1978年秋,陳佩薰51歲。
陳佩薰明白,承擔起白鱀豚物種的保護和繁殖研究工作,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
坐言起行,研究組成立那年冬天,陳佩薰就帶著三名組員開始了野外考察,沿著長江不知疲倦地搜尋著白鱀豚的身影,走訪漁民,查詢資料,打聽那些久遠的傳說。

初探

1980年1月11日晚,陳佩薰接到了一個來自城陵磯水產收購站的電話:“有漁民誤捕了一頭白鱀豚。”研究組的三名同事立刻請所里派來一輛吉普車,連夜奔赴湖南,陳佩薰則趕緊在水生所做養豚準備工作。受傷的白鱀豚頸背部留了兩個連通的、直徑4厘米、深8厘米的大洞,大家不敢怠慢,風雪兼程,將它運回了水生所。它就是我們熟悉的“淇淇”。
“就像見到了自己的孩子,”陳佩薰形容自己第一次見到淇淇時的激動,但淇淇的意外到來對陳佩薰和她的研究組而言,很有些“趕鴨子上架”的窘境。
“淇淇跟我們一起吃了很多苦。”
陳佩薰突然感覺自己對白鱀豚的了解一下子被打回到了原點——“連它吃什麼都不知道”。青菜、饅頭、瓜果、蟲子,甚至雕成魚形的蘿蔔,“試了好多,最後才確定,它只吃魚。”
到水生所10天后,淇淇背部的傷開始惡化。陳佩薰急壞了,費盡周折找來著名外科學家裘法祖的學生,帶了進口的青黴素過來消炎,“誰也不知道該怎么治”。最後他們嘗試給淇淇的傷口塗抹雲南白藥,縫了個背心包紮傷口,半年後,傷口竟然奇蹟般癒合了。
傷好後,淇淇被移至離水生所6公里的研究基地,說是基地,其實就是一片魚池。陳佩薰和她的同事就在邊上的一間二三十平方米的工棚里工作,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她天天跟年輕小伙子們一起騎腳踏車往返於研究基地和水生所,6公里的土路,一趟至少大半個鐘頭。“天晴一身灰,天雨一身泥”,大家輪班,24小時守護淇淇。
“淇淇身邊不能缺人,”逢年過節,陳佩薰就留下來陪伴淇淇,“我很感激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他很體諒我的工作,像我們這樣經常在野外工作的人,一走就是幾個月,他從無怨言。”
魚池是露天的,一到夏天,溫度高達30多攝氏度,淇淇的身上起了紫色的“疹子”。陳佩薰找人用卡車拖來冰塊倒進魚池,“一卡車冰丟進去,水溫才降了半度”,他們只能打開水池的進水管,不停地放水降溫。熬過酷暑又是寒冬,魚池在風口上,下雪颳風分外冷,陳佩薰從空軍購買了兩個大降落傘,給淇淇撐起了擋風棚……

名聲漸起

1980年,陳佩薰作為第一個被世界捕鯨委員會(IWC)邀請的中國專家赴英參加年會,會上她播放了淇淇的短片,震驚了世界,“受傷這么嚴重的白鱀豚能被救活太不可思議”。短短几分鐘的片子,被要求反覆放了三次。淇淇成了備受關注的明星。
“淇淇來的時候年紀小,體質好”,所以相對比較快地適應下來,成為人工飼養環境下成活時間超過1年、並不斷增長的唯一特例。這種唯一對淇淇而言,也意味著孤獨。
“淇淇對人的腳步、說話聲特別敏感,有人來了就顯得興奮,靠近人的位置快速遊動、翻騰,甚至用尾鰭打水。它會痴迷玩具,尤其是救生圈,它最喜歡把身體趴在救生圈上,或者鑽過去,玩瘋了連飯也不吃。”
4歲左右,淇淇開始進入青春期。1984年陳佩薰籌劃給淇淇尋找伴侶。在經過有關部門批准後,她找到自己信賴的學生,讓他立下“軍令狀”,帶領三個人組織漁民在三年時間內捕捉雌性白鱀豚。

備受關注

1986年,對於陳佩薰來說是“最好”的一年。中科院水生所首次採用科學方法成功捕捉到兩頭活體白鱀豚“珍珍”、“聯聯”;世界首屆“淡水豚類生物學及物種保護學術討論會”在武漢召開;白鱀豚被列入“瀕危種”,而在此之前僅列為“情況不明種”,專家們紛紛對陳佩薰所作的努力表達了敬意。
事與願違,用來和淇淇配對的珍珍在兩年半後突然死亡,這場費盡心機的“包辦婚姻”最終失敗,這也成為了陳佩薰心中最大的遺憾。

失去淇淇

2002年7月14日,這是陳佩薰永遠不願回憶的傷痛,“淇淇走了……”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又一次熱淚盈眶,哽咽失聲。
“醫生來叫我的時候,我已經有預感了,可是還是感到突然……我親手把它接來,也要親自送它離開。二十二年了,它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淇淇性格很溫柔,像一個紳士,聰明,討人喜歡……”陳佩薰回憶說,她當時深情撫摸淇淇身上她最鐘愛的灰色皮膚,不一會兒,淇淇緩緩閉上了雙眼。
“淇淇對科學的貢獻最大,我們誰都比不上它。”陳佩薰真誠地說。
在與淇淇朝夕相處的二十二年里,陳佩薰完成了我國第一部鯨類生物學與保護生物學專著《白鱀豚生物學飼養與保護》,此外她還編寫了科普讀物《珍稀動物白鱀豚》,與漫畫家趙嘉俊合作以連環畫的形式出版了少兒讀物《白鱀豚淇淇的故事》。
陳佩薰以她的執著和專注,耗盡畢生心血,向淇淇和它的夥伴們作了一次一生的告別。

廿載江風江雨,痴心如故

接手白鱀豚研究伊始,陳佩薰顧慮重重。對她來說,在魚類學領域奮鬥了二十多年,突然要轉到幾乎完全陌生的鯨類學領域,這是一個壓力;自己也不再是當年梁子湖畔的年輕人,精力自不可同日而語,這又是一個壓力。

1950年

陳佩薰畢業於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生物學系。之後,她跟隨秉志、伍獻文、劉建康三位生物學研究領域的大師學習。陳佩薰非常認真,在學習魚類解剖時,熟練到一條魚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將魚骨原封不動地拼回來。“那時候,流行學俄語,所能找到的文獻和資料都是俄文的。”她只能一邊學習語言,一邊了解魚類學的各種知識。
陳佩薰說:“我跟隨三位先生,不僅學習到紮實的科研業務知識,他們正直的為人、嚴謹的治學態度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1955年

陳佩薰來到梁子湖。時任課題魚類組組長的劉建康告訴她,科學研究不要跟在別人後面走,要創新,要認真,要有頭有尾。
梁子鎮四面環水,僅有一艘機船作為交通工具維繫著島上與陸地間的交流。鎮上沒有電話,“所有的通訊都是靠著人的兩條腿跑出來的”。從鎮上到所里,必須先坐船,再搭車,輾轉幾十里。鎮上的歲月單調枯燥,沒有娛樂活動,唯一能做的便是工作。晚上,鎮上沒有電,黑漆漆的一片,陳佩薰和同事們每人守著一盞煤氣燈,在昏暗的燈光下繼續著科研課題。就這樣,陳佩薰一呆就是三年。
那會兒,劉建康先生髮動大家學游泳,“我們搞水生生物研究的不會游泳對工作不便”,陳佩薰原來是個旱鴨子,經老師這一說硬是咬牙學了起來。
劉先生教大家把褲腿的一頭打上結,從另一頭往褲管里吹氣,就像做羊皮筏子那樣,褲管鼓起來,兩頭都扎結實,一個自製的“救生圈”就做好了。陳佩薰就是抱著“褲子”,學會了游泳。

1956年

陳佩薰發表了她的第一篇論文《梁子湖鯉魚鱗片年輪的標誌及其形成的時期》。
結束了梁子湖的工作,陳佩薰馬不停蹄地趕往上海崇明,參與“長江魚類生態調查”的研究課題。
那是陳佩薰首次獨立負責一個小組,手下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為了弄清每一種魚的生活習性,陳佩薰帶領著工作小組的成員們,往來穿梭於長江上,觀察、採樣、測試……
可是,誰會想到,這樣一個有經驗的魚類學研究者,竟然暈船。
“二三級風還能勉強支撐,一旦颳起大風,加之當時調研的船隻小,人根本就站不起來,”陳佩薰回憶,“可是,我是負責人,總不能坐在家裡指揮吧。”
一次,觀察船駛進鄱陽湖,突然風浪大作,陳佩薰吐過好幾回,躺倒了,“連翻動身子的力氣也沒有”。暈船的陳佩薰在船上常常一呆就是一個月,還要一邊搞科研,做調查,此中辛苦不足為外人道。
結束了十多年的野外工作後,陳佩薰等人抓緊時間整理長江魚類資料,就在大家興奮地等待著作出版的時候,“文革”的迫近打亂了所有人的腳步,科研工作停下來,每個人緊繃著神經迎接一波接一波的運動。

1972年

陳佩薰回到了水生所,伍獻文先生希望她把魚類生態學的研究工作抓起來。陳佩薰卻有些心灰意冷,她毫不隱瞞地說:“我其實不想搞了,做我們這種生物研究工作是不能斷的,斷了,之前的努力就都付諸東流,白費了。”
不過,陳佩薰謹記著老師的教誨“做事情,有始有終”。四年後,《長江魚類》出版。
觀察船又啟航了,沒有人是滿懷絕望地上路。
雖然白鱀豚的聲音在一點點遠去,雖然尋找的過程大抵是痛苦的,但是,因為我們心中的那份希望,和正在進行的種種努力,至少可以讓糾結已久的心情平靜下來。
就像陳佩薰所說的,“不能就這樣輕率地宣布白鱀豚已經滅絕,一種生物要判斷它滅絕,至少要在二十年內再沒有關於它出現的任何記錄……”這不是一個科學家的偏執,而是人類對於自己所失去的東西的珍視,那畢竟是一種我們無法承受的失去。
千萬年前的那個史前時代的地球,曾經是白鱀豚們的樂園;千萬年後的這個地球,卻杳杳不見白鱀豚的蹤影。“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此次組織尋找白鱀豚的更大意義,正是在於呼籲人類關注和保護像白鱀豚一樣瀕危的物種,為它們尋找一個最後的棲息地,也為人類尋找一個精神的棲息地。
陳佩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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