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田間

錢田間先生,安徽樅陽人,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田間先生原名秉鐙,字飲光,後更名澄之,字幼光,晚年自號田間老人,所以現在稱他為“田間先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錢田間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安徽樅陽
  • 性別:男
人物簡介,人物經歷,

人物簡介

先生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1612.05.30)。幼從父讀,十六歲為縣學學生,崇禎時考取秀才。弱冠時,一日御史某巡至安慶,大擺儀仗,威風顯赫,進謁孔廟,秀才都在門外迎接。先生突然上前擋住車,扯住帷帳,溺溲濺其衣。先生整衣畢,當眾揭發該人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卑鄙行為。該人原為魏忠賢餘黨,怕露老底,忍辱不敢追究此事。先生因此聲名大起。

人物經歷

先生身體魁偉,少有大志,好飲酒,喜談經世方略。崇禎末,復社、幾社興起。宣城有沈眉生,貴池有吳應箕,桐城(現樅陽縣、桐城市明清之時皆屬桐城縣)有先生、方文和方以智諸人。先生和陳子龍、夏允彝組織雲龍社,與東林遙接,和馬士英、阮大鋮抗爭。福王稱帝南京,馬士英、阮大鋮當權,通緝東林和復社人士。先生逃避武水錢仲馭家,不久福王朝廷覆滅。先生與錢仲馭起兵抗清,然而不幸兵敗震澤。仲馭戰死,先生夫人方氏、次子孺祺、女兒瑤池皆殉難。先生與長子法祖逃往福建。時唐王朱聿鍵稱帝福建,授先生任吉安府推官,不久改任延平府推官。唐王朝廷覆滅,先生遠赴廣西,投效桂王朱由榔,桂王授禮部主事。永曆三年(1649)經特試,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兼制誥,後因愛說直話遭排擠,其有詩記云:“志士終難辱,微官豈待驅。明朝拂衣去,幸謝李金吾”(黃山書社版《藏山閣集》第282頁)。乃化裝僧服,輾轉回到故鄉麥園,遂在田中築屋,隱居著書,自號田間老人。
康熙七年(1668),先生長子法祖被盜賊殺害,縣令胡必選隱瞞不敢追查賊人。先生據理力爭,胡必選反而庇護被告,導致被告竟然敢找先生尋仇。因此先生移居樅陽市內(今樅陽縣樅陽鎮),購置北山樓。先生晚年所著《易學》、《詩學》兩書,大半成於此樓,並留有名篇《北山樓記》。
先生卒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初一日(1693.09.30),享年八十二歲,葬桃花山麓周家山余家灣月形。“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為先生作《田間先生墓表》,今先生之墓尚存樅陽縣破罡桃花山麓。
先生一生著作宏富。詩、文約二百四十七萬字。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編審委員會,將先生著作作為國家重點古籍圖書立項。現在已經由安徽省黃山書社出版《錢澄之全集》,共七冊,依次為:《田間易學》一冊、《田間詩學》一冊、《莊屈合詁》一冊、《藏山閣集》一冊、《田間詩集》一冊、《田間文集》一冊、《所知錄》等一冊。
先生之文,博大精深,不僅記錄著本人的遭遇和感受,還對明末社會動亂的政治鬥爭予以無情鞭撻;對飽受兵禍災難的人民大眾,則無限同情。《南度論》、《閩論》、《粵論》三篇,筆力矯健,“蒼蒼莽莽,浩浩洋洋,氣勢魄力直匹《過秦論》”(黃山書社版《藏山閣集》第413頁)。先生之文,源於對社會與現實的深刻考察與研究,不僅飽涵濟世之志,且深具經世之略。先生之文風,一反明習,清新而膾炙人口,與方以智共同開創了“桐城派”之先河,史學界稱之為“桐城派”開山鼻祖。
先生之詩,沖淡深遠,出於自然,且在平淡中蘊藏著民族感情。先生不僅是嚴謹的文學大家,同時也是傑出的哲學家。代表作有《大水嘆》、《水夫謠》、《捕匠行》、《苦旱行》、《萊陽宋銓郡部死難歌》、《虔州死節歌》等。因此,先生之詩既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同時也是極為珍貴的文史史料。先生之詩不下萬首,由於所處的非常時代,傳世之作僅有三千餘首。二零零七年四月由安徽省社科院專家與民意評選出的“安徽省百名歷史文化名人之星”,先生位列其中。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將其頭像及生平,鐫刻在“星光大道”上,供人們永世瞻仰。
先生著作,先哲近賢,早有定評。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撰《錢澄之全集序》云:“方以智、錢澄之二家都是桐城人,在詩文方面,可以說是桐城文派、桐城詩派的先導。二家都是學人,就詩而論詩,則澄之的造詣,在方以智之上。”“在明福王朝,因避阮大鋮之禍,東走吳江,入浙入閩入粵入桂,所作載於藏山閣詩存中的,反映坎坷的遭遇,艱難的行役,以及山川勝概,風俗動態等等,沉沉顆頤,尤以紀載天時人事之變遷,南明抗清鬥爭可歌可泣的事跡和南明政權內部勾心鬥角之爭的作品,具有詩史價值。回鄉以後,隱居田園,躬耕勞動,堅持民族氣節,田間一集,即其晚期作品,風格與陶淵明為近”。“在同時代愛國遺民詩人中,澄之與吳嘉紀為同一類型,而與顧炎武之堅蒼質實學杜,屈大均之浪漫奇肆學李者,分樹旗幟,卓然大家。清初大詩人查慎行曾從澄之學詩,可見其影響之大。錢謙益、周簀、朱彝尊、姚文燮、鄭方坤、沈德潛、韓蓯諸名大家,備致推崇,可見世有定論。”“論桐城派古文,後海先河,澄之為崑崙之源,當無疑義。”
安徽大學朱一清教授在《田間詩學》介紹中說:“該書說詩不主一人,既不隨意漫測,也不主觀臆解,而是原本風雅和史實,力求得其‘至是至當’。這種實事求是的求實創新精神,成為全書一大特色。其主要特徵是:徵引資料,辨正詩義;竭力釋補,增加新意;積極創新,提出己見。-----田間詩學確是一部力求‘至是至當’,以發前人所未發的富有求實創新精神的學術著作,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持論精核。’實開清代樸學之先導。”
清代學者唐甄《序》曰:“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為用。晚年注易成詩成,意有未盡,復以莊繼易,以騷繼詩,二子精義,已暢於諸篇。--------夫善讀書者如腹藥,桂熱檗寒,其性相反,和而為劑,可以已疾。然則合二書而一之,不亦宜乎!”《序》中曰:“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光先生有焉。”“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莊》言高盪,所陶習者深矣。其為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為文,如泉之流,清瑩可監,甘潔可飲,縈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
清代詩人朱彝尊曾借用昔人評陶淵明語評價先生之詩,曰:“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彭君華教授(安徽大學出版社,《田間文集》點校者)在《田間文集》的整理說明中說:“通部文集,引據最多的就是易,其次是莊子、詩經。澄之以其所得深者無往而不施,亦無施而不可。其祟禎間擬上皇帝二書,所謂:‘由選舉,歷學校,教而後試之,試而後用之。’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人材教育體制。其所撰策議,涉及到文化教育、社會治安、工商稅務、財政金融等多方面的社會問題,都能‘指陳利害,深切事理’,表現出澄之的濟世之志,更可明白地看出澄之能不負所學,據以體察社會,研究現實,真正具有經世之略,絕不等同於紙上談兵,大而無當。”
先生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具有遠見卓識,在軍事戰略方面,亦同樣具有預見性分析與決策意見。湯華泉教授(安徽大學中文系)在《藏山閣集》整理說明中稱:“奏疏以擬上行在書、初至端州第一疏最為精彩。前一篇是入閩不久奏隆武帝的,在這篇奏疏中,作者透徹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總的態勢,各地義軍的動向及利害關係,行在所權臣鄭氏的心性、長短、衡、贛、湘戰略位置及軍事意義,提出了‘出閩、巡楚、蹕贛、協和魯國,團結鄭氏’的立國方略。這裡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有些還是帶有預見性的,如幾月後正如他的預料,南昌的金聲桓果然反正。只可惜行朝未能採納作者的建言,未能及時‘蹕贛’,而又與魯國失和,對鄭氏羈縻失策,最後導至唇亡齒寒,變生肘腋,迅速敗亡。------兩疏貫注了他的深謀熟慮、遠見卓識,是他懷抱經濟之策,在政治實踐上的光輝記錄。-----同時也顯現他具有堪當重任的才具。”
清末桐城學者姚永概為重印先生文集序云:“先生之文,才氣俊發,不可控抑,一掃明季之習。詩尤傑出,劉海峰歷朝詩選於吾縣之詩,登先生一人。”
諸偉奇研究員(安徽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任,負責《錢澄之全集》編刊)在談《所知錄》及對它的整理中說:“錢澄之終生不仕清廷,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人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清之際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親身參與了當時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與當時文壇很多重要人物都有過交往,且享年八十二歲,在清初知識層(尤其是‘遺民’)中行輩甚高,影響亦大。其一生著述宏富,------內容涉及哲學、文學、史學諸學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樹,其學術成就堪與黃(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顧(炎武)共相頡頏,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之一。”“《所所錄》文直事核,公正不偏、真實可靠,是錢氏著史所追求的準則。檢之史實,《所知錄》一書當之無愧。”
唐甄在為先生八十壽序中稱頌:“壽,人所尊也;文、學、名、節,世所貴也,四者難兼也。譬之於谷:士而不學,猶不耕也;學矣而不文,猶苗而不秀也;文矣而無節,猶秀而不實也;節矣而無名,猶食其谷而不傳其種也。四者而壽,尤難兼也。請又譬之:無是四者而壽,則為樗木卵石;有是四者而不壽,則為槿華蜉羽;有是四者而壽,是為黃金白玉。先生,其黃金白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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