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重楮輕論是中國宋元之際歷史學家馬端臨對鑄幣及紙幣的認識。馬端臨讚美銅錢，但不反對楮幣的流通。他指出： “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 銅雖無足貴，適用之物也; 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之，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 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文獻通考·自敘》)。
他把紙幣發生的原因歸結為運送便利及發行成本低，並可避免“犯銅”、“搜銅”等弊端。但他能通過對貨幣流通的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部分地拋棄了他對銅錢制度的迷戀，肯定紙幣流通的意義，已屬難能可貴。此外，馬端臨認為蓄錢志在流通，即貨幣貯藏者的目的是要在有利的場合使貨幣重新進人流通，由封建國家以立法禁止人們貯藏貨幣實無必要。他說，“蓄錢者志在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 (《文獻通考·錢幣一》)。在古代社會，人們貯藏貨幣的目的是較永久化地保藏價值，亦即把貨幣長期窖藏起來，儘可能使它不再進入流通。馬端臨把蓄錢一般地看作是志在流通，並用這一觀點來批判唐代蓄錢之禁，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不盡恰當。
與西漢以來的思想家一樣，馬端臨堅持貨幣發行權的集中與統一，並提出其須具備的條件。他認為銅、鐵、鉛、錫等貨幣材料搬運困難，而且銅、鐵錢的價值小而用途廣，不能不多選 “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這意味鑄幣權固應統一集中，而鑄錢監仍可分設各地。而紙幣卻應 “錢幣之權當出於上”，“造錢幣之司” 亦 “當歸於一” (《文獻通考·錢幣二》)。他認為南宋楮幣應集中在“行都印造” 發行，不應再讓川、湖等地“各自印造”川引、湖會等流通，以至造成各地通貨膨脹。他還指出，當時封建朝廷在兩淮、荊湖印造地方紙幣的 “初意”是“欲暫用而即廢”; 他譴責這種邪惡的意圖並指出，紙幣一旦“流落民間便成現鏹” (同前書)，何可任意作廢。這裡，把紙幣與 “現鏹” (銅錢) 等同起來雖不妥當，但他反對任意廢除紙幣給人民帶來的損害卻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