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金黴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傳
- 出版社：科學普及出版社
- 頁數：250頁
- 開本：16
- 品牌：科學普及出版社
- 作者：熊衛民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4663160, 7504663166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金黴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傳》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老科學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簡介
總序一
總序二
總序三
導言
第一章倔強少年
貧苦童年
吳江中學
第二章走向科學
流離徽鄂
借讀廣西
轉學聯大
畢業留所
第三章留學美國
機會難得
加州理工
新科博士
第四章歸國曆險
被扣東京
堅拒台北
獲釋歸國
第五章金黴素研究
任教浙大
調職改行
訪問蘇聯
第六章負責上海微生物研究所
籌建微生物生理研究室
在研究組的基礎上直接籌建研究所
合併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第七章微生物生物化學研究
己糖分解新途徑
葡萄糖異構酶
細菌轉化因子
廣州會議和十年規劃
第八章風雨長夜
“四清”運動
十年動亂
重被啟用
“五七”幹校
考察英、法
平反昭雪
第九章生物固氮研究
“文化大革命”後全國第一篇遺傳學論文
國際交流
自生固氮
共生因氮
晚霞夕照
結語機遇雖難得壯志終未酬
附錄一沈善炯年表
附錄二沈善炯主要論著目錄
附錄三《沈善炯自述》序
附錄四周元聰訪淡求
附錄五俞冠翹訪淡求
參考文獻
後記
總序一
總序二
總序三
導言
第一章倔強少年
貧苦童年
吳江中學
第二章走向科學
流離徽鄂
借讀廣西
轉學聯大
畢業留所
第三章留學美國
機會難得
加州理工
新科博士
第四章歸國曆險
被扣東京
堅拒台北
獲釋歸國
第五章金黴素研究
任教浙大
調職改行
訪問蘇聯
第六章負責上海微生物研究所
籌建微生物生理研究室
在研究組的基礎上直接籌建研究所
合併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第七章微生物生物化學研究
己糖分解新途徑
葡萄糖異構酶
細菌轉化因子
廣州會議和十年規劃
第八章風雨長夜
“四清”運動
十年動亂
重被啟用
“五七”幹校
考察英、法
平反昭雪
第九章生物固氮研究
“文化大革命”後全國第一篇遺傳學論文
國際交流
自生固氮
共生因氮
晚霞夕照
結語機遇雖難得壯志終未酬
附錄一沈善炯年表
附錄二沈善炯主要論著目錄
附錄三《沈善炯自述》序
附錄四周元聰訪淡求
附錄五俞冠翹訪淡求
參考文獻
後記
後記
從《我的科學生涯》到《沈善炯自述》，再到本書，12年內，沈善炯院士已先後有了三本傳記。而我所處的位置，則從熱心的讀者，到訪談、整理者，再到獨立的研究和撰寫者。之所以長年關注，並熱心地向人們推介沈先生，主要是因為他們這批為國計民生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值得被人們記住，而像他這種肯噙著熱淚反思歷史的，更是難能可貴。
作為當代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我特別重視1950年前後從海外留學歸國的這批科學家。他們的老師輩，雖然有科學造詣的人不少，其中一些還學貫中西，但由於戰亂頻紛、科研硬體太差，大多只能把精力投在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上，即使能因陋就簡開展一些實驗室工作，它們也只能是基礎性的和地域性的。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重視科學技術，對此增加了很多投入之後，他們的年歲已高，很難再親自動手做實驗了。而1950年前後歸國的這批科學家則是中國自清末新政、全面引進科學以來各種積極因素培育出來的高峰：他們受過較好的基礎教育（就科學素養而言，他們的老師比他們的老師的老師要強得多）；在海外求學期間，由於正逢世界科學技術革命，他們學到的是最新、最先進的東西。如果說他們的老師以及他們的老師的老師從西方引來了科學的種子，在中國的土壤上培育出一些科學的幼苗，甚至還使少量科學的植株開出了艷麗的花朵，那么，真正使科學在中國長大成林，並結出較多果實來的還是1950年前後歸國的這批科學家。“兩彈一星”的研製、多種疾病的控制、眾多良種的培育、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的落成……眾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科學、技術、工程問題，主要是在他們的主持或參與下得到解決的。
雖然這批科學家才幹突出，被賦予重任，但他們在國家的建設事業中並未居於主導地位，甚至連獨立性也沒能保持。作為團結或改造的對象，他們基本只被當工具使用，僅有建議之權利，論證之義務，並不參與決策。國家制度、政策的制訂，即便是關於科學、技術的，他們也通常無權主動置喙。他們必須接受過去立過功勞、學歷很低的老幹部，以及後者提拔的、學歷通常也不高的青年黨團員的領導。在這樣體制之下，政治壓倒科學，科研的國家目標壓倒學術目標。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的瞎指揮，耗費了科學家大量的精力，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耽誤了絕大多數科學英才10年以上的寶貴時間。在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時候未能盡展才華，甚至完全不能開展工作，使得他們儘管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卻難以如他們留在西方的同學、同行一樣，在登上科學高峰的同時，大力推動社會運動，既為科學發展又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和目標發生變化，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現代化為目標。沈善炯及同輩的許多海歸學者終於得到了國家的承認，有的還當上了學部委員，甚至成為了科學界的領導。可科學創新基本上是中青年的事業，而此時他們已經垂垂老矣。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們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到培養學生，尤其是研究生上。他們還和留在海外的同學李政道、吳瑞等人一道，推動國家建立更為開放的留學政策，大量派遣留學生，以重新追趕世界科學潮流。
自1979年開啟留學大潮以來，中國向西方派出了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最近十多年，在國家先後出台的“百人計畫”、“長江學者計畫”、“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等政策的吸引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優秀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希望這些新一代的海歸能繼承前輩的願望，大力促進科學、教育、經濟和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為當代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我特別重視1950年前後從海外留學歸國的這批科學家。他們的老師輩，雖然有科學造詣的人不少，其中一些還學貫中西，但由於戰亂頻紛、科研硬體太差，大多只能把精力投在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上，即使能因陋就簡開展一些實驗室工作，它們也只能是基礎性的和地域性的。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重視科學技術，對此增加了很多投入之後，他們的年歲已高，很難再親自動手做實驗了。而1950年前後歸國的這批科學家則是中國自清末新政、全面引進科學以來各種積極因素培育出來的高峰：他們受過較好的基礎教育（就科學素養而言，他們的老師比他們的老師的老師要強得多）；在海外求學期間，由於正逢世界科學技術革命，他們學到的是最新、最先進的東西。如果說他們的老師以及他們的老師的老師從西方引來了科學的種子，在中國的土壤上培育出一些科學的幼苗，甚至還使少量科學的植株開出了艷麗的花朵，那么，真正使科學在中國長大成林，並結出較多果實來的還是1950年前後歸國的這批科學家。“兩彈一星”的研製、多種疾病的控制、眾多良種的培育、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的落成……眾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科學、技術、工程問題，主要是在他們的主持或參與下得到解決的。
雖然這批科學家才幹突出，被賦予重任，但他們在國家的建設事業中並未居於主導地位，甚至連獨立性也沒能保持。作為團結或改造的對象，他們基本只被當工具使用，僅有建議之權利，論證之義務，並不參與決策。國家制度、政策的制訂，即便是關於科學、技術的，他們也通常無權主動置喙。他們必須接受過去立過功勞、學歷很低的老幹部，以及後者提拔的、學歷通常也不高的青年黨團員的領導。在這樣體制之下，政治壓倒科學，科研的國家目標壓倒學術目標。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的瞎指揮，耗費了科學家大量的精力，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耽誤了絕大多數科學英才10年以上的寶貴時間。在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時候未能盡展才華，甚至完全不能開展工作，使得他們儘管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卻難以如他們留在西方的同學、同行一樣，在登上科學高峰的同時，大力推動社會運動，既為科學發展又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和目標發生變化，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現代化為目標。沈善炯及同輩的許多海歸學者終於得到了國家的承認，有的還當上了學部委員，甚至成為了科學界的領導。可科學創新基本上是中青年的事業，而此時他們已經垂垂老矣。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們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到培養學生，尤其是研究生上。他們還和留在海外的同學李政道、吳瑞等人一道，推動國家建立更為開放的留學政策，大量派遣留學生，以重新追趕世界科學潮流。
自1979年開啟留學大潮以來，中國向西方派出了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最近十多年，在國家先後出台的“百人計畫”、“長江學者計畫”、“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等政策的吸引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優秀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希望這些新一代的海歸能繼承前輩的願望，大力促進科學、教育、經濟和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序言
科學能使許多原本“無用”的東西變成寶貴的資源，並通過技術把那些東西加工成對生活富有裨益的產品。它和解除枷鎖、釋放創造力的人權一樣，是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
15世紀以前，西方的科學尚處於古典形態，普遍還沒有與技術和生產結盟。在這樣的情況下，缺乏科學，但擁有眾多官營作坊的中國在運用自然知識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甚至表現得比西方文明還要出色。於是，長期以來，技術的傳播主要由東方流向西方。
15世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逐步擺脫了壓倒性的神權，重新發現了人的價值，一些商貿發達的城邦出現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萌芽，追求現世享受、關心技術革新的商人階級開始升入國家的權力機構。在新的社會氛圍的薰陶下，西方出現了達·文西（1452—1519）、哥倫布（1473—1543）、哥白尼（1473—1543）、馬丁·路德（1483—1546）、加爾文（1509—1564）、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克卜勒（1571—1630）、啥維（1578—1657）、洛克（1632—1704）、牛頓（1642—1727）、瓦特（1736—1819）、達爾文（1809—1882）等偉大人物，開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新航路的開闢、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等偉大事件……一句話，西方發展出了近代的人權和科學，進入了近代文明階段，變化得越來越快。
而此時的中國依然停留在中古階段。雖然在技術上仍有緩慢的發展，但國家的政治體制卻變得越來越專制。由於強烈地箝制言論，人們的創造力變得越來越低下。不但不能創造出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明形態，甚至連已被西方傳教士送到眼前的新的科學知識也不能真正吸收。於是中國被西方超越，並且被拋得越來越遠。
近代文明是一種擴張的文明。自1495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以來，西方人一直在往外擴張。他們一方面鳩占鵲巢，殺滅當地民族，占據原始文明的居所，在那些地方殖民；另一方面自立為王，打壓中古文明人，逼迫古代文明地區開闢市場，與他們通商。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占領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中東、印度等地之後，西方文明擴張到了中國。他們先是兩次派使節帶著西方先進的工業品，要求與中國通商。但傲慢的中國皇帝一方面把那些物品照單全收，另一方面竟然狂妄地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中國不但不肯和西方做生意，還公然藐視他們。
和平交涉的手段失敗後，西方開始向中國走私毒品，以這種罪惡的方式打開中國市場。眼見鴉片令國民贏弱、白銀外流，中國政府決定禁菸，並派兵沒收了西方毒品販子的鴉片，予以銷毀。西方對於中國夜郎自大、閉關自守的態度早已不滿，早就想遵循以往的做法，通過武力打開中國市場。現在機會找上門來了，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他們派了炮艦過來干涉。就這樣，尚處於中古時代的中國文明和以英國為代表的近代文明之間發生了第一次實質性的碰撞。
在這場被中國人稱為鴉片戰爭、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的碰撞中，雖然廣大中國官兵英勇壯烈、不屈不撓、視死如歸，但他們的大刀、長矛、弓箭、原始火炮打不到敵人，他們只有被屠殺的份。在現代文明的堅船利炮面前，古老的中華文明根本就不堪一擊。
於是割地、賠款，中國受盡屈辱。但幾千年以來龐大而專制的農業文明有著巨大的慣性，除了極少數有識之士以外，中國民眾和中國政府並沒有被炮聲所真正震醒，他們依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依然不肯學習西方，依然在老路上原地踏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幾乎沒有出現任何變革。
10多年後，西方人發現，已經獲得的五口通商等條件依然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於是他們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並要求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以便交流。但中國政府、甚至中國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肯跟他們打交道。在和平交涉無門、處處碰壁之後，為了修改條約，以英、法兩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次找藉口向中國發動了戰爭。經過10多年的飛速發展，西方變得更強大了，而在太平天國的衝擊下，古老的中華文明則更加贏弱，於是中國又一次一敗塗地。英法聯軍不但把戰火燒到了天津、北京等中國的心臟地區，還趕跑中國皇帝，並燒毀了他所珍愛的圓明園。
中國又一次簽訂城下之盟，又一次割地、賠款，又一次蒙受巨大恥辱。這一次的恥辱終於令部分務實的中國新權貴警醒。他們開始發動“自強運動”，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不動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進一些西方的先進技術，尤其是兵器製造技術。他們甚至還向西方派出了少量的留學幼童，雖然僅僅過了幾年、沒等他們完成學業就把他們全部召了回來。就這樣，在與西方文明發生實質性碰撞20年之後，中國文明終於開始了其近代化進程。
但相對近鄰日本而言，中國的近代化推進得太不徹底、太緩慢、太沒有效率。日本也是直到1853年遭到西方攻擊之後才開始認識近代文明，但它並沒有像中國一樣拒絕接受現實，而是馬上認識到了自己和西方的巨大差距，從此之後，它開始認真學習西方。它並不鼓吹什麼“和學為體”，而是直接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西方的科學，還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甚至還學習西方的掠奪行徑。日本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就初步實現了近代化。隨即，它把掠奪的目標對準了中國。1894年，中日開戰，洋務派辛苦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又一次慘敗，又一次割地、賠款、喪失尊嚴。
小小的、一直被視為中國的學生的日本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就超過了比它龐大得多的中國，這個事實太令人震驚了。為了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甲午戰爭之後，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痛定思痛，決心向敵國日本學習，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希望一通而百通，從此之後，中國能像日本一樣全面地、高效率地學習西方。但短視的清朝貴族太拘泥於眼前的既得利益，為了保住那一點點東西，他們發動政變，輕而易舉地葬送了維新運動。沒過多久，順著部分底層民眾盲目排外的潮流，他們向干涉過他們的政變行動的諸多強國同時宣戰。那些強國組成八國聯軍，又一次不費吹灰之力地打到北京，又一次讓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及其家族變成喪家之犬。
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之後，威信幾近消失的清朝政府終於決定推行“新政”，從上至下發動政治體制改革，比較徹底地推行維新派先前擬訂的那些改革舉措。雖然由於公信力散失，他們很快就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外內夾攻下丟掉了政權，但新的制度在名義上還是基本被以後的政府沿襲了下來——儘管對憲政的執行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說，進入20世紀之後，學習西方的科學、學習西方的文明終於開始成為中國的一項國策。
20世紀初，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開始到國外留學，開始全面地學習西方的工程、技術、科學，等等。雖然這些人由於在出國前沒有接觸過現代科學，根底較差，故而通常並沒有從國外獲得較高的學位，但他們回國之後，仍把西方文明，尤其是科學的種子傳遞給了他們的學生一代，使得他們的學生在青少年階段就能接觸到現代科學。
而他們的學生再到國外留學時，就有能力學習和研究前沿的科學，並取得較高的學位。主要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留學生中出現了一批在前沿科學領域嶄露頭角的學者，比如翁文灝、竺可楨、吳憲、莊長恭、李汝祺、楊石先、楊武之、林可勝、吳有訓、葉企孫、羅宗洛、曾昭掄、黃子卿、高崇熙、周培源、趙忠堯、傅鷹、王淦昌、吳大猷，他們在國外取得了優秀的成果，並獲得博士學位。
二三十年代從海外獲得博士學位的這代專家也先後回國任教。在這些明師的悉心教導以及他們所營造出來的學術氛圍的薰陶下，新一代學生在出國之前就已經接觸到了學術的前沿。獲得留學機會之後，他們利用國外優秀的研究條件，取得了更高的學術成就：一直滯留海外的，有不少獲得了世界最高科學獎項，走入了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行列。學成回到祖國的，一方面在政治運動不斷、物質條件很差的困難環境中致力研究，另一方面，為中國培養了大量的科學人才；他們和他們的學生一道，不但解決了大量國計民生的問題，還使中國本土建立起了完整的學科體系，並且開始出現優秀的科學成果，從而使科學在中國真正實現了本土化。
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陳省身、吳健雄、林家翹、李卓浩等是前一類人的代表，而華羅庚、錢學森、馮德培、王應睞、談家楨、黃昆、吳文俊、劉東生、葉篤正、朱光亞、鄒承魯以及本書的主人公——以金黴素生物合成、微生物生化、固氮基因研究等在國內做出的成就而聞名於世的沈善炯是後一類人中的佼佼者。
沈善炯於1917年生於江蘇吳江，本為一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因勤奮好學，受諸多師長的青睞和資助，得以在戰亂流離中完成大學學業，並獲得寶貴的留學機會，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深造，在世界一流的實驗室習得最先進的科學知識、實驗技能和科學的方法和精神。1950年年底，他歷經險阻、克服巨大障礙回到日思夜想的新中國，很快得到重用，先在浙江大學任教，後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應國家之需求，他從零起步組建研究隊伍，投身於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抗生素研究。上海、北京多家科研、生產機構經通力協作，迅速取得成就，而沈善炯所負責的金黴素生物合成研究，更是名列前茅，達到了國際水平。金黴素的科研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他熱衷於微生物的基礎理論研究。1960年，中國科學院決定在上海建立一個以基礎研究為主的微生物研究所，沈善炯被任命為負責人。他夙興夜寐，帶領學生、同事忘我地工作，很快又在生物化學遺傳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惜的是，良宵易逝、好景不長，先是研究所因國家經濟困難而被歸併入他所，然後，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為暗箭所傷，被迫脫離科研一線。期間，他遭遇了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殘酷折磨一長達十晝夜的刑訊逼供、失去大便能力，只能用手一塊一塊向外摳、不打麻藥直接在脖子上開刀，等等，悲慘之狀，讓人不忍複述。可他卻寧願選擇自殺，也不肯承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更不肯亂咬、出賣他人……長達十年的漫漫長夜終於過去，隨著“四人幫”下台，“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華巨輪有了新的航向。科學開始進入“春天”，而他的冤屈也得到平反。由於新一代科學家尚難堪重任，他雖然年屆六旬，仍不得不發揮著餘熱，奮戰在科研第一線。他又一次赴美國進修，又一次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又一次取得新的成就，在幾年的時間內即使自己的實驗室成了國際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實驗室。
儘管從20世紀50年代即開始享有國際聲譽，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先後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美國南加州華人工程師和科學家協會傑出成就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校友獎、陳嘉庚生命科學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重要獎勵，並培養了包括兩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內的眾多優秀學生，可到晚年時，沈善炯卻自認為根本就不夠資格稱為“科學家”——跟他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老師、同學比，他取得的成就確實要遜色一些。他為什麼能夠成長為傑出的人才？為何後來又壯志未酬，沒能盡展自己的才華，取得與留在海外的老師、同學類似的突出成就？這是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此，沈善炯提交過自己的思考。2001年，他出版了《我的科學生涯》一書；2002年，發表長文《機遇》。2009年，筆者又協助他整理了《沈善炯自述》一書。在這些回憶錄中，他直抒胸臆，將自己的“奮鬥經歷、愛恨情仇，宣洩在文字中”，不僅感激給過自己滴水之恩的好人，批判給國家、民族和自己帶來厄運的“壞人”，還深入解剖了自己。這些嘔心瀝血講真話的作品，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帶來精神上的震撼。但它們主要立足於政治運動對工作和生活的干擾，對科研和教育工作記載得非常簡略；在少量談及科研的文字中，說的主要是學生的功勞，對他自己的貢獻，反映得很是不足。由於建立在當事人的記憶和情感的基礎之上，這些作品難免還有一些不確切之處。
筆者於2003年與沈善炯先生結識，過從甚多，感於他為人之正直與經歷之豐富，早就有心為他撰寫傳記，將他的經驗和教訓更為深入地展示給公眾。為此，除多次訪談他本人外，還訪談了他周圍的一些人。2010年夏天，“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啟動，以系統收集老科學家的學術成長資料，真實展示新中國科技發展的歷程。受項目委託，筆者正式開展了對沈先生的資料採集和傳記研究工作。出於對筆者的信任，沈先生比較配合。經過努力，我們收集到了包括沈先生的國家自然科學獎章、學部委員證書、職稱評定證書在內的不少珍貴實物，包括其回憶錄、論文、雜文、手稿、書信、科研和文書檔案在內的不少有價值的文獻，並對他和他的同學（如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前所長鄭哲敏院士）、學生（如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朱家璧）、朋友（如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前副主任薛攀皋高級工程師）等進行了補充訪談_—有的只有錄音，有的還含錄像。而本書就是我們這些採集成果的集中體現。應當說，工作進展得相當順利。略有遺憾的是，雖得到了植物生理研究所領導的熱情幫助，筆者仍未能如願查閱到沈先生的人事檔案；由於沈先生本人年歲已高，記憶力大不如前，他也很難再提供新的回憶和史料了。這是筆者在介紹沈先生早年的經歷時，不得不較多地使用自己在整理《沈善炯自述》時用過的那些資料的原因。
除檔案文獻和當事人口述之外，本書還建立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之上。考察過的現場除他的家庭和工作場所外，還包括他的出生地和就讀過的一些學校。較之沈先生自己的回憶錄，本書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在大量科研和文書檔案的支持下，本書突出了他從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之後共約50年的科研工作，內容應當說是更為廣泛和充實了，對科研之外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時間點，往往也交代得更為準確。
本書立足於回答沈善炯如何成才、為何壯志未酬這兩個問題，以時間為主線，分九章展開介紹他的人生。前面三章分別介紹他的中國小、大學和博士研究生階段。第四章介紹他受麥卡錫主義迫害，在歸國途中遭駐日美軍非法扣留的經歷。第五、六、七章介紹他20世紀50～60年代先後在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過程，以及60年代他帶領學生研究微生物生化的情形及取得的成就。第八章談他在“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經歷。第九章介紹改革開放以後，他以60餘歲高齡重新出國充電，在國內開創生物固氮遺傳這個新興領域，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歷程。然後是簡短的結語和幾個附錄——對他的學生和朋友的訪談、他的主要科研論文目錄、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的主要成果。
在書稿付梓之際，謹在此感謝我的受訪人，除傳主沈善炯院士本人外，還包括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洪孟民院士、朱家璧研究員、俞冠翹研究員、羅利副研究員，力學研究所鄭哲敏院士，微生物研究所程光勝研究員，上海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施履吉院士、周元聰研究員和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薛攀皋高級工程師。朱家璧研究員不但接受我的訪問，還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
在查資料的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文書檔案處潘若男老師、黃麗榮老師、吳雙老師，中國科學院檔案館李麗雲老師，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檔案室倪瑞蓮老師，上海植物生理與生態研究所黨委李小騮書記以及上海市檔案館的一些老師都曾給我提供過方便。
上海教育出版社隋淑光博士和我一起訪談、研究沈善炯先生。他整理了我們所收集資料的目錄和眾多的訪談稿，並將部分文獻製成了資料卡片，為書稿的撰寫提供了重要幫助。
書稿最終是在英國完成的。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霍普伍德（Nick Hopwood）博士理解、支持我的工作，李約瑟研究所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教授、莫菲特（John Moffett）先生、貝內特（Susan Bennett）女士給我提供了清靜幽雅、寬敞明亮的辦公場所。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熊衛民
15世紀以前，西方的科學尚處於古典形態，普遍還沒有與技術和生產結盟。在這樣的情況下，缺乏科學，但擁有眾多官營作坊的中國在運用自然知識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甚至表現得比西方文明還要出色。於是，長期以來，技術的傳播主要由東方流向西方。
15世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逐步擺脫了壓倒性的神權，重新發現了人的價值，一些商貿發達的城邦出現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萌芽，追求現世享受、關心技術革新的商人階級開始升入國家的權力機構。在新的社會氛圍的薰陶下，西方出現了達·文西（1452—1519）、哥倫布（1473—1543）、哥白尼（1473—1543）、馬丁·路德（1483—1546）、加爾文（1509—1564）、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克卜勒（1571—1630）、啥維（1578—1657）、洛克（1632—1704）、牛頓（1642—1727）、瓦特（1736—1819）、達爾文（1809—1882）等偉大人物，開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新航路的開闢、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等偉大事件……一句話，西方發展出了近代的人權和科學，進入了近代文明階段，變化得越來越快。
而此時的中國依然停留在中古階段。雖然在技術上仍有緩慢的發展，但國家的政治體制卻變得越來越專制。由於強烈地箝制言論，人們的創造力變得越來越低下。不但不能創造出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明形態，甚至連已被西方傳教士送到眼前的新的科學知識也不能真正吸收。於是中國被西方超越，並且被拋得越來越遠。
近代文明是一種擴張的文明。自1495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以來，西方人一直在往外擴張。他們一方面鳩占鵲巢，殺滅當地民族，占據原始文明的居所，在那些地方殖民；另一方面自立為王，打壓中古文明人，逼迫古代文明地區開闢市場，與他們通商。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占領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中東、印度等地之後，西方文明擴張到了中國。他們先是兩次派使節帶著西方先進的工業品，要求與中國通商。但傲慢的中國皇帝一方面把那些物品照單全收，另一方面竟然狂妄地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中國不但不肯和西方做生意，還公然藐視他們。
和平交涉的手段失敗後，西方開始向中國走私毒品，以這種罪惡的方式打開中國市場。眼見鴉片令國民贏弱、白銀外流，中國政府決定禁菸，並派兵沒收了西方毒品販子的鴉片，予以銷毀。西方對於中國夜郎自大、閉關自守的態度早已不滿，早就想遵循以往的做法，通過武力打開中國市場。現在機會找上門來了，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他們派了炮艦過來干涉。就這樣，尚處於中古時代的中國文明和以英國為代表的近代文明之間發生了第一次實質性的碰撞。
在這場被中國人稱為鴉片戰爭、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的碰撞中，雖然廣大中國官兵英勇壯烈、不屈不撓、視死如歸，但他們的大刀、長矛、弓箭、原始火炮打不到敵人，他們只有被屠殺的份。在現代文明的堅船利炮面前，古老的中華文明根本就不堪一擊。
於是割地、賠款，中國受盡屈辱。但幾千年以來龐大而專制的農業文明有著巨大的慣性，除了極少數有識之士以外，中國民眾和中國政府並沒有被炮聲所真正震醒，他們依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依然不肯學習西方，依然在老路上原地踏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幾乎沒有出現任何變革。
10多年後，西方人發現，已經獲得的五口通商等條件依然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於是他們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並要求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以便交流。但中國政府、甚至中國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肯跟他們打交道。在和平交涉無門、處處碰壁之後，為了修改條約，以英、法兩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次找藉口向中國發動了戰爭。經過10多年的飛速發展，西方變得更強大了，而在太平天國的衝擊下，古老的中華文明則更加贏弱，於是中國又一次一敗塗地。英法聯軍不但把戰火燒到了天津、北京等中國的心臟地區，還趕跑中國皇帝，並燒毀了他所珍愛的圓明園。
中國又一次簽訂城下之盟，又一次割地、賠款，又一次蒙受巨大恥辱。這一次的恥辱終於令部分務實的中國新權貴警醒。他們開始發動“自強運動”，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不動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進一些西方的先進技術，尤其是兵器製造技術。他們甚至還向西方派出了少量的留學幼童，雖然僅僅過了幾年、沒等他們完成學業就把他們全部召了回來。就這樣，在與西方文明發生實質性碰撞20年之後，中國文明終於開始了其近代化進程。
但相對近鄰日本而言，中國的近代化推進得太不徹底、太緩慢、太沒有效率。日本也是直到1853年遭到西方攻擊之後才開始認識近代文明，但它並沒有像中國一樣拒絕接受現實，而是馬上認識到了自己和西方的巨大差距，從此之後，它開始認真學習西方。它並不鼓吹什麼“和學為體”，而是直接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西方的科學，還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甚至還學習西方的掠奪行徑。日本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就初步實現了近代化。隨即，它把掠奪的目標對準了中國。1894年，中日開戰，洋務派辛苦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又一次慘敗，又一次割地、賠款、喪失尊嚴。
小小的、一直被視為中國的學生的日本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就超過了比它龐大得多的中國，這個事實太令人震驚了。為了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甲午戰爭之後，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痛定思痛，決心向敵國日本學習，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希望一通而百通，從此之後，中國能像日本一樣全面地、高效率地學習西方。但短視的清朝貴族太拘泥於眼前的既得利益，為了保住那一點點東西，他們發動政變，輕而易舉地葬送了維新運動。沒過多久，順著部分底層民眾盲目排外的潮流，他們向干涉過他們的政變行動的諸多強國同時宣戰。那些強國組成八國聯軍，又一次不費吹灰之力地打到北京，又一次讓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及其家族變成喪家之犬。
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之後，威信幾近消失的清朝政府終於決定推行“新政”，從上至下發動政治體制改革，比較徹底地推行維新派先前擬訂的那些改革舉措。雖然由於公信力散失，他們很快就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外內夾攻下丟掉了政權，但新的制度在名義上還是基本被以後的政府沿襲了下來——儘管對憲政的執行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說，進入20世紀之後，學習西方的科學、學習西方的文明終於開始成為中國的一項國策。
20世紀初，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開始到國外留學，開始全面地學習西方的工程、技術、科學，等等。雖然這些人由於在出國前沒有接觸過現代科學，根底較差，故而通常並沒有從國外獲得較高的學位，但他們回國之後，仍把西方文明，尤其是科學的種子傳遞給了他們的學生一代，使得他們的學生在青少年階段就能接觸到現代科學。
而他們的學生再到國外留學時，就有能力學習和研究前沿的科學，並取得較高的學位。主要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留學生中出現了一批在前沿科學領域嶄露頭角的學者，比如翁文灝、竺可楨、吳憲、莊長恭、李汝祺、楊石先、楊武之、林可勝、吳有訓、葉企孫、羅宗洛、曾昭掄、黃子卿、高崇熙、周培源、趙忠堯、傅鷹、王淦昌、吳大猷，他們在國外取得了優秀的成果，並獲得博士學位。
二三十年代從海外獲得博士學位的這代專家也先後回國任教。在這些明師的悉心教導以及他們所營造出來的學術氛圍的薰陶下，新一代學生在出國之前就已經接觸到了學術的前沿。獲得留學機會之後，他們利用國外優秀的研究條件，取得了更高的學術成就：一直滯留海外的，有不少獲得了世界最高科學獎項，走入了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行列。學成回到祖國的，一方面在政治運動不斷、物質條件很差的困難環境中致力研究，另一方面，為中國培養了大量的科學人才；他們和他們的學生一道，不但解決了大量國計民生的問題，還使中國本土建立起了完整的學科體系，並且開始出現優秀的科學成果，從而使科學在中國真正實現了本土化。
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陳省身、吳健雄、林家翹、李卓浩等是前一類人的代表，而華羅庚、錢學森、馮德培、王應睞、談家楨、黃昆、吳文俊、劉東生、葉篤正、朱光亞、鄒承魯以及本書的主人公——以金黴素生物合成、微生物生化、固氮基因研究等在國內做出的成就而聞名於世的沈善炯是後一類人中的佼佼者。
沈善炯於1917年生於江蘇吳江，本為一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因勤奮好學，受諸多師長的青睞和資助，得以在戰亂流離中完成大學學業，並獲得寶貴的留學機會，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深造，在世界一流的實驗室習得最先進的科學知識、實驗技能和科學的方法和精神。1950年年底，他歷經險阻、克服巨大障礙回到日思夜想的新中國，很快得到重用，先在浙江大學任教，後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應國家之需求，他從零起步組建研究隊伍，投身於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抗生素研究。上海、北京多家科研、生產機構經通力協作，迅速取得成就，而沈善炯所負責的金黴素生物合成研究，更是名列前茅，達到了國際水平。金黴素的科研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他熱衷於微生物的基礎理論研究。1960年，中國科學院決定在上海建立一個以基礎研究為主的微生物研究所，沈善炯被任命為負責人。他夙興夜寐，帶領學生、同事忘我地工作，很快又在生物化學遺傳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惜的是，良宵易逝、好景不長，先是研究所因國家經濟困難而被歸併入他所，然後，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為暗箭所傷，被迫脫離科研一線。期間，他遭遇了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殘酷折磨一長達十晝夜的刑訊逼供、失去大便能力，只能用手一塊一塊向外摳、不打麻藥直接在脖子上開刀，等等，悲慘之狀，讓人不忍複述。可他卻寧願選擇自殺，也不肯承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更不肯亂咬、出賣他人……長達十年的漫漫長夜終於過去，隨著“四人幫”下台，“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華巨輪有了新的航向。科學開始進入“春天”，而他的冤屈也得到平反。由於新一代科學家尚難堪重任，他雖然年屆六旬，仍不得不發揮著餘熱，奮戰在科研第一線。他又一次赴美國進修，又一次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又一次取得新的成就，在幾年的時間內即使自己的實驗室成了國際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實驗室。
儘管從20世紀50年代即開始享有國際聲譽，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先後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美國南加州華人工程師和科學家協會傑出成就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校友獎、陳嘉庚生命科學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重要獎勵，並培養了包括兩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內的眾多優秀學生，可到晚年時，沈善炯卻自認為根本就不夠資格稱為“科學家”——跟他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老師、同學比，他取得的成就確實要遜色一些。他為什麼能夠成長為傑出的人才？為何後來又壯志未酬，沒能盡展自己的才華，取得與留在海外的老師、同學類似的突出成就？這是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此，沈善炯提交過自己的思考。2001年，他出版了《我的科學生涯》一書；2002年，發表長文《機遇》。2009年，筆者又協助他整理了《沈善炯自述》一書。在這些回憶錄中，他直抒胸臆，將自己的“奮鬥經歷、愛恨情仇，宣洩在文字中”，不僅感激給過自己滴水之恩的好人，批判給國家、民族和自己帶來厄運的“壞人”，還深入解剖了自己。這些嘔心瀝血講真話的作品，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帶來精神上的震撼。但它們主要立足於政治運動對工作和生活的干擾，對科研和教育工作記載得非常簡略；在少量談及科研的文字中，說的主要是學生的功勞，對他自己的貢獻，反映得很是不足。由於建立在當事人的記憶和情感的基礎之上，這些作品難免還有一些不確切之處。
筆者於2003年與沈善炯先生結識，過從甚多，感於他為人之正直與經歷之豐富，早就有心為他撰寫傳記，將他的經驗和教訓更為深入地展示給公眾。為此，除多次訪談他本人外，還訪談了他周圍的一些人。2010年夏天，“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啟動，以系統收集老科學家的學術成長資料，真實展示新中國科技發展的歷程。受項目委託，筆者正式開展了對沈先生的資料採集和傳記研究工作。出於對筆者的信任，沈先生比較配合。經過努力，我們收集到了包括沈先生的國家自然科學獎章、學部委員證書、職稱評定證書在內的不少珍貴實物，包括其回憶錄、論文、雜文、手稿、書信、科研和文書檔案在內的不少有價值的文獻，並對他和他的同學（如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前所長鄭哲敏院士）、學生（如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朱家璧）、朋友（如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前副主任薛攀皋高級工程師）等進行了補充訪談_—有的只有錄音，有的還含錄像。而本書就是我們這些採集成果的集中體現。應當說，工作進展得相當順利。略有遺憾的是，雖得到了植物生理研究所領導的熱情幫助，筆者仍未能如願查閱到沈先生的人事檔案；由於沈先生本人年歲已高，記憶力大不如前，他也很難再提供新的回憶和史料了。這是筆者在介紹沈先生早年的經歷時，不得不較多地使用自己在整理《沈善炯自述》時用過的那些資料的原因。
除檔案文獻和當事人口述之外，本書還建立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之上。考察過的現場除他的家庭和工作場所外，還包括他的出生地和就讀過的一些學校。較之沈先生自己的回憶錄，本書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在大量科研和文書檔案的支持下，本書突出了他從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之後共約50年的科研工作，內容應當說是更為廣泛和充實了，對科研之外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時間點，往往也交代得更為準確。
本書立足於回答沈善炯如何成才、為何壯志未酬這兩個問題，以時間為主線，分九章展開介紹他的人生。前面三章分別介紹他的中國小、大學和博士研究生階段。第四章介紹他受麥卡錫主義迫害，在歸國途中遭駐日美軍非法扣留的經歷。第五、六、七章介紹他20世紀50～60年代先後在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過程，以及60年代他帶領學生研究微生物生化的情形及取得的成就。第八章談他在“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經歷。第九章介紹改革開放以後，他以60餘歲高齡重新出國充電，在國內開創生物固氮遺傳這個新興領域，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歷程。然後是簡短的結語和幾個附錄——對他的學生和朋友的訪談、他的主要科研論文目錄、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的主要成果。
在書稿付梓之際，謹在此感謝我的受訪人，除傳主沈善炯院士本人外，還包括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洪孟民院士、朱家璧研究員、俞冠翹研究員、羅利副研究員，力學研究所鄭哲敏院士，微生物研究所程光勝研究員，上海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施履吉院士、周元聰研究員和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薛攀皋高級工程師。朱家璧研究員不但接受我的訪問，還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
在查資料的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文書檔案處潘若男老師、黃麗榮老師、吳雙老師，中國科學院檔案館李麗雲老師，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檔案室倪瑞蓮老師，上海植物生理與生態研究所黨委李小騮書記以及上海市檔案館的一些老師都曾給我提供過方便。
上海教育出版社隋淑光博士和我一起訪談、研究沈善炯先生。他整理了我們所收集資料的目錄和眾多的訪談稿，並將部分文獻製成了資料卡片，為書稿的撰寫提供了重要幫助。
書稿最終是在英國完成的。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霍普伍德（Nick Hopwood）博士理解、支持我的工作，李約瑟研究所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教授、莫菲特（John Moffett）先生、貝內特（Susan Bennett）女士給我提供了清靜幽雅、寬敞明亮的辦公場所。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熊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