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鳳德，男，1944年生，朝鮮族，東北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鳳德
- 民族：朝鮮族
- 出生日期：1944年生
- 畢業院校：吉林大學
- 性別：男
個人簡介,個人經歷,重要論述,著作,論文,科研項目,社會評價,
個人簡介
金鳳德，男，1944年生，朝鮮族。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世界經濟日本經濟專業，獲碩士學位。通曉朝鮮語、日本語，懂蒙古語，東北亞問題知名專家。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遼寧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大連市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滿洲里市政府經濟顧問。用中文、英文、日文發表論文數十篇，在日韓學術界有廣泛影響。承擔過科技部、遼寧省、大連市研究課題多項。出版著作11部。主講課程有世界經濟概論、世界經濟前沿、東亞經濟、韓國經濟等。
個人經歷
1958年9月——1964年8月 內蒙古通遼市第二中學讀國中、高中並畢業。
1964年9月----1968年9月 中共內蒙古黨校 師資班，學習毛澤東著作，攻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1968年9月----1970年3月 北京軍區4663部隊軍墾“接受再教育”。
1970年3月----1973年6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農機修造廠做工、車間主任
1973年6月----1976年7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宣傳部幹事
1976年7月----1980年8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五七”幹校、黨校，黨委副書記、教務長。
1980年9月----1983年8月 吉林大學攻讀研究生 世界經濟日本經濟專業。畢業並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3年9月----今，在東北財經大學從事科研和教學。先後任該校（學校直屬）經濟研究所亞太室主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64年9月----1968年9月 中共內蒙古黨校 師資班，學習毛澤東著作，攻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1968年9月----1970年3月 北京軍區4663部隊軍墾“接受再教育”。
1970年3月----1973年6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農機修造廠做工、車間主任
1973年6月----1976年7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宣傳部幹事
1976年7月----1980年8月 內蒙古科左後旗“五七”幹校、黨校，黨委副書記、教務長。
1980年9月----1983年8月 吉林大學攻讀研究生 世界經濟日本經濟專業。畢業並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3年9月----今，在東北財經大學從事科研和教學。先後任該校（學校直屬）經濟研究所亞太室主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外訪學經歷：
1992年9月----1993年3月，在日本北九州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
1998年5月20日----6月10日，在法國洛林礦學院攻讀“產業轉型碩士研究生班”。並獲續讀清華大學“產業轉型碩士研究生班”資格。
2002年4月1日----9月30日，在日本廣島修道大學做課座教授（客員教授），講授中國經濟、中國區域經濟、東北亞經濟。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日本滋賀大學做聘請教授，講授中國經濟、東亞經濟、中國文獻研究。
2008年9月——2009年9月，在韓國昌原國立大學做聘請教授，講授中國經濟，東亞經濟。
1998年5月20日----6月10日，在法國洛林礦學院攻讀“產業轉型碩士研究生班”。並獲續讀清華大學“產業轉型碩士研究生班”資格。
2002年4月1日----9月30日，在日本廣島修道大學做課座教授（客員教授），講授中國經濟、中國區域經濟、東北亞經濟。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日本滋賀大學做聘請教授，講授中國經濟、東亞經濟、中國文獻研究。
2008年9月——2009年9月，在韓國昌原國立大學做聘請教授，講授中國經濟，東亞經濟。
重要論述
[1]《如何看待我國特大城市工農業生產“翻兩番”的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情況簡報》，1985年3月9日。
文章認為，“在編制長期規劃時，要特別注意特大城市的產業結構和工農業發展速度問題。”“今後我國特大城市三種產業的發展，最快的應是第三產業，其次才是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我國的特大城市統統建成工業城市。”
“我國的特大城市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其“作為對外進行經濟交流的視窗和國內物資集散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樞紐和人才薈萃之地，……發展第三產業不但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且潛力甚大。”
“當然，這決不是說特大城市就不要發展工業了。完全相反，決不能放鬆特大城市的工業發展。但必須指出，今後特大城市的工業必須注意建立典型的‘城市型’工業結構，這種工業產業應具備這樣的綜合特點：知識技術密集和勞動密集、能源資源低耗、省地、淨產值高。而對那些雖然工業產值很高的但不符合上述原則的工業企業，禁止新建，對現有的要限制發展，有條件的要逐步轉移”。否則，“我們在工業和城市布局上很可能不是尋求集聚利益，而是自討集聚弊害”，“重犯類似人口問題的歷史性錯誤”。
“當然，這決不是說特大城市就不要發展工業了。完全相反，決不能放鬆特大城市的工業發展。但必須指出，今後特大城市的工業必須注意建立典型的‘城市型’工業結構，這種工業產業應具備這樣的綜合特點：知識技術密集和勞動密集、能源資源低耗、省地、淨產值高。而對那些雖然工業產值很高的但不符合上述原則的工業企業，禁止新建，對現有的要限制發展，有條件的要逐步轉移”。否則，“我們在工業和城市布局上很可能不是尋求集聚利益，而是自討集聚弊害”，“重犯類似人口問題的歷史性錯誤”。
此文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批示，並將文章的重要觀點寫入1985年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
[2]《論日本經濟走出鼎盛期的若干特徵及其面臨的歷史性選擇》，《世界經濟》，1986年第10期。
一、日本經濟走出鼎盛期的若干表現
（1）日本的產業結構呈“增長停滯型”。近、現代經濟史表明，物資資料直接生產部門比重的下降和服務部門比重的上升，是一條規律。其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指就業結構，以下同）一直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而第二產業比重則由上升轉為下降。當第二產業的比重達到一定限界轉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達到相當高度並持續上升時，整個經濟的增長就要出現長期的停止趨勢。美國、西歐經濟史都表明了這一點。日本出現“停滯型”產業結構是在1975年。
（2）日本的支柱產業臨衰退期，而新興產業雖醞釀產生和發展但尚不足以替代現存的支柱產業——鋼鐵、汽車、房地產。
（3）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達超高度，從而加劇了國際經濟摩擦。
（1）日本的產業結構呈“增長停滯型”。近、現代經濟史表明，物資資料直接生產部門比重的下降和服務部門比重的上升，是一條規律。其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指就業結構，以下同）一直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而第二產業比重則由上升轉為下降。當第二產業的比重達到一定限界轉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達到相當高度並持續上升時，整個經濟的增長就要出現長期的停止趨勢。美國、西歐經濟史都表明了這一點。日本出現“停滯型”產業結構是在1975年。
（2）日本的支柱產業臨衰退期，而新興產業雖醞釀產生和發展但尚不足以替代現存的支柱產業——鋼鐵、汽車、房地產。
（3）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達超高度，從而加劇了國際經濟摩擦。
二、日本經濟面臨歷史性轉折：跨國公司化和內需擴大化。
[3]《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1986年第6期。
文章指出，普遍認為的二戰後日本採取出口導向戰略並獲成功的觀點是不準確的。文章認為，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戰略（模式）經歷了和將要經歷“之”字形過程：戰後初期至60年代中期為進口替代戰略（內向型）；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為出口導向戰略（外向型）；80年代中期後將轉入內向型。
文章分析了進口替代戰略區別於出口導向戰略的主要特徵：“技術上的全面引進、替代性，市場的內向性，出口產業和支柱產業的乖離性，支柱產業政策的保護性。”“進口替代戰略的基本內容是：優先發展本國的製造業，用本國的製成品來替代原先進口的和需要進口的商品，並以此來帶動其它經濟部門，推進本國的工業化。”
日本進口替代戰略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日本具備並發揮了“中近國”優勢。2，日本具備並發揮了大國優勢。3，日本政府的“時限性”產業保護政策。4，有效解決了農業問題，使大的國內市場由潛在的變成現實的。5，發揮了島國優勢。
文章認為，日本的經驗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指出：“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的國際環境來看，我國的個別地區、個別企業乃至個別產業，採用出口導向戰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就整體而言，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採用的應當是進口替代戰略（內向型），而不是出口導向戰略（外向型）”。理由是：中國是大國；世界經濟低速發展趨勢。
本文摘要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86年第27期、28期）上，供黨和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參閱。
[4]《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戰略與我們的對策》，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1988年1月8日。
文章將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國際戰略概括為“爭奪”、“淘汰”、“轉移”、“奪回”。我們的對策應該是：
（1）針對其“淘汰”戰略，實行“見縫插針”的方針。面對“三極”內部的激烈矛盾和“四小虎”的競爭銳勢，日本淘汰或控制發展某些產業是可能的。對此，我們應搶在“四小虎”的前面占領空缺。我國基本上仍處在傳統產業革命階段，實無“夕陽產業”可言。
（2）針對其“轉移”戰略，要積極改善國際投資環境，並輔之以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和途徑，爭取多引進為我有利的日資，不要坐等。
（3）針對其“奪回”戰略，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聯合廣大的開發中國家，全力挫敗其“奪回”戰略，迫使其吐出更多的相對劣勢產業。
（4）針對其“爭奪”戰略，我們應發揮我國具有一定高科學技術的優勢，積極準備並參與一些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同日本建立一定的“水平分工”關係。
（1）針對其“淘汰”戰略，實行“見縫插針”的方針。面對“三極”內部的激烈矛盾和“四小虎”的競爭銳勢，日本淘汰或控制發展某些產業是可能的。對此，我們應搶在“四小虎”的前面占領空缺。我國基本上仍處在傳統產業革命階段，實無“夕陽產業”可言。
（2）針對其“轉移”戰略，要積極改善國際投資環境，並輔之以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和途徑，爭取多引進為我有利的日資，不要坐等。
（3）針對其“奪回”戰略，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聯合廣大的開發中國家，全力挫敗其“奪回”戰略，迫使其吐出更多的相對劣勢產業。
（4）針對其“爭奪”戰略，我們應發揮我國具有一定高科學技術的優勢，積極準備並參與一些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同日本建立一定的“水平分工”關係。
文章強調指出，我們的戰略應建立在“爭”上面。縱觀已開發國家吐出相對劣勢產業的經驗，無一不是“讓”與“逼”相結合的產物。試想，若無戰後日本鋼鐵工業的高速發展，美國會自動退出鋼鐵大王的寶座么？同樣，若沒有後來南韓鋼鐵工業的異軍突起，日本八幡高爐也不會自動熄火。
文章還作了如下預測：“我們現在實際上進行著一場發揮‘後發優勢’的競賽。誰在這場競賽中取勝，誰就有可能是第二個亞洲巨人。因此，我們必須認準眼下的競爭對手和潛在的競爭對手。“眼下”者即‘四虎’。……‘潛在’者即印度。‘四虎’縱有生氣也不足懼。……可以預料，在亞太這一世界經濟活火山中，再崛起一個足以與日本抗衡，進入世界諸強之列的，不是中國即印度。
[5]《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趨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1988年7月18日。
文章指出，“在亞太這一世界經濟的‘活火山’中，正在醞釀、崛起兩大經濟圈：東南亞經濟圈和東北亞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的形成，將對該圈內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將作為世界經濟協作的嶄新形式，作為建立世界經濟新格局的綜合實驗區展現在我們的面前。這是由於：東北亞經濟圈所面臨的問題幾乎囊括了當代國際經濟、政治的一切領域——東西關係、南北關係、南南關係、北北關係、東東關係。可以說，東北亞經濟圈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未曾出現過的極其特殊、相當典型的經濟圈。”
文章揭示了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大背景，主要是：“第一，世界經濟出現了多極化的格局和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第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流。第三，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政治上的對立”。
文章分析了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現實可能性，主要是：
（1）解除政治障礙的因素在增多。
（2）在經濟方面，東北亞四國和地區客觀上存在著相互依賴性。
（3）東北亞經濟圈的雛形已經存在。
（4）‘黃海熱’將成為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重要轉機。
（5）蘇聯的遠東開發，將使東北亞經濟圈更趨完備。
（1）解除政治障礙的因素在增多。
（2）在經濟方面，東北亞四國和地區客觀上存在著相互依賴性。
（3）東北亞經濟圈的雛形已經存在。
（4）‘黃海熱’將成為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重要轉機。
（5）蘇聯的遠東開發，將使東北亞經濟圈更趨完備。
結論：“我們可以預見，東北亞經濟圈最終將形成大跨度的經濟循環格局：日本——（南北）朝鮮——中國東部——蘇聯內地——蘇聯東方港——日本”。
[6]《南韓經濟發展模式簡論》，《世界經濟》，1989年第2期。
文章認為，南韓經濟發展模式是以“速度型”（趕超型）為主要特徵的。其經驗告訴人們：開發中國家無須跟在已開發國家的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完全可能樹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嶄新的發展模式。南韓經濟發展模式概括如下：
（1）經濟發展過程的“濃縮型”。體現在：第一，經濟發展的超高速。第二，30年躍入新興工業化行列。第三，工業化和現代化並舉。
（2）關聯產業發展程式的“逆向型”。南韓的作法是，先發展下游產業，後發展中上游產業，肯做“無米之炊”。
（3）支柱產業發展戰略的“一步到位型”。一切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遵循了如下路徑：進口→進口替代→出口，日本最為典型。但是，南韓的重化工業過程對此作了重要修正：其面向國內生產和面向海外生產的兩個階段並作一步進行，即進口替代之日，便是出口導向之時。
（4）資本積累的“外資依存型”和對外經濟關係中的“經濟大國依存型”。南韓沒有經歷原始資本積累過程，走了一條“引進外資→擴大再生產→賺取外匯→還債→資本輸出”的路子。在對外經濟關係中表現出對經濟大國的高度依賴，資金、技術以及進出口貿易市場，均以經濟大國依存型為主要特徵。
（1）經濟發展過程的“濃縮型”。體現在：第一，經濟發展的超高速。第二，30年躍入新興工業化行列。第三，工業化和現代化並舉。
（2）關聯產業發展程式的“逆向型”。南韓的作法是，先發展下游產業，後發展中上游產業，肯做“無米之炊”。
（3）支柱產業發展戰略的“一步到位型”。一切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遵循了如下路徑：進口→進口替代→出口，日本最為典型。但是，南韓的重化工業過程對此作了重要修正：其面向國內生產和面向海外生產的兩個階段並作一步進行，即進口替代之日，便是出口導向之時。
（4）資本積累的“外資依存型”和對外經濟關係中的“經濟大國依存型”。南韓沒有經歷原始資本積累過程，走了一條“引進外資→擴大再生產→賺取外匯→還債→資本輸出”的路子。在對外經濟關係中表現出對經濟大國的高度依賴，資金、技術以及進出口貿易市場，均以經濟大國依存型為主要特徵。
[7]《論日本國有企業及其民營化》，1995年5月復旦大學國際研討會上的報告，復旦大學《日本研究集刊》，1995-1。
文章的主要觀點和創新點是：
（1）勾勒出日本國有企業興衰的路徑，分為三個時期：創建期（明治政府時期）；復活期（20世紀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衰退期（二次大戰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此，文章認為，“人們習慣於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同凱恩斯主義联系起來。其實不然。”“日本國有企業與近現代史同齡。……日本國有企業的盛衰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熟過程呈反方向”。
（2）無論是建立國有企業，還是對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都具有歷史必然性。文章說：“在私有制旗幟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的時期和對一些領域，能夠容忍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這不是隨意政策的產物，而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上尋找到它們存在的依據。兩類企業共存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河中，並互為依存、相互促進，它們在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坐標系中選擇了自己的位置，各自發揮其不同的職能。它們為什麼這樣地而不是那樣地選擇自己的位置並進而發揮其不同的職能，說到底，是由產業的性質決定的，是生產力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對國有企業的民營化，也必須和只能用這一原理去解釋。
（1）勾勒出日本國有企業興衰的路徑，分為三個時期：創建期（明治政府時期）；復活期（20世紀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衰退期（二次大戰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此，文章認為，“人們習慣於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同凱恩斯主義联系起來。其實不然。”“日本國有企業與近現代史同齡。……日本國有企業的盛衰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熟過程呈反方向”。
（2）無論是建立國有企業，還是對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都具有歷史必然性。文章說：“在私有制旗幟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的時期和對一些領域，能夠容忍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這不是隨意政策的產物，而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上尋找到它們存在的依據。兩類企業共存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河中，並互為依存、相互促進，它們在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坐標系中選擇了自己的位置，各自發揮其不同的職能。它們為什麼這樣地而不是那樣地選擇自己的位置並進而發揮其不同的職能，說到底，是由產業的性質決定的，是生產力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對國有企業的民營化，也必須和只能用這一原理去解釋。
[8]《國有企業改革與中國的抉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在這部著作中，撰寫了“第三篇?亞洲NICs的動向”。本篇創新點有二：
第一，揭示亞洲NICs公企業的發展過程，為研究公企業的發展規律提供了最新的實踐依據。文章認為，“英法隨執政黨的更迭而致公企業的多次反覆，是人為地模糊了公企業內在的規定性，甚至把公企業當作某一政黨為實現某種目標的政策工具，好像無須也無法遵循公企業自身固有的發展規律似的。亞洲NICs的實踐，用事實剝離了決定公企業存在及其消長的表象的和非本質的因素”。“亞洲NICs在政治上曾是極右的”。但是，“它們在公企業問題上卻採取了近乎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所謂‘非資本主義’的做法，公企業在它們的經濟中曾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在其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說明，公企業的存在及其消長是獨立於政治和意識形態而遵循自身發展規律的。”
第二，提出了新命題——“公企業異化規律”。文章認為，“公企業的位置（地位）不是也不應該是鐵打的，該到位時不就位不行，該退位時不離位也不行，一切依時間和條件為轉移。這裡有公企業的異化規律在起作用：市場機制本身提出公企業存在的依據，而公企業發展所促成的結果——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民間企業的壯大、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的完善，反過來對公企業既存的規模、職能提出了挑戰。亞洲NICs的經驗生動地表明，若不適時地推進民營化，那么，曾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公企業將由‘牽引車’變成‘障礙’。”其根源在於“產業的‘自然壟斷性’等屬性不是永恆不變的”。
第一，揭示亞洲NICs公企業的發展過程，為研究公企業的發展規律提供了最新的實踐依據。文章認為，“英法隨執政黨的更迭而致公企業的多次反覆，是人為地模糊了公企業內在的規定性，甚至把公企業當作某一政黨為實現某種目標的政策工具，好像無須也無法遵循公企業自身固有的發展規律似的。亞洲NICs的實踐，用事實剝離了決定公企業存在及其消長的表象的和非本質的因素”。“亞洲NICs在政治上曾是極右的”。但是，“它們在公企業問題上卻採取了近乎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所謂‘非資本主義’的做法，公企業在它們的經濟中曾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在其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說明，公企業的存在及其消長是獨立於政治和意識形態而遵循自身發展規律的。”
第二，提出了新命題——“公企業異化規律”。文章認為，“公企業的位置（地位）不是也不應該是鐵打的，該到位時不就位不行，該退位時不離位也不行，一切依時間和條件為轉移。這裡有公企業的異化規律在起作用：市場機制本身提出公企業存在的依據，而公企業發展所促成的結果——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民間企業的壯大、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的完善，反過來對公企業既存的規模、職能提出了挑戰。亞洲NICs的經驗生動地表明，若不適時地推進民營化，那么，曾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公企業將由‘牽引車’變成‘障礙’。”其根源在於“產業的‘自然壟斷性’等屬性不是永恆不變的”。
[9]《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持續多久？》，《東亞經貿新聞》，1999年1月4日。
文章指出，國內外“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高速增長已近終結”，說“現階段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由高速增長路線向穩定增長路線轉變”，“中國經濟進入了高增長後的大調整時期”，筆者統稱之為“中國經濟新階段論”。並對“中國經濟新階段論”所憑藉的四個論據逐一進行了批駁：
（1）日本、韓國的例子不足為據。（2）買方市場或“過剩經濟”不能成為終結高速增長的依據。（3）說“世界經濟將陷入長期萎縮的論據並不充分”，即使如此，由於中國是大國，抗外界振動、衝擊能力比起中小國家要大一些，故，仍能實現高增長。（4）所謂“提高經濟質量就必須放慢速度”的命題不成立，“質量與速度並不完全排斥，搞好了，是完全能夠統一起來的”。
（1）日本、韓國的例子不足為據。（2）買方市場或“過剩經濟”不能成為終結高速增長的依據。（3）說“世界經濟將陷入長期萎縮的論據並不充分”，即使如此，由於中國是大國，抗外界振動、衝擊能力比起中小國家要大一些，故，仍能實現高增長。（4）所謂“提高經濟質量就必須放慢速度”的命題不成立，“質量與速度並不完全排斥，搞好了，是完全能夠統一起來的”。
文章說，“高速增長的時間究竟會多長，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或問題的實質是：是什麼原因終結了高速增長”。“終結後發國高速增長的基本因素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其經濟發展已接近成熟經濟的程度”，其標誌有四：“人均GDP已接近已開發國家水平；傳統的支柱產業實現了趕超；實現了城市化；城鄉收入均衡”。很顯然，“中國距進入成熟經濟階段還甚遠，……還沒有形成可以脫離高速增長軌道的經濟社會環境”，“中國是‘後發（大）國，它要離開這個軌道，至少需要15—20年”。
[10]《論東北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東北亞論壇》2000年第4期。
文章認為，“東北經濟處在危機之中”。表現在：
（1）GDP在全國的比重持續下降。
（2）所謂“物產豐富”的宣傳已不大符合實際。
（3）糧食基地的“基地價值”正在發生變化。
（4）失業率居高不下，城鄉居民收入低增長。
（5）東北一批產業城市可能會走向衰敗。
（1）GDP在全國的比重持續下降。
（2）所謂“物產豐富”的宣傳已不大符合實際。
（3）糧食基地的“基地價值”正在發生變化。
（4）失業率居高不下，城鄉居民收入低增長。
（5）東北一批產業城市可能會走向衰敗。
原因何在？
（1）東北地區聚合了三大難題：自然資源枯竭+罈罈罐罐+失業大軍。
（2）改革開放之後，東北的重化工業企業陷入前後夾擊的窘境。
（3）中央和地方的決策失誤。
我們的對策應該是：
（1）闖兩關：國企改革關和失業關。
（2）實現三大轉移：資源優勢取向轉移；支柱產業轉移；工業布局轉移。建議對現存的冶金、石化企業要控制生產規模，創造條件向沿海轉移，準備吃‘洋料’生產。鞍鋼、本鋼、瀋陽冶煉、撫順石化、遼陽合纖等企業應當考慮是否遷址。
（3）兩大政策創新。
（4）實現兩大突破。
（5）充實東北文化：尊重企業家。
（1）東北地區聚合了三大難題：自然資源枯竭+罈罈罐罐+失業大軍。
（2）改革開放之後，東北的重化工業企業陷入前後夾擊的窘境。
（3）中央和地方的決策失誤。
我們的對策應該是：
（1）闖兩關：國企改革關和失業關。
（2）實現三大轉移：資源優勢取向轉移；支柱產業轉移；工業布局轉移。建議對現存的冶金、石化企業要控制生產規模，創造條件向沿海轉移，準備吃‘洋料’生產。鞍鋼、本鋼、瀋陽冶煉、撫順石化、遼陽合纖等企業應當考慮是否遷址。
（3）兩大政策創新。
（4）實現兩大突破。
（5）充實東北文化：尊重企業家。
[11]《｢高成長、高失業が並存する｣中國経済と國情並びに戦略に対する再考察》（“高增長、高失業並存”的中國經濟與國情和戰略的再審視），『APC?アジア太平洋研究』，2000年3月
APC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March 2000.
文章指出，“高增長、高失業並存”是中國經濟特有的現象，是迄今為止的經濟學未曾涉獵過的一對“組合”。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和如何走出高失業階段是中國經濟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指出了解決高失業問題的三條基本途徑。
文章將中國的特殊國情概括為：轉型中的發展中的“後發大國”。
文章強調指出，已往對“後發國”特徵的研究缺乏兩點論，只研究“後發優勢”，而很少甚至不去研究“後發劣勢”。 所謂後發劣勢，集中到一點，即開發中國家的難題與已開發國家的難題之積累和交織並發，後發國容易患上早衰症，從而潛伏著中斷高速增長的危險。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後發國，其現代化過程，既是“脫髮展中國家”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克服“已開發國家博?的過程，因而其“經濟政策問題顯得尤為複雜”(弗格爾語)。比如：?
——在失業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同西方已開發國家一樣，面臨著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另一方面，中國還要頂著龐大的農村無限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巨大壓力——西方國家早已不復存在的課題。?
——在城市化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同西方已開發國家一樣，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患有嚴重的“都市博?，另一方面，又需直面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具大壓力。?
——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上，既要堅持以較少的生態代價獲得發展的道路，同時又存在不得不以較大的生態代價以求得生存的實際問題。
——在失業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同西方已開發國家一樣，面臨著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另一方面，中國還要頂著龐大的農村無限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巨大壓力——西方國家早已不復存在的課題。?
——在城市化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同西方已開發國家一樣，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患有嚴重的“都市博?，另一方面，又需直面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具大壓力。?
——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上，既要堅持以較少的生態代價獲得發展的道路，同時又存在不得不以較大的生態代價以求得生存的實際問題。
後發國是容易患交叉感染的。它在起飛之後，若在尚未解決好開發中國家需要解決的基本任務之前，就患上“文明博?，就可能蛻變成一個未老先衰的畸形兒，從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墜落下來。須知這種威脅距離我們並不十分遙遠，而是在日益逼近。
文章提出了“大國經濟特殊規律”的命題。
“大國經濟的特殊規律究竟是什麼?對此，我們還沒有展開更深入的研究，停留在二十幾年前錢納里的水平上。……錢納里等人曾揭示的大國經濟特徵是否非常適用於象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 ”??文章指出，庫茲涅茨和錢納里等先驅“對象印度、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開發中國家是否有必要作為一種特別類型加以研究的問題尚未進入他們的研究視野中去。”?“今後我們是要繼續按著錢納里模型去設計我們的產業結構和城市化進程呢，還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設計，並對這種設計和實踐作出科學的解釋?這不能不說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們留給中國理論工作者的一項課題。”
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戰略的核心是“趕超”。指出：“中國經濟戰略的設計應以趕超為核心，中國應實行以發揮‘範圍經濟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和‘後發經濟優勢’為主要特徵的趕超戰略，而不是比較優勢戰略。因為中國是一個後發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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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經濟的特殊規律究竟是什麼?對此，我們還沒有展開更深入的研究，停留在二十幾年前錢納里的水平上。……錢納里等人曾揭示的大國經濟特徵是否非常適用於象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 ”??文章指出，庫茲涅茨和錢納里等先驅“對象印度、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開發中國家是否有必要作為一種特別類型加以研究的問題尚未進入他們的研究視野中去。”?“今後我們是要繼續按著錢納里模型去設計我們的產業結構和城市化進程呢，還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設計，並對這種設計和實踐作出科學的解釋?這不能不說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們留給中國理論工作者的一項課題。”
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戰略的核心是“趕超”。指出：“中國經濟戰略的設計應以趕超為核心，中國應實行以發揮‘範圍經濟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和‘後發經濟優勢’為主要特徵的趕超戰略，而不是比較優勢戰略。因為中國是一個後發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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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國の國情再認識と東北戦略の新思考》（中國國情再認識與東北戰略新思維），【日】『NIRA政策研究』，2004年第7期。
一、中國國情再認識
“世紀之交之世界大事莫過於中國的崛起”。“西蒙·庫茲涅茨把1750年確定為‘現代經濟成長’的轉折點。那時，歐洲人及其後裔居住地區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為22%，但這個‘22%’分為十幾個國家。今天的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近22%。可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崛起，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聯想到印度經濟的動向，提出人類正面臨超大型國家經濟崛起的新時代這樣的命題不會過分”。
“中國這個‘22%’，不可能繼續走以往‘22%’先人所走過的道路”。高度重視資源、環境問題，“是中國人對本國國情的再認識，是中華民族對資源、環境和國際關係問題的覺醒。中國已經進入接受資源和環境約束、直面國際經濟摩擦的全新時期”。 “總之，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大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平衡本能地發生‘破壞’作用的功力，將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發生基本的、長期的和經常性作用的因素。中國的發展戰略和外交方針必須和只能建立在這一基本國情之下”。
“世紀之交之世界大事莫過於中國的崛起”。“西蒙·庫茲涅茨把1750年確定為‘現代經濟成長’的轉折點。那時，歐洲人及其後裔居住地區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為22%，但這個‘22%’分為十幾個國家。今天的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近22%。可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崛起，歷史上還從未有過，聯想到印度經濟的動向，提出人類正面臨超大型國家經濟崛起的新時代這樣的命題不會過分”。
“中國這個‘22%’，不可能繼續走以往‘22%’先人所走過的道路”。高度重視資源、環境問題，“是中國人對本國國情的再認識，是中華民族對資源、環境和國際關係問題的覺醒。中國已經進入接受資源和環境約束、直面國際經濟摩擦的全新時期”。 “總之，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大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平衡本能地發生‘破壞’作用的功力，將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發生基本的、長期的和經常性作用的因素。中國的發展戰略和外交方針必須和只能建立在這一基本國情之下”。
二、東北發展戰略新思維
“第一，確保中國資源安全的戰略”。“兩大資源是我國必須確保的——糧食資源和礦產資源。把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交給自由的國際市場安排，不是欺騙便是幼稚”。
“第二，推進東北亞聯合的進程……中日韓三國是有共同弱點的，客觀上需要聯合起來加以克服，加以防禦。主要有三大領域：農業、礦產資源和金融。認真思考東亞的農業問題，不惜策劃‘中日韓共同農業政策’，以確保東亞的糧食安全”。
“第三，選擇合理的技術路線。
“第一，確保中國資源安全的戰略”。“兩大資源是我國必須確保的——糧食資源和礦產資源。把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交給自由的國際市場安排，不是欺騙便是幼稚”。
“第二，推進東北亞聯合的進程……中日韓三國是有共同弱點的，客觀上需要聯合起來加以克服，加以防禦。主要有三大領域：農業、礦產資源和金融。認真思考東亞的農業問題，不惜策劃‘中日韓共同農業政策’，以確保東亞的糧食安全”。
“第三，選擇合理的技術路線。
[13]《“農業問題”:不應成為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障礙》，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經濟藍皮書2011年》。
“農業問題”是迄今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進展不力的原因之一，而在經濟領域中又是首要的障礙。但是，這錯了。東北亞農業的同質性和異質性，決定了東北亞諸國在農業問題上不但必須而且能夠走到一起。中日韓同作為農業弱國應該聯合起來，發出共同的聲音，實現共同防禦；中日韓農業資源具有極大的差異性，理應各自發揮優勢實現互補、共贏。因此，農業問題不應成為東北亞一體化的障礙，恰恰相反，應該成為動力。
在農業領域，中日韓三國既有同質性，又有異質性。
在農業領域，中日韓三國既有同質性，又有異質性。
所謂同質性，三國都是小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具有天然的缺陷和障礙，而且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可能消除。農業弱國的共性，要求實現共同防禦。所謂異質性，主要是指中日韓三國農業資源的巨大差異性，突出表現在日本和韓國更適合於種植水稻，而中國的主種植玉米區農地資源十分寶貴且具不可替代性。
同質性和異質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日韓三國在農業方面實現聯合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現存的國際糧食貿易體制下，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東北亞糧食進口的壓力將逐年增大，而且將增大到足以威脅全球糧食安全的程度。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需改善現存的國際糧食貿易體系，建議在WTO糧食協定中增加一條“大國農產品自給率義務”。其要義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的農產品，首要的目標不是自由化，而是確保相當水平的自給率。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的糧食自給率發生動搖，可能會給世界糧食格局造成顛覆性的後果。中日韓三國在糧食問題上同病相憐，應該通過有效合作，越過這一歷史性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東京大學鈴木宣弘教授提出的關於建立“東亞版的共同農業政策”的倡議是很有意義的。
建議中日韓農業思想要建立在東北亞經濟一體化背景之下。這樣，日韓的農業結構調整思路可能就不是“減水增旱”，而是發揮優勢，維持甚至是進一步擴大水稻生產；中國則在一定時期內單方面、零關稅、敞開量進口日本和韓國大米，中國的北方儘可能控制或壓縮水稻種植面積，騰出耕地和水種好玉米和大豆。
在現存的國際糧食貿易體制下，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東北亞糧食進口的壓力將逐年增大，而且將增大到足以威脅全球糧食安全的程度。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需改善現存的國際糧食貿易體系，建議在WTO糧食協定中增加一條“大國農產品自給率義務”。其要義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的農產品，首要的目標不是自由化，而是確保相當水平的自給率。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的糧食自給率發生動搖，可能會給世界糧食格局造成顛覆性的後果。中日韓三國在糧食問題上同病相憐，應該通過有效合作，越過這一歷史性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東京大學鈴木宣弘教授提出的關於建立“東亞版的共同農業政策”的倡議是很有意義的。
建議中日韓農業思想要建立在東北亞經濟一體化背景之下。這樣，日韓的農業結構調整思路可能就不是“減水增旱”，而是發揮優勢，維持甚至是進一步擴大水稻生產；中國則在一定時期內單方面、零關稅、敞開量進口日本和韓國大米，中國的北方儘可能控制或壓縮水稻種植面積，騰出耕地和水種好玉米和大豆。
[14]《我國向日韓開放大米市場的政治經濟學思考》，2012年廈門大學《日本經濟學會年會年會論文集》。
新東北亞國際秩序形成過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是伴隨著後發大國崛起與既存大國衰退過程的形成過程，是傳統安全體系和非傳統安全體系並存、交織，博弈、消融的形成過程。因而它將是十分艱難的、漫長的，但是，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構築強有力的東北亞非傳統安全體系的關鍵在於能否實現中日韓經濟一體化，而走向這一目標之關鍵的一步是締結中日韓FTA。締結實效、高水平的中日韓FTA關鍵又在如何對待大米市暢?因而，作者重申：中國要在一定時期內，單方面、零關稅、不限量地進口日本和韓國大米（即“大讓步”戰略）。“大讓步”戰略會產生鎖定中日韓FTA的效果。其根據在於：水稻業和稻農在日本和韓國具有十分深刻的社會、歷史、政治背景。
著作
獨著：
《後發先至——韓國三星集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合著：
《戰後日本產業政策》，航空工業出版社，1988年，金明善主編。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經濟巨人》，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金明善主編。
《國有企業的管理和改革》，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年，周叔蓮主編。
《東北亞國際環境與中國的選擇》，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1990年，張景柏主編。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概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年，與劉昌黎合著。
《國有企業改革與中國的抉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與江瑞平、鄒建華合著。
《中國東北の経済発展》，九州大學出版會，2000年，小川雄平編著，日文。
《中國東北經濟發展》，學苑出版社，2001年，小川雄平、 李玉潭編。
《資源型城市轉型學》，人民出版社，2004年，齊建珍主編。
《工業轉型研究》，東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齊建珍等主編。
《融入東北亞——大連的國際化戰略》，大連出版社， 2009年。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經濟巨人》，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金明善主編。
《國有企業的管理和改革》，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年，周叔蓮主編。
《東北亞國際環境與中國的選擇》，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1990年，張景柏主編。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概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年，與劉昌黎合著。
《國有企業改革與中國的抉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與江瑞平、鄒建華合著。
《中國東北の経済発展》，九州大學出版會，2000年，小川雄平編著，日文。
《中國東北經濟發展》，學苑出版社，2001年，小川雄平、 李玉潭編。
《資源型城市轉型學》，人民出版社，2004年，齊建珍主編。
《工業轉型研究》，東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齊建珍等主編。
《融入東北亞——大連的國際化戰略》，大連出版社， 2009年。
論文
如何看待我國特大城市工農業生產“翻兩番”的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情況簡報》，1985年3月9日,受到國家領導人批示。
論日本經濟走出鼎盛期的若干特徵及其面臨的歷史性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1986年第1期。
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1986年第6期。
日本進口替代戰略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要報》，1986年7月7日。
日本進口替代戰略取得成功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要報》，1986年7月9日。
日本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動態》，1987年第1期。
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戰略與我們的對策，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1988年1月8日。
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趨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1988年7月18日。
南韓經濟發展模式簡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1989年第2期。
我們所處的時代及其特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1990年第7期。
國際經濟新秩序與東北亞經濟秩序，吉林大學，《東北亞論壇》，1992年第2期。
論日本國有企業及其民營化，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集刊1995.1。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持續多久》， 東亞經貿新聞1999.1。
《論韓國國有企業改革》， 東亞經貿新聞1999.1。
（日）中國自動車部品產業育成の現況と諸課題 [日]日・中・韓自動車部品產業の現狀分析 北九州大學?北九州產業社會研究所2000年8月。
遼寧省に希望をかける小川雄平編著：『中國東北の経済発展』の一章。九州大學出版會2000年11月
東北経済新論大阪経済大學中小企業・経営研究所?2000年第36卷
“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民營企業上來”，《探索與決策》2001年第11期。
中國経済の持続発展にかかわる民間企業と中小企業――中國・日本・韓國における中小企業発展の比較分析21世紀東アジアの中小企業――大阪経済大學創立70周年記念國際シンポジウム（2001年10月13日）
東北經濟新論，[日] 《經營經濟》，2000年版。
中國東北經濟的結構性難題與東北亞協作，日本北九州大學北九州產研《論文集》，2000年11月。
論東北經濟的結構性危機， 東北亞論壇2000.11。
經濟工作重心應轉向發展民營企業， 探索與爭鳴2001.11。
中國的國情與中國的大企業戰略， [韓]《經商論集》 “China Factor”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2003. Vol.2 , Dong-A University, Kanazawa Seiryo University.
（日）中國的崛起與“大國經濟學”，廣島經濟大學：《經濟研究論集》，2002第25卷第3號。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Unemployment: Review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Strategy, APC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March 2000. （“高增長、高失業”並存的中國經濟與中國國情與戰略再審視 ）。
New Proposals for Economic Revial in the Dongbei?Area（振興東北經濟新思路）,Dong-A Kanazaw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peration2002?Vol.1（日本金澤星陵大學經濟所）
北東アジア経済統合の新視點 立命館大學國際地域研究所：『立命館・國際地域研究』，第21號（2003年三月）
中國経済の持続可能な発展と民営企業，中小企業?大阪経済大學中小企業経営研究所編：『21世紀東アジアの中小企業――日・韓・中の政策と現狀』，阿吽社,2003.3.20齣版。
韓・中・日自由貿易協定（FTA）――膠著狀態にある東北アジア経済統合のための現実的法案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釜山発展研究院：『東アジア自由貿易圏の形成と物流協力』（論文集）,2003.8.28
東北地區的失業與非傳統安全?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論壇通訊》，2003年第12期。（內參）
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1986年第6期。
日本進口替代戰略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要報》，1986年7月7日。
日本進口替代戰略取得成功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要報》，1986年7月9日。
日本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動態》，1987年第1期。
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戰略與我們的對策，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1988年1月8日。
東北亞經濟圈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趨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1988年7月18日。
南韓經濟發展模式簡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1989年第2期。
我們所處的時代及其特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1990年第7期。
國際經濟新秩序與東北亞經濟秩序，吉林大學，《東北亞論壇》，1992年第2期。
論日本國有企業及其民營化，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集刊1995.1。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持續多久》， 東亞經貿新聞1999.1。
《論韓國國有企業改革》， 東亞經貿新聞1999.1。
（日）中國自動車部品產業育成の現況と諸課題 [日]日・中・韓自動車部品產業の現狀分析 北九州大學?北九州產業社會研究所2000年8月。
遼寧省に希望をかける小川雄平編著：『中國東北の経済発展』の一章。九州大學出版會2000年11月
東北経済新論大阪経済大學中小企業・経営研究所?2000年第36卷
“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民營企業上來”，《探索與決策》2001年第11期。
中國経済の持続発展にかかわる民間企業と中小企業――中國・日本・韓國における中小企業発展の比較分析21世紀東アジアの中小企業――大阪経済大學創立70周年記念國際シンポジウム（2001年10月13日）
東北經濟新論，[日] 《經營經濟》，2000年版。
中國東北經濟的結構性難題與東北亞協作，日本北九州大學北九州產研《論文集》，2000年11月。
論東北經濟的結構性危機， 東北亞論壇2000.11。
經濟工作重心應轉向發展民營企業， 探索與爭鳴2001.11。
中國的國情與中國的大企業戰略， [韓]《經商論集》 “China Factor”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2003. Vol.2 , Dong-A University, Kanazawa Seiryo University.
（日）中國的崛起與“大國經濟學”，廣島經濟大學：《經濟研究論集》，2002第25卷第3號。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Unemployment: Review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Strategy, APC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Studies, March 2000. （“高增長、高失業”並存的中國經濟與中國國情與戰略再審視 ）。
New Proposals for Economic Revial in the Dongbei?Area（振興東北經濟新思路）,Dong-A Kanazaw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peration2002?Vol.1（日本金澤星陵大學經濟所）
北東アジア経済統合の新視點 立命館大學國際地域研究所：『立命館・國際地域研究』，第21號（2003年三月）
中國経済の持続可能な発展と民営企業，中小企業?大阪経済大學中小企業経営研究所編：『21世紀東アジアの中小企業――日・韓・中の政策と現狀』，阿吽社,2003.3.20齣版。
韓・中・日自由貿易協定（FTA）――膠著狀態にある東北アジア経済統合のための現実的法案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釜山発展研究院：『東アジア自由貿易圏の形成と物流協力』（論文集）,2003.8.28
東北地區的失業與非傳統安全?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論壇通訊》，2003年第12期。（內參）
科研項目
《遼寧煤炭產業轉型研究》，國家科技部軟科學項目，Z98009國科軟評字（2001）035號；
《論韓國國有企業及其改革》，遼寧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99年4月；
《遼寧省非國有經濟發展專項研究》，遼寧省科委項目，第98107001號；
《新形勢下的大連市產業結構調整》，大連市科委軟科學項目，軟評字（2003）3號；
《重化工業城市衰敗規避的國際比較研究》，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2003年12月。
社會評價
（1）主持（任課題組副組長）完成的國家科技部軟科學項目《遼寧煤炭產業轉型研究》， 引起國家高度重視：1）國務院辦公會議專門作了研究。2）國務院決定把遼寧作為我國社保改革試點施? 3）遼寧省政府將煤炭產業轉型列入“十五”計畫予以實施。
（2）曾有5篇文章送黨和國家領導人參閱，其中編入中共中央書記處《情況簡報》1篇，編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要報》2篇，編入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2篇。對國家決策產生了較大影響。
（3）同時擔任遼寧省政府，大連市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有數篇論文、講話被編入《決策諮詢》等內參，並以不同的方式被決策層採納，在地方政府的影響較大。
（4）在訪問日本、韓國期間發表的論文、演講，被多次引用、轉載，產生了良好的國際影響。例如，1992年10月韓國漢城國際研討會上的報告《東北亞經濟圈的若干問題與朝鮮半島非軍事區的和平利用》被韓國各大報紙刊載報導；2003年10月，在韓國釜山的國際研討會議上提出的關於東北亞農業合作的建議，為會議所採納，並寫入《釜山宣言》。
（5）論文《韓國國有企業改革及啟示》（載於《東北亞論壇》1999年第3期），獲遼寧省第七屆（2000年12月）社會科學優秀論文一等獎。1995年5月復旦大學國際研討會上的報告《論日本國有企業及其民營化》，收入復旦大學《日本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並獲本次會議優秀論文獎。
（6）與尹軻、安崗的論文《東北地區的失業與非傳統安全》被邀請參加中國社科院“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進行演講。之後該論文被中共中央黨校主管的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內參轉載，見《論壇通訊》200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