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是桑塔格日記的第一部分，截取的是1947—1963年桑塔格早年的生活片斷。她曾在日記中寫到，日記的功能之一就是被人偷看的，“讓那些在日記中才能誠實相對的人”。寫下這句話的時候，她偷看了哈麗雅特的日記，了解到哈麗雅特對她的評價草率，苛刻，充滿惡意，這種來自愛人的想法讓她很受傷。我們通過那些充滿睿智的見解，深刻的洞見，咄咄逼人的氣勢的文化批評和論文中得到桑塔格的印象在這本日記中得到了顛覆性的印證。
基本介紹
- 外文名：Susan Sontag 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1947-1963
- 書名：重生:蘇珊•桑塔格日記與筆記
- 作者：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408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譯文出版社
- 類型：文學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2759934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重生:蘇珊·桑塔格日記與筆記(1947-1963)》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美國）戴維·里夫 譯者：姚君偉
桑塔格（Sontag S.），1933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93年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院士。她是美國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與西蒙娜·波伏瓦、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2003年獲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2004年12月28日病逝於紐約
桑塔格（Sontag S.），1933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芝加哥大學。1993年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院士。她是美國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與西蒙娜·波伏瓦、漢娜·阿倫特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200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1年獲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獎，2003年獲德國圖書大獎——德國書業和平獎。2004年12月28日病逝於紐約
後記
2008年12月，在桑塔格去世四年後，由她兒子戴維·里夫親自整理的三卷本桑塔格日記首卷《重生》出版，再次引起世人對她的熱切關注。
從桑塔格的小說和評論中，我們看到了她作為小說家的敏感和評論家的犀利；從她參與的社會活動和發表的言論中，我們又見識了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在《重生》出版前，我們無緣一窺日記里的桑塔格。目前的幾本有關傳記有的是評傳，有的是一般的傳記。戴維2009年2月底來南京看我時說，在生平方面，這些傳記均有其不盡可靠之處，他因此在考慮正式授權《桑塔格傳》的撰寫。我問過戴維他媽媽是否寫有自傳，他說沒有。我們知道，研究一個作家的創作，總是離不開對其生平事跡的了解。桑塔格在寫作前有些什麼準備？她如何看待寫作？她在寫作中著力表現的主題與她本人的生活經歷是否有關係？如果有，又是怎樣的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現在，戴維編輯出版了桑塔格的日記，而首卷的時間跨度從1947至1963年，正是桑塔格從一個14歲的花季少女成長為一個三十而立的青年作家所走過的歷程，從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為桑塔格”的問題。
大約在她4歲那年，一次在公園裡，她的保姆就跟別人講蘇珊這孩子弦繃得很緊。她心想，這倒是很有趣的說法。我的弦繃得很緊嗎？《鑄就偶像：蘇珊·桑塔格傳》里的這個細節是否真實，不得而知。筆者在翻譯這本傳記時，心想這是不是咱們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不過，如果把這個細節與《重生》聯繫起來看，桑塔格的保姆說得倒大致不錯。概括地說，桑塔格的弦一直都繃得緊緊的，體現在這段時間她的性取向、家庭生活、自我審視，以及學業、事業諸多方面。
儘管桑塔格和肖像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的同性戀情在圈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她本人卻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論過自己的性取向。現在，我們在她的日記里看到，其實她在少女時代就開始強烈地為自己的性取向而焦慮了。在1948年12月25日的日記里，她說她感覺自己有同性戀傾向，因此感到不安，她說“我是多么不願意寫這個啊”。這一年她才15歲。翌年2月，16歲的桑塔格就讀於加州伯克利分校。儘管桑塔格人很聰明，在中學就連跳幾級，但她入學後仍然發奮讀書。可同時她也開始關注《夜林》等同性戀書刊，結識同性戀夥伴。改變她情感生活的是日記里的H，也即後來大家都知道的哈麗雅特。大一新生桑塔格白天用功讀書，晚上則隨H在舊金山泡同性戀酒吧，並第一次和她發生同性關係： “我可能還是喝醉了；H開始和我做愛時，感覺那么美妙……我們上床前已經4：00了——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就在我完全意識到我要她時，她也知道了……”這是1949年5月底桑塔格的一則日記里記錄的癲狂體驗。桑塔格追求著同性愛欲給她帶來的享受。她日後到牛津和巴黎，又和H聯繫上，可H經常把她獨自撂在房間，自己出去。和她在一起，桑塔格感到快樂，但更多的是感到痛苦，因為她偷看H的日記時，發現H根本不喜歡她，之所以還和她在一起，是因為暫時沒有更好的性伴侶而已。此後，H又把她自己的戀人，即日記中的I.介紹給桑塔格。桑塔格的這個新女友即瑪麗亞·艾琳·福恩斯，《恩主》就是獻給她的。同性戀讓桑塔格很興奮，也很痛苦。她說她期待快樂，她要發現快樂，拒絕痛苦；她發現到處都是快樂，她準備全身投入其中：“從此一切重新開始——我重生了。”
不過在當時，人們對於同性戀還不認同，甚至認為是反常的。這讓桑塔格感到緊張和焦慮，她希望自己至少是雙性戀。1950年底，桑塔格在旁聽的課堂上認識了主講老師菲利普·里夫。12月2日的日記中記了一條：“昨晚，或者是不是今天(星期六)早上？——我和菲利普·里夫訂婚了。”他們馬上就結了婚，兩人認識才十天。匆匆結婚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是經濟原因，更可能是內心的焦慮，她要放鬆一下因同性戀而在情感上繃得太緊的弦。不久，這場婚姻就證明是過於草率了。桑塔格在日記里雖然提到頭一年，她對丈夫的欲望很強，但剛過1951年元旦，她就在日記中寫道：“帶著對自我毀滅意願充分的意識+恐懼，我嫁給菲利普。”在《重生》里，我們看不到婚後桑塔格有什麼幸福。1952年，戴維出生都沒有給19歲的桑塔格帶來多少初為人母的快樂。婚後五年的生活日記沒有任何記錄。直到1956年9月4日，桑塔格才在日記里寫下自己對婚姻的看法：“婚姻全部的要點就是重複。它的目標最多是創造強烈的互相依賴。……爭吵最後變得毫無意義……你只是開始生悶氣，然後變成習以為常的沉默，然後再吵。”1957--1958學年，桑塔格拋夫別子，單飛牛津療傷，外加研究哲學，撰寫她最終並沒有完成的博士論文。
《重生》讓我們窺見一個在感情上有追求、有快樂更有痛苦，一根弦老是繃得緊緊的桑塔格，同時，也讓我們讀者看到一個天資聰穎的少女是如何成為日後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的。至於作為富於正義感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桑塔格，這本日記里倒很難看到什麼雛形，她並沒有記下她所處時代的社會情狀。
從這卷日記中可以看到，桑塔格不僅在情感上，而且在心智上也非常早熟。她從小就樹立了明確的目標，並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她在與納丁·戈迪默的一次對談中講到，她七八歲就動筆寫作了；在她看來，寫作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而當作家就是要發表作品。戴維在他那感人的前言裡，說他媽媽從小就相信自己具有特殊的天賦，能夠為這個世界作點貢獻；為此，她小時候看書的胃口就很大，不知疲倦地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思辨能力。在日記里，我們看到她列出了那么多的清單，文學的、戲劇的、音樂的、電影的、哲學的。書買來或借來看完，她就會在日記里記下自己的心得體會，看完了她有時就會在單子上劃掉，沒看完的繼續看。她對什麼都充滿好奇，精力充沛，表達能力強。她意識到，世界是多么的遼闊廣袤，歷史是多么的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觀、可聽的故事不勝枚舉，由此她充滿欲望。她讀紀德，讀愛倫·坡，讀傑克·倫敦，讀托馬斯·曼，讀卡夫卡……桑塔格就像她激賞的卡內蒂一樣，“什麼都學”。
有時候，她因為年紀小的緣故，還跟不上作者的思路，她也會在日記里記下她急切的心情。在1948年9月10日的日記里，15歲的少女桑塔格寫下了她閱讀紀德《日記》第二卷的感受：“我得到這書的當天深夜2：30就看完了。我本該看得慢點的，而且我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紀德獲得了極其完美的智性交流，對他產生的每個想法，我都體驗到那種相應的產前陣痛！因此，我想的不是：‘多么不可思議地清晰易懂啊！’——而是‘停下！我無法這么快地思考！或者確切地說，我長起來沒有這么快！’因為，我不只是在看這本書，我自己還在創造它，這種獨特而巨大的體驗清空了這可怕的幾個月來充斥在我腦子裡的許許多多的混亂與貧乏——”桑塔格找到了與她酷愛的作家之間的契合。類似這樣的例子這卷日記里還有很多，讓我們看到日後的作家桑塔格喜歡的文風、題材，更讓我們看到她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的滋養。
當然，我們也看到一個評論家在成長。在20世紀60年代寫出《關於“坎普”的札記》、《反對闡釋》這些名篇的桑塔格是與個性鮮明、鋒芒畢露的批評風格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品質在少女桑塔格身上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表現，這時的她對他人的審視和對作品的判斷雖然不一定準確，有時甚至非常武斷、幼稚，但她直言不諱、口無遮攔。她14歲就認為“人與人的唯一區別就是智慧”。20歲時，她在書店隨手拿起一本卡夫卡的小說集，才看了《變形記》一頁，便感到了強烈的震撼，一下子認定卡夫卡是她看過的最好的作家，並斷言： “和他相比，喬伊斯是何等愚蠢，紀德何等——沒錯——恬美，曼又是何等的空洞+誇誇其談。只有普魯斯特是同樣的有趣——幾乎。”1961年，桑塔格看完福克納的《八月之光》，認為這部小說相當粗俗。這樣的評判可能是相當感性的，卻是率真的表白。
桑塔格說過，她最最希望的是成為一個作家——小說家。記得2004年我訪問她時，她問我更喜歡她的小說還是評論，我說是評論，她頓感失落。事實上，桑塔格第三次患癌時仍然相信能活下來，在她眾多的計畫里，還有一部日本題材的小說要寫。可以說，她看重的是其小說家的身份，因為這是她兒時的理想。我們在《重生》里看到了她在創作道路上做的積累。散見於整本日記的是她的一些小說素材和構思，她動輒就記下擬寫小說的標題、情節、場景，有時甚至很具體，說這個短篇要寫成卡夫卡風格，那個要有點斯特林堡的特點，等等。1960年，桑塔格開始撰寫《恩主》。這部小說並非一部常規意義上的小說，而是桑塔格借用回憶錄的形式完成了一個人一生現實與夢境混雜的傳記。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從她欣賞的作家作品以及她的思考中，也許不難理解她會寫出這樣的小說。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以後，戴維悲痛之餘，和她生前的助手與好友一起默默地做了許多事情。先是2007年創建了美國桑塔格基金會，設立桑塔格文學翻譯獎，出版桑塔格的最後一部文集《同時》(2007)；然後撰寫了記錄桑塔格(當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她生命的最後歲月里與病魔抗爭的《死海搏擊》(2008)。接著，經過幾年的猶豫，他又著手編輯桑塔格的日記。由於桑塔格生前已經將其所有的文檔都賣給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不出，也早晚有人出。儘管作為兒子出版這樣的私密日記要承擔許多“文學風險和道德負擔”，而且在相當的程度上侵犯了媽媽的隱私，因為第一，桑塔格的日記從少女時代一直記到差不多生命的最後幾年，留下了近百本日記、筆記本，但從未發表過哪怕是一行字；第二，儘管身邊的人都知道她有記日記的習慣，她卻從未像有些人那樣在朋友面前念過。戴維說，儘管日記里有他不想看到也不想讓別人看到的內容，但是，想到他媽媽作為讀者和作家，就很喜歡看名人的書信和日記，而且越私密越好，那么，也許作為作家的桑塔格會贊同他出版她的日記的。無論如何，我們感謝桑塔格和她兒子，因為了解和研究一個作家，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要顧及“全人”，而結合她的小說和評論作品，來見見日記里這個為了情感滿足和寫作成功而讓自己的弦一直都繃得很緊、從來都不肯放鬆的桑塔格，想來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姚君偉
2012年夏於南京月光寓所
從桑塔格的小說和評論中，我們看到了她作為小說家的敏感和評論家的犀利；從她參與的社會活動和發表的言論中，我們又見識了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在《重生》出版前，我們無緣一窺日記里的桑塔格。目前的幾本有關傳記有的是評傳，有的是一般的傳記。戴維2009年2月底來南京看我時說，在生平方面，這些傳記均有其不盡可靠之處，他因此在考慮正式授權《桑塔格傳》的撰寫。我問過戴維他媽媽是否寫有自傳，他說沒有。我們知道，研究一個作家的創作，總是離不開對其生平事跡的了解。桑塔格在寫作前有些什麼準備？她如何看待寫作？她在寫作中著力表現的主題與她本人的生活經歷是否有關係？如果有，又是怎樣的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現在，戴維編輯出版了桑塔格的日記，而首卷的時間跨度從1947至1963年，正是桑塔格從一個14歲的花季少女成長為一個三十而立的青年作家所走過的歷程，從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為桑塔格”的問題。
大約在她4歲那年，一次在公園裡，她的保姆就跟別人講蘇珊這孩子弦繃得很緊。她心想，這倒是很有趣的說法。我的弦繃得很緊嗎？《鑄就偶像：蘇珊·桑塔格傳》里的這個細節是否真實，不得而知。筆者在翻譯這本傳記時，心想這是不是咱們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不過，如果把這個細節與《重生》聯繫起來看，桑塔格的保姆說得倒大致不錯。概括地說，桑塔格的弦一直都繃得緊緊的，體現在這段時間她的性取向、家庭生活、自我審視，以及學業、事業諸多方面。
儘管桑塔格和肖像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的同性戀情在圈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她本人卻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論過自己的性取向。現在，我們在她的日記里看到，其實她在少女時代就開始強烈地為自己的性取向而焦慮了。在1948年12月25日的日記里，她說她感覺自己有同性戀傾向，因此感到不安，她說“我是多么不願意寫這個啊”。這一年她才15歲。翌年2月，16歲的桑塔格就讀於加州伯克利分校。儘管桑塔格人很聰明，在中學就連跳幾級，但她入學後仍然發奮讀書。可同時她也開始關注《夜林》等同性戀書刊，結識同性戀夥伴。改變她情感生活的是日記里的H，也即後來大家都知道的哈麗雅特。大一新生桑塔格白天用功讀書，晚上則隨H在舊金山泡同性戀酒吧，並第一次和她發生同性關係： “我可能還是喝醉了；H開始和我做愛時，感覺那么美妙……我們上床前已經4：00了——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就在我完全意識到我要她時，她也知道了……”這是1949年5月底桑塔格的一則日記里記錄的癲狂體驗。桑塔格追求著同性愛欲給她帶來的享受。她日後到牛津和巴黎，又和H聯繫上，可H經常把她獨自撂在房間，自己出去。和她在一起，桑塔格感到快樂，但更多的是感到痛苦，因為她偷看H的日記時，發現H根本不喜歡她，之所以還和她在一起，是因為暫時沒有更好的性伴侶而已。此後，H又把她自己的戀人，即日記中的I.介紹給桑塔格。桑塔格的這個新女友即瑪麗亞·艾琳·福恩斯，《恩主》就是獻給她的。同性戀讓桑塔格很興奮，也很痛苦。她說她期待快樂，她要發現快樂，拒絕痛苦；她發現到處都是快樂，她準備全身投入其中：“從此一切重新開始——我重生了。”
不過在當時，人們對於同性戀還不認同，甚至認為是反常的。這讓桑塔格感到緊張和焦慮，她希望自己至少是雙性戀。1950年底，桑塔格在旁聽的課堂上認識了主講老師菲利普·里夫。12月2日的日記中記了一條：“昨晚，或者是不是今天(星期六)早上？——我和菲利普·里夫訂婚了。”他們馬上就結了婚，兩人認識才十天。匆匆結婚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是經濟原因，更可能是內心的焦慮，她要放鬆一下因同性戀而在情感上繃得太緊的弦。不久，這場婚姻就證明是過於草率了。桑塔格在日記里雖然提到頭一年，她對丈夫的欲望很強，但剛過1951年元旦，她就在日記中寫道：“帶著對自我毀滅意願充分的意識+恐懼，我嫁給菲利普。”在《重生》里，我們看不到婚後桑塔格有什麼幸福。1952年，戴維出生都沒有給19歲的桑塔格帶來多少初為人母的快樂。婚後五年的生活日記沒有任何記錄。直到1956年9月4日，桑塔格才在日記里寫下自己對婚姻的看法：“婚姻全部的要點就是重複。它的目標最多是創造強烈的互相依賴。……爭吵最後變得毫無意義……你只是開始生悶氣，然後變成習以為常的沉默，然後再吵。”1957--1958學年，桑塔格拋夫別子，單飛牛津療傷，外加研究哲學，撰寫她最終並沒有完成的博士論文。
《重生》讓我們窺見一個在感情上有追求、有快樂更有痛苦，一根弦老是繃得緊緊的桑塔格，同時，也讓我們讀者看到一個天資聰穎的少女是如何成為日後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的。至於作為富於正義感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桑塔格，這本日記里倒很難看到什麼雛形，她並沒有記下她所處時代的社會情狀。
從這卷日記中可以看到，桑塔格不僅在情感上，而且在心智上也非常早熟。她從小就樹立了明確的目標，並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她在與納丁·戈迪默的一次對談中講到，她七八歲就動筆寫作了；在她看來，寫作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而當作家就是要發表作品。戴維在他那感人的前言裡，說他媽媽從小就相信自己具有特殊的天賦，能夠為這個世界作點貢獻；為此，她小時候看書的胃口就很大，不知疲倦地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思辨能力。在日記里，我們看到她列出了那么多的清單，文學的、戲劇的、音樂的、電影的、哲學的。書買來或借來看完，她就會在日記里記下自己的心得體會，看完了她有時就會在單子上劃掉，沒看完的繼續看。她對什麼都充滿好奇，精力充沛，表達能力強。她意識到，世界是多么的遼闊廣袤，歷史是多么的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觀、可聽的故事不勝枚舉，由此她充滿欲望。她讀紀德，讀愛倫·坡，讀傑克·倫敦，讀托馬斯·曼，讀卡夫卡……桑塔格就像她激賞的卡內蒂一樣，“什麼都學”。
有時候，她因為年紀小的緣故，還跟不上作者的思路，她也會在日記里記下她急切的心情。在1948年9月10日的日記里，15歲的少女桑塔格寫下了她閱讀紀德《日記》第二卷的感受：“我得到這書的當天深夜2：30就看完了。我本該看得慢點的，而且我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紀德獲得了極其完美的智性交流，對他產生的每個想法，我都體驗到那種相應的產前陣痛！因此，我想的不是：‘多么不可思議地清晰易懂啊！’——而是‘停下！我無法這么快地思考！或者確切地說，我長起來沒有這么快！’因為，我不只是在看這本書，我自己還在創造它，這種獨特而巨大的體驗清空了這可怕的幾個月來充斥在我腦子裡的許許多多的混亂與貧乏——”桑塔格找到了與她酷愛的作家之間的契合。類似這樣的例子這卷日記里還有很多，讓我們看到日後的作家桑塔格喜歡的文風、題材，更讓我們看到她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的滋養。
當然，我們也看到一個評論家在成長。在20世紀60年代寫出《關於“坎普”的札記》、《反對闡釋》這些名篇的桑塔格是與個性鮮明、鋒芒畢露的批評風格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品質在少女桑塔格身上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表現，這時的她對他人的審視和對作品的判斷雖然不一定準確，有時甚至非常武斷、幼稚，但她直言不諱、口無遮攔。她14歲就認為“人與人的唯一區別就是智慧”。20歲時，她在書店隨手拿起一本卡夫卡的小說集，才看了《變形記》一頁，便感到了強烈的震撼，一下子認定卡夫卡是她看過的最好的作家，並斷言： “和他相比，喬伊斯是何等愚蠢，紀德何等——沒錯——恬美，曼又是何等的空洞+誇誇其談。只有普魯斯特是同樣的有趣——幾乎。”1961年，桑塔格看完福克納的《八月之光》，認為這部小說相當粗俗。這樣的評判可能是相當感性的，卻是率真的表白。
桑塔格說過，她最最希望的是成為一個作家——小說家。記得2004年我訪問她時，她問我更喜歡她的小說還是評論，我說是評論，她頓感失落。事實上，桑塔格第三次患癌時仍然相信能活下來，在她眾多的計畫里，還有一部日本題材的小說要寫。可以說，她看重的是其小說家的身份，因為這是她兒時的理想。我們在《重生》里看到了她在創作道路上做的積累。散見於整本日記的是她的一些小說素材和構思，她動輒就記下擬寫小說的標題、情節、場景，有時甚至很具體，說這個短篇要寫成卡夫卡風格，那個要有點斯特林堡的特點，等等。1960年，桑塔格開始撰寫《恩主》。這部小說並非一部常規意義上的小說，而是桑塔格借用回憶錄的形式完成了一個人一生現實與夢境混雜的傳記。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從她欣賞的作家作品以及她的思考中，也許不難理解她會寫出這樣的小說。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以後，戴維悲痛之餘，和她生前的助手與好友一起默默地做了許多事情。先是2007年創建了美國桑塔格基金會，設立桑塔格文學翻譯獎，出版桑塔格的最後一部文集《同時》(2007)；然後撰寫了記錄桑塔格(當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她生命的最後歲月里與病魔抗爭的《死海搏擊》(2008)。接著，經過幾年的猶豫，他又著手編輯桑塔格的日記。由於桑塔格生前已經將其所有的文檔都賣給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不出，也早晚有人出。儘管作為兒子出版這樣的私密日記要承擔許多“文學風險和道德負擔”，而且在相當的程度上侵犯了媽媽的隱私，因為第一，桑塔格的日記從少女時代一直記到差不多生命的最後幾年，留下了近百本日記、筆記本，但從未發表過哪怕是一行字；第二，儘管身邊的人都知道她有記日記的習慣，她卻從未像有些人那樣在朋友面前念過。戴維說，儘管日記里有他不想看到也不想讓別人看到的內容，但是，想到他媽媽作為讀者和作家，就很喜歡看名人的書信和日記，而且越私密越好，那么，也許作為作家的桑塔格會贊同他出版她的日記的。無論如何，我們感謝桑塔格和她兒子，因為了解和研究一個作家，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要顧及“全人”，而結合她的小說和評論作品，來見見日記里這個為了情感滿足和寫作成功而讓自己的弦一直都繃得很緊、從來都不肯放鬆的桑塔格，想來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姚君偉
2012年夏於南京月光寓所
序言
我向來認為，凡生者談及逝者，最愚蠢的說法之一，便是講“某某會樂意如此行事。”往最好處說，這是臆測；而多半，無論出於怎樣的善意，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無從得知嘛。所以，關於這本《重生》——即蘇珊·桑塔格日記選的第一卷(共三卷)——的出版，無論還有多少別的話可說，它並不是一部她會出的書——即一開始就假設她生前就做過出版這三卷日記的決定。相反，無論是決定出版，還是著手遴選，都是我一人所為。即便不存在審查問題，這樣的事業於文學之危，於道德之險，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請讀者注意 。
這決定我從來就不想做。但家母辭世，並沒有留下什麼囑託，交代如何處置她的檔案和未輯錄、未寫完的稿子。這看起來似乎與其個性不符——一個對自己的工作如此殫精竭慮的人，一個對於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語言的譯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個對於全球的出版社和雜誌都廣知博聞並能對他們作出果斷評價的人。然而，儘管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深具摧毀性，儘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奪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辭世前數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來。因此，她並未談及一旦她無力親自處置工作，則希望他人如何代勞——那些更順命於死亡的人就會這么做——而是強調說要恢復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寫的東西。
就我而言，她當然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離世。當她為活下去而抗爭時，並不虧欠子孫什麼，更不欠我的。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她的決定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眼下最重要的後果是，決定如何出版她的遺著就成了我的任務。事關她的隨筆——它們在她去世兩年後出版的《同時》中露面——選擇相對要容易一點。儘管家母無疑更樂意在重新出版時大幅度修訂原稿，但畢竟在她在世時，那些文字或是曾經刊印過，或是作為講稿在演說中發布過。她的意圖是明確的。
這些日記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純粹寫給自己，常記不輟，從豆蔻年華寫到人生的最後幾年——彼時，她從電腦和電子郵件里得到的樂趣似乎抑制了一點她寫日記的興致。其中沒有一行字是她允準出版的，而且，與某些日記撰寫者不同，她沒有念給朋友聽過，儘管與她親近的人知道有這些日記存在，也知道她有個習慣，每寫完一個筆記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歸攏在一起，存放在臥室的步入式壁櫥里，邊上是其他一些珍愛物但某種程度上主要是私人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時代的紀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後一次患病，這樣的筆記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後那年，我和她最後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羅·迪洛納爾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時，又有些筆記本冒出來。關於筆記本里的內容，我幾乎一無所知。我跟母親關於筆記本唯一的一次談話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發作時；這輩子她先前已經兩次罹患癌症，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認為她能夠像以前一樣戰勝白血病活下來。只有一句話，輕輕的一聲：“你知道那些日記本在哪裡的。”至於她想讓我怎么處置它們，她隻字未提。
我說不準，但我願意相信，若全憑我裁斷，我會等好久以後才出版日記，或者根本就不會出版。有幾次我甚至想將它們付之一炬。不過那純屬妄想。事實上，無論如何，這些有形的日記本並不屬於我。家母健在時，就把她的檔案賣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圖書館，協定規定，她一旦辭世，那些日記就得和她的檔案、書稿一道運過去——如今也確實運過去了。既然家母簽署的契約並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義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識到，這情勢已經替我做好了決定。我如果自己不籌劃出版，別人也會做這件事。看來最好還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懼。說這些日記揭示了自我，那實在是太輕描淡寫。我最終決定將母親的許多極為嚴苛的判語納入書中。她是個偉大的“評判者”。然而，將她的這一特質暴露出來——而這些日記真是充滿了“暴露”——就難免相當於邀請讀者來評判她。做這件事，最叫人進退維谷的問題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從哪方面看她都不是個樂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關於她的同性戀問題，關於她是否承認自己的雄心的問題，她都盡一切可能，在不否認的基礎上避開任何形式的討論。所以，我的決定當然侵犯了她的隱私。對此，再也沒有比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書中的)這些日記緊緊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傾向的覺醒，身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名16歲大一新生時的初期體驗，以及她剛剛成年時經歷的兩段重大關係——第一段關係中的那位女子，此處以H代稱，她們初次相遇是那年在加州大學，之後，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劇作家瑪麗亞·艾琳·福恩斯，母親同年在巴黎與其邂逅(原本福恩斯與H是一對情侶)，她回到美國與家父離婚之後搬到曼哈頓，於1959年至1963年間在紐約與福恩斯同居。
一旦決定出版她的日記，我就沒有刪材減料的打算，無論這材料是將我母親曝光到某種程度，還是在性事上頗為坦率，抑或對於日記中出現的人物不甚友善，不過，我最終還是略去了某些隱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選原則部分仰仗如下觀念：這些材料呈現的是年輕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時她正自覺而堅定地致力於塑造她所嚮往的自我，而這肖像的青澀與質樸，恰恰是這些日記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為如此，我決定將這一卷定名為“重生”，取自某則早期日記的開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別童年之後的情形。
與母親同代的美國作家，誰都不像她那樣與歐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淵源。約翰·厄普代克談及其寫作生涯之初，曾說他家鄉的那個小鎮，即“整個[賓夕法尼亞]希靈頓”都可供他“講述”，很難想像母親會像他那樣，說她擁有“整個圖森”或者“整個加州‘謝爾曼奧克斯’”來供她“講述”。更難想像母親會像她那一代的許多美國猶太裔作家那樣，通過追憶其童年、回溯其社會及種族背景來汲取靈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證本書以“重生”為名有多么妥帖——恰恰相反。在許多層面倒與呂西安·德·呂邦潑雷相同——那個來自深鄉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頭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
當然，在性格、氣質或事業的任何其他意義上，母親都不是呂邦潑雷。她並不希求恩寵。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運。剛到青春期，她就意識到自己天賦異稟，亦能有所貢獻。那強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學識愈深、愈廣的渴望——這項工程在日記中占據了那么多篇幅，因而我也試圖在選集中納入相同的比例——某種程度上即是她這一自我意識的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畫家和音樂家們看齊。從這個意義上講，阿薩克·巴別爾 的那句口號“你必須無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蘇珊·桑塔格身上。
這和我們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間成功人士的思維中，“相信自己”是一個恆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約，隨時代更替而顯著變化。母親的自信，我想，是一種19世紀的觀念，而她沉湎於這些日記的行為就跟那些偉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頗有氣味相投之處——我想到了卡萊爾 。這種方式在21世紀初表達雄心的記錄里已經蕩然無存。一個想要在其中尋找反諷的讀者會一無所獲。對此，家母深有覺察。在她關於艾利亞斯·卡內蒂的隨筆中——我總覺得，這篇隨筆加上她關於沃爾特·本雅明的文章，簡直就像從她的自傳里逸出的妙筆，但凡她寫自傳的話——她滿懷讚賞地引用過卡內蒂的冥思，“我試圖想像某人對莎士比亞說‘悠著點兒！’”
因此，再度提請讀者注意。在這部日記里，藝術被看做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反諷被定義成缺陷而非優點，嚴肅性則是至高無上的美德。這些特點母親早就有所展露。她身邊從來都不缺少想讓她悠著點的人。她曾經回憶，說她那位和藹而世俗的、在戰場上當過英雄的繼父懇求她少讀點書，否則找不到丈夫。更為自信且高雅的版本來自她在牛津的導師、哲學家斯圖亞特·漢普夏，她曾告訴我，漢普夏在某堂輔導課上沮喪地說，“喔，你們這些美國人啊！你們是如此嚴肅……就像那些德國人。”他並無恭維之意；但家母卻把這話當成一枚榮譽勳章佩戴起來。
上述種種也許會讓讀者認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歐洲人”，即以賽亞·伯林所謂的，既有“天然是”美國人的歐洲人，也有“天然是”歐洲人的美國人。但我認為這話用在家母身上並非完全合適。誠然，在她看來，美國文學不過是偉大的歐洲文學——德國文學首當其衝——的邊緣，然而，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設是，她能重塑自己，我們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實能憑著自己的意願——確切點說，如果你有這意願的話——被拋棄，或者被超越。菲茨傑拉德說過“美國人的生活沒有第二幕”，如果不充當這理論的化身，那又是怎樣的情形？我說過，就在她從來不肯完全相信那是她臨終床榻的臨終床榻上，她還在籌劃，一旦治療為她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她將如何展開餘生的第一幕。
在這一點上，家母令人驚嘆地畢生如一。讀她的日記，在那些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其中有這么一個印象：由青春而至老去，母親始終在打一樣的仗，既同這世界作戰，也同她自己抗爭。她在把握人文學科時的感知能力，她那驚心動魄的、認定自己判斷正確的信心，她那無與倫比的貪婪——她覺得非要聽到每一首樂曲，看到每一件藝術品，對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均熟稔於胸不可——從一開始就歷歷在目，那時她先列出自己想讀的書，然後一邊讀一邊逐一打鉤。然而，同樣歷歷在目的還有她的挫敗感，對於愛甚至性的種種困惑。她對自己的智慧有多么淡定，她對自己的身體就有多么不安。
這讓我的憂傷無以言表。家母年少時曾去過希臘。在那裡，她在南方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一個圓形劇場裡看過一出《美狄亞》。那次經歷讓她深為動容，因為就在美狄亞準備殺掉自己的孩子時，觀眾席上有好多人嚷起來：“別，別這么乾，美狄亞！”“這些人壓根兒就不覺得自己在看一部藝術作品，”她多次對我講，“那都是真的！”
這些日記也是真的。我一邊讀，一邊體會著與50年代中期的希臘觀眾們相差無幾的焦慮。我想大聲喊，“別那么乾”或者“別對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覺別這么好”或者“對她防著點，她不愛你”。但是，當然，我為時已晚：戲已演罷，主角已離場，而其他角色，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留下的是痛苦與雄心。這些日記就游移在兩者之間。母親會樂意讓它們面世嗎？再說一次，我決定不僅允許其出版，而且由我自己擔任編輯，是基於務實的考慮，即便日記里包含了讓我痛苦的內容，還有許多我寧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
我確切知道的是，作為一名讀者和作者，家母熱愛日記和書信——越私密越好。所以，或許，作家蘇珊·桑塔格會同意我的做法。至少，我希望如此。
黃昱寧譯
這決定我從來就不想做。但家母辭世，並沒有留下什麼囑託，交代如何處置她的檔案和未輯錄、未寫完的稿子。這看起來似乎與其個性不符——一個對自己的工作如此殫精竭慮的人，一個對於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語言的譯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個對於全球的出版社和雜誌都廣知博聞並能對他們作出果斷評價的人。然而，儘管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深具摧毀性，儘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奪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辭世前數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來。因此，她並未談及一旦她無力親自處置工作，則希望他人如何代勞——那些更順命於死亡的人就會這么做——而是強調說要恢復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寫的東西。
就我而言，她當然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離世。當她為活下去而抗爭時，並不虧欠子孫什麼，更不欠我的。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她的決定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眼下最重要的後果是，決定如何出版她的遺著就成了我的任務。事關她的隨筆——它們在她去世兩年後出版的《同時》中露面——選擇相對要容易一點。儘管家母無疑更樂意在重新出版時大幅度修訂原稿，但畢竟在她在世時，那些文字或是曾經刊印過，或是作為講稿在演說中發布過。她的意圖是明確的。
這些日記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純粹寫給自己，常記不輟，從豆蔻年華寫到人生的最後幾年——彼時，她從電腦和電子郵件里得到的樂趣似乎抑制了一點她寫日記的興致。其中沒有一行字是她允準出版的，而且，與某些日記撰寫者不同，她沒有念給朋友聽過，儘管與她親近的人知道有這些日記存在，也知道她有個習慣，每寫完一個筆記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歸攏在一起，存放在臥室的步入式壁櫥里，邊上是其他一些珍愛物但某種程度上主要是私人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時代的紀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後一次患病，這樣的筆記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後那年，我和她最後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羅·迪洛納爾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時，又有些筆記本冒出來。關於筆記本里的內容，我幾乎一無所知。我跟母親關於筆記本唯一的一次談話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發作時；這輩子她先前已經兩次罹患癌症，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認為她能夠像以前一樣戰勝白血病活下來。只有一句話，輕輕的一聲：“你知道那些日記本在哪裡的。”至於她想讓我怎么處置它們，她隻字未提。
我說不準，但我願意相信，若全憑我裁斷，我會等好久以後才出版日記，或者根本就不會出版。有幾次我甚至想將它們付之一炬。不過那純屬妄想。事實上，無論如何，這些有形的日記本並不屬於我。家母健在時，就把她的檔案賣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圖書館，協定規定，她一旦辭世，那些日記就得和她的檔案、書稿一道運過去——如今也確實運過去了。既然家母簽署的契約並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義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識到，這情勢已經替我做好了決定。我如果自己不籌劃出版，別人也會做這件事。看來最好還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懼。說這些日記揭示了自我，那實在是太輕描淡寫。我最終決定將母親的許多極為嚴苛的判語納入書中。她是個偉大的“評判者”。然而，將她的這一特質暴露出來——而這些日記真是充滿了“暴露”——就難免相當於邀請讀者來評判她。做這件事，最叫人進退維谷的問題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從哪方面看她都不是個樂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關於她的同性戀問題，關於她是否承認自己的雄心的問題，她都盡一切可能，在不否認的基礎上避開任何形式的討論。所以，我的決定當然侵犯了她的隱私。對此，再也沒有比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書中的)這些日記緊緊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傾向的覺醒，身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名16歲大一新生時的初期體驗，以及她剛剛成年時經歷的兩段重大關係——第一段關係中的那位女子，此處以H代稱，她們初次相遇是那年在加州大學，之後，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劇作家瑪麗亞·艾琳·福恩斯，母親同年在巴黎與其邂逅(原本福恩斯與H是一對情侶)，她回到美國與家父離婚之後搬到曼哈頓，於1959年至1963年間在紐約與福恩斯同居。
一旦決定出版她的日記，我就沒有刪材減料的打算，無論這材料是將我母親曝光到某種程度，還是在性事上頗為坦率，抑或對於日記中出現的人物不甚友善，不過，我最終還是略去了某些隱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選原則部分仰仗如下觀念：這些材料呈現的是年輕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時她正自覺而堅定地致力於塑造她所嚮往的自我，而這肖像的青澀與質樸，恰恰是這些日記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為如此，我決定將這一卷定名為“重生”，取自某則早期日記的開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別童年之後的情形。
與母親同代的美國作家，誰都不像她那樣與歐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淵源。約翰·厄普代克談及其寫作生涯之初，曾說他家鄉的那個小鎮，即“整個[賓夕法尼亞]希靈頓”都可供他“講述”，很難想像母親會像他那樣，說她擁有“整個圖森”或者“整個加州‘謝爾曼奧克斯’”來供她“講述”。更難想像母親會像她那一代的許多美國猶太裔作家那樣，通過追憶其童年、回溯其社會及種族背景來汲取靈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證本書以“重生”為名有多么妥帖——恰恰相反。在許多層面倒與呂西安·德·呂邦潑雷相同——那個來自深鄉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頭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
當然，在性格、氣質或事業的任何其他意義上，母親都不是呂邦潑雷。她並不希求恩寵。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運。剛到青春期，她就意識到自己天賦異稟，亦能有所貢獻。那強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學識愈深、愈廣的渴望——這項工程在日記中占據了那么多篇幅，因而我也試圖在選集中納入相同的比例——某種程度上即是她這一自我意識的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畫家和音樂家們看齊。從這個意義上講，阿薩克·巴別爾 的那句口號“你必須無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蘇珊·桑塔格身上。
這和我們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間成功人士的思維中，“相信自己”是一個恆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約，隨時代更替而顯著變化。母親的自信，我想，是一種19世紀的觀念，而她沉湎於這些日記的行為就跟那些偉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頗有氣味相投之處——我想到了卡萊爾 。這種方式在21世紀初表達雄心的記錄里已經蕩然無存。一個想要在其中尋找反諷的讀者會一無所獲。對此，家母深有覺察。在她關於艾利亞斯·卡內蒂的隨筆中——我總覺得，這篇隨筆加上她關於沃爾特·本雅明的文章，簡直就像從她的自傳里逸出的妙筆，但凡她寫自傳的話——她滿懷讚賞地引用過卡內蒂的冥思，“我試圖想像某人對莎士比亞說‘悠著點兒！’”
因此，再度提請讀者注意。在這部日記里，藝術被看做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反諷被定義成缺陷而非優點，嚴肅性則是至高無上的美德。這些特點母親早就有所展露。她身邊從來都不缺少想讓她悠著點的人。她曾經回憶，說她那位和藹而世俗的、在戰場上當過英雄的繼父懇求她少讀點書，否則找不到丈夫。更為自信且高雅的版本來自她在牛津的導師、哲學家斯圖亞特·漢普夏，她曾告訴我，漢普夏在某堂輔導課上沮喪地說，“喔，你們這些美國人啊！你們是如此嚴肅……就像那些德國人。”他並無恭維之意；但家母卻把這話當成一枚榮譽勳章佩戴起來。
上述種種也許會讓讀者認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歐洲人”，即以賽亞·伯林所謂的，既有“天然是”美國人的歐洲人，也有“天然是”歐洲人的美國人。但我認為這話用在家母身上並非完全合適。誠然，在她看來，美國文學不過是偉大的歐洲文學——德國文學首當其衝——的邊緣，然而，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設是，她能重塑自己，我們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實能憑著自己的意願——確切點說，如果你有這意願的話——被拋棄，或者被超越。菲茨傑拉德說過“美國人的生活沒有第二幕”，如果不充當這理論的化身，那又是怎樣的情形？我說過，就在她從來不肯完全相信那是她臨終床榻的臨終床榻上，她還在籌劃，一旦治療為她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她將如何展開餘生的第一幕。
在這一點上，家母令人驚嘆地畢生如一。讀她的日記，在那些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其中有這么一個印象：由青春而至老去，母親始終在打一樣的仗，既同這世界作戰，也同她自己抗爭。她在把握人文學科時的感知能力，她那驚心動魄的、認定自己判斷正確的信心，她那無與倫比的貪婪——她覺得非要聽到每一首樂曲，看到每一件藝術品，對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均熟稔於胸不可——從一開始就歷歷在目，那時她先列出自己想讀的書，然後一邊讀一邊逐一打鉤。然而，同樣歷歷在目的還有她的挫敗感，對於愛甚至性的種種困惑。她對自己的智慧有多么淡定，她對自己的身體就有多么不安。
這讓我的憂傷無以言表。家母年少時曾去過希臘。在那裡，她在南方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一個圓形劇場裡看過一出《美狄亞》。那次經歷讓她深為動容，因為就在美狄亞準備殺掉自己的孩子時，觀眾席上有好多人嚷起來：“別，別這么乾，美狄亞！”“這些人壓根兒就不覺得自己在看一部藝術作品，”她多次對我講，“那都是真的！”
這些日記也是真的。我一邊讀，一邊體會著與50年代中期的希臘觀眾們相差無幾的焦慮。我想大聲喊，“別那么乾”或者“別對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覺別這么好”或者“對她防著點，她不愛你”。但是，當然，我為時已晚：戲已演罷，主角已離場，而其他角色，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留下的是痛苦與雄心。這些日記就游移在兩者之間。母親會樂意讓它們面世嗎？再說一次，我決定不僅允許其出版，而且由我自己擔任編輯，是基於務實的考慮，即便日記里包含了讓我痛苦的內容，還有許多我寧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
我確切知道的是，作為一名讀者和作者，家母熱愛日記和書信——越私密越好。所以，或許，作家蘇珊·桑塔格會同意我的做法。至少，我希望如此。
黃昱寧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