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錫尼河事件,
簡介
其父、伯父均在當時的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中任職。青少年時代，郭文林受過良好的教育，先後於1914年、1920年入海拉爾蒙旗兩級學校、蒙旗中學學習，1922～1926年就讀於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赴北平蒙藏學校學習。1928年，經呼倫道尹趙仲仁①和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紹，東渡日本，先是在東京善鄰學僚學習日語，後於次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10月又入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學習，直至1931年7月畢業回家。“9·18”事變後，郭文林一度參與蒙古自治運動(主要是招募少數民族青年到日本軍隊受訓，約5個月)。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前後，郭文林追隨凌升③參與“滿洲國”的“建國”活動，並經偽滿興安北分省省長凌升的推薦，被委任為騎兵上校、偽滿執政府侍衛官兼護軍統領，後以護軍統領任禁衛步兵團團長，主要負責“執政府”的警備、警衛任務。
正當郭文林感到躊躇滿志的時候，1936年4月，興安北省省長凌升等4人被日本關東軍以“通蒙通蘇”的罪名殺害，一大批人受到株連，郭文林的父親、伯父也被罷官免職，不久先後離開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親，又曾被推薦任軍職，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對他進行了多次“訊問”，原擬定去日本陸軍大學學習的機會因此被取銷。因沒有證據和出於統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對他的懷疑。這一期間，郭文林於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偽滿陸軍訓練專科班學習，結業後任偽滿宮內府上校侍從武官。凌升事件對郭文林是有影響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務機關強加給凌升等人的罪名，也為自己所受到的“訊問”不滿，但這只能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1938年9月，郭文林調任偽滿興安軍管區參謀長，次年晉銜少將。其間，郭文林以軍管區參謀長身份，負責對到華北參加“討伐”的甘珠支隊的後方勤務事宜；“諾門罕”事件爆發後，先後負責編成烏爾部隊、野村部隊，赴中蒙邊境，同時擔任參加諾門罕作戰的偽滿興安軍後方勤務，並於事件之後“統裁”在諾門罕取得的教訓和作戰經驗，研究對蘇作戰。當然，這一事件也使他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在利用少數民族士兵充當炮灰，與“外蒙古”士兵互相殘殺，對他內心深處是有所觸動的。
綜上所述，郭文林在東北淪陷時期為偽滿洲國的統治、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統治是賣力的，是為他們所信任的。正因為如此，其職務與軍銜不斷上升，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裡，由一名軍校學生升至中將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還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諾門罕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不斷戰敗和德國的投降，這些不能不對他有所觸動，不能不使他認識到日本統治的殘暴，不能不認識到偽滿洲國統治的垮台和日本軍國主義難逃失敗的下場。而這些內心深處的變化，為其以後順應形勢的發展，進而領導錫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準備。
錫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據雅爾達協定，蘇聯對日本國宣戰。9日凌晨，蘇聯紅軍飛機開始轟炸海拉爾的日偽軍軍事設施，並向邊界一側的日軍守備隊發動進攻。上午9時許，駐海拉爾地區日軍司令野村登龜江少將派參謀到軍管區司令部，在說明蘇軍進攻情況後，命令第十軍管區所屬部隊當日向第一、二防區——大興安嶺南麓一帶出發，抵達後固守陣地，阻止蘇軍前進，不得已時向扎蘭屯逐次撤退。當日下午5時，郭文林與參謀長正珠爾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隊抵達南屯，與那裡的騎兵50團、51團留守部隊會合。撤離海拉爾時，按日軍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燒毀司令部的20餘所房屋和百餘間的物資武器倉庫、營房，以及大批檔案、檔案等。
10日凌晨兩點，郭文林率領所屬部隊500多人由南屯出發，出發時，又燒毀那裡的兵營、倉庫和軍官宿舍。當日上午，部隊抵達錫尼河地區休息。還在部隊行軍途中和抵達錫尼河地區後，郭文林與參謀長正珠爾扎布④商議目前的形勢，感到再繼續追隨日本軍國主義肯定沒有好下場，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機會，打死部隊內的日本軍官，然後向蘇軍投誠。此事決定下來以後，遂由正珠爾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軍官秘密商議具體行動方案，決定首先把非武裝人員、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後方扎蘭屯；其次，力爭全部打死部隊內的日本軍官，而後投降蘇軍，行動時間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隊在錫尼河休息時，司令部內的日本軍官反對郭文林和正珠爾扎布下達的“就地構築工事，整頓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隊火速進入防區，阻擊蘇軍。正在此時，蘇聯飛機空投傳單，號召偽滿官兵認清形勢，消滅日本侵略軍，向蘇軍投誠。蘇軍傳單在部隊內引起很大震動，亦堅定了郭、正兩人率部起義的決心與信心。為慎重起見，10日晚再次召集軍官會議，決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隊行動時，由參謀長正珠爾扎布發出信號後一起動手。
8月11日早晨，全軍向興安嶺進發(實際上這是計畫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則毫無警惕地騎著馬走在部隊中間。當部隊行至錫尼河廟東面不遠的地方時，由正珠爾扎布發出“軍隊向後退”的命令和連長瑪格斯爾連放3槍以後，部隊內知情的官兵開始動手消滅日本軍官。經過幾十分鐘激戰，除跑掉幾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軍官和軍士被打死。據正珠爾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稱，這些被打死的日本軍官有：高級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參謀處富澤吉沿上尉、副官川龍上尉、軍需處長官島中校、軍需處小和口信中尉、軍需佐藤稔中尉、軍需佐藤中尉、獸醫處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輜重隊長酒井順平中校、炮兵營長大島少校、炮兵營連長工澤上尉、炮兵營某少尉、通訊隊長森三次少校、騎兵第50團副平澤保少校(在蘇聯聽說跑出去了)、騎兵第51團副伊勢榮作少校、獸醫岡田中尉(在蘇聯聽說跑出去了)、獸醫森村中尉、輜重連長山本上尉、憲兵團長內澤伊中校、憲兵平井上尉、憲兵某中尉和通訊隊軍屬三、四名、副官處軍屬兩名等。
應該說，這一事件的策劃是比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獲得了成功，從而為呼倫貝爾現代史留下了極為光輝和有深遠影響的一頁。
事後，全軍將士將偽滿軍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隊改稱為“興蒙漢第一軍”。同時，請當時的索倫旗旗長色仁⑤(布里亞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語老師)做特使，攜帶由正珠爾扎布口述、色仁執筆的俄文投誠書，向蘇軍接洽投誠事宜。鑒於海拉爾方向尚有日本軍隊，遂決定向烏蘭哈熱嘎那(今鄂溫克旗南部)蘇軍投誠。12日，根據事先約定，全軍渡過伊敏河，在指定地點放下武器，正式向蘇軍投誠。隨後，郭、正兩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蘇軍送往後方指揮部。13日，蘇軍飛機空投印有郭、正兩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爾扎布勸降偽軍將士通告書》，號召第十軍管區其他部隊放下武器，向蘇軍投誠。正是在這一事件的影響下，在南線紅花爾基修築工事的騎兵50團700餘人、在北線哈克一帶構築工事的騎兵51團400餘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團長的帶領下，分別打死部隊內的日本軍官，於8月15日前後分別向蘇軍投誠。此後，蘇軍將第十軍管區的部隊收容在蒙古境內，由於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於收容之中。一個多月以後，蘇軍將所剩人員全部遣回海拉爾原日軍兵營內，修築蘇軍烈士紀念塔，完工後經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政府請求，於1946年初全部釋放回家(筆者的父親額爾敦巴圖，時任中尉排長，當時即在哈克一帶，親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參加了修築紀念塔工程)。
三、錫尼河事件的影響、意義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爾扎布領導和發動錫尼河事件決不是偶然的。這裡既有日本關東軍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發的民族意識覺醒，又有形勢出人意料的發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舉。當然，這裡有“被迫”的性質，如果沒有蘇聯對日本宣戰，沒有蘇聯紅軍的全面進攻，他們或許不會發動錫尼河事件，至少不會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在當時——8月10日，蘇聯紅軍還沒有對郭、正兩人領導的部隊形成軍事壓力，他們之間還沒有發生衝突或戰鬥。他們是在得知蘇聯已對日本宣戰，在南下途中認識到日本已無可避免地戰敗、再繼續追隨下去沒有出路的情況下，決定打死日本軍官向蘇軍投誠的。在這點上說，他們還是能認清形勢的，能夠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毅然決然走上光明之路，這點我們是應該肯定的。由郭、正兩人率部起義，我們還可以想到，在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後期，許多國民黨軍隊不正是迫於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壓力而不得不投誠的嗎?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所以，無論是主動也好，被迫也好，錫尼河事件在當時的影響和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軍隊侵占呼倫貝爾地區以後，第一起由少數民族領導和發動、主要由少數民族士兵參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裝起義，且是成建制的部隊參加(這遠比同日發生在葛根廟8·11起義規模大的多，其領導人級別之高、參與士兵之廣、打死日本軍官之多，都是葛根廟起義無法相比的)，這在當時內蒙古地區是絕無僅有的，其意義不可低估。
其三，由於第十軍管區主力部隊迅速起義投誠，從而避免了一場與蘇聯紅軍抗衡的流血戰爭，也使大批少數民族士兵避免了在無謂的抵抗中充當炮灰的下場，並使自己獲得了一條出路。
其四，第十軍管區起義投誠的部隊在被蘇軍收容期間，由於蘇、蒙方人員的教育與開導，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釋放以後，有不少人參加了革命，參加內蒙古自治軍，為新中國的誕生貢獻自己的力量。
總之，錫尼河事件我們是應該肯定的，儘管其動機可能“不純”，但它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卻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說1932年10月蘇炳文⑥在海拉爾率部誓師抗日，打響了呼倫貝爾地區反對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槍，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爾扎布順應歷史潮流，率部起義，則為呼倫貝爾地區反對外來侵略者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郭、正兩人率部在錫尼河地區的壯舉，將在呼倫貝爾地區各族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將在呼倫貝爾的現代史上，永遠留下光輝的一頁。
四、由錫尼河事件引發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爾扎布率部投誠以後，蘇軍先是將他們帶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後將其與溥儀等偽滿重要官員和日軍高級將領關押在蘇聯哈布茹斯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方於1950年7月將溥儀、郭文林在內的前偽滿重要官員由綏芬河口岸移交給中國，並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戰犯管理所的大門。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長子家中居住，後安置到玉泉區廢品收購站、木器廠工作。由於年齡的關係，子女勸他不要再工作，他說我還得乾，還要接受勞動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當他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民證時，很激動，說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他身份特殊，有關方面出面保護，未受到衝擊。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腦溢血，猝死於呼和浩特醫院，終年63歲。一代偽滿洲國的中將司令官就這樣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後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劇還是別的什麼?我以為，在其最後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幾年，在總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總讓人感覺到他的後半生帶有苦澀味，讀來感到不順暢。同時，不能不引發我們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後，由國家宣判定為戰爭罪犯的，特別是少數民族戰爭罪犯，在內蒙古自治區僅有幾人。前文提到的正珠爾扎布是其一，其二為正的兄長甘珠爾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論，前兩人為蒙古族，郭是達斡爾族，亦是達斡爾族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戰爭罪犯。
第二、在國家先後幾批特赦的國民黨將軍戰爭罪犯，多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在戰場上被俘的，作為戰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應該的，理應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後被拘押的。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裝投誠，那時這裡還沒中共的組織，也沒有它所領導的武裝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後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蘇軍投誠，難道是投錯了門?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曾派專人到海拉爾，以了解郭、正兩人供述的於日本投降前投降蘇軍的真實情況。儘管在結論中稱郭、正兩人率部投誠“具有被迫性質，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圖不能實現後才不得已投降了蘇軍”，但仍認為“二犯於日本投降前率隊投降蘇軍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實是肯定的，為什麼還要把他們當做戰犯?或許他們的這一舉動不足以彌補、減輕他們在過去十幾年犯下的罪過，因而在量刑時不予考慮。或許這件事還不算大，還不到認真考慮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時“疏忽”過去。顯然，在肯定這一事件與認定戰犯之間有著某種差異，這是比較少見的，是特殊的個例。
第四、如果說上述三點還可以忽略過去的話，那么，這第四點則實在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在筆者目前所見的圖書史冊（指正式公開出版發行者）中，無一提到錫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談論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罷了，可悲的是我們自己、呼倫貝爾，也是一問很多人不知道，這難道不是一個遺憾嗎？適值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錫尼河事件60周年，我們有責任、有必要去紀念這一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深入發掘相關資料，促進對呼倫貝爾現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許是個悲劇式的人物，由他，我們還想到了蘇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也遭到了厄運。但是，他們倆人所領導和發動的海滿抗戰、錫尼河事件，卻是驚天動地、意義深遠的。
注釋：
③凌升（1886~1936），字雲志，達斡爾族，莫日登哈拉，今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額魯特旗總管、署理索倫右翼總管等職。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後，任興安北省省長。因對日本統治不滿，遂於1936年4月被日本關東軍以“通蒙通蘇”罪名殺害於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