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院生

邢院生,當代女作家。學名陶稚庵。1927年4月2日生於河南開封,祖籍甘肅省通渭縣高碾子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邢院生
  • 出生地:河南開封
  • 出生日期:1927年4月2日
  • 職業:作家
個人簡介,人物生涯,

個人簡介

邢院生 當代女作家。學名陶稚庵。1927年4月2日生於河南開封,祖籍甘肅省通渭縣高碾子村

人物生涯

她父親邢肇棠,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因參與倒蔣活動被通緝,被迫上“梁山”,棄家而去,毅然加入共產黨的行列。母親陶默廠(an)是清末端方的親侄女。端方何許人?——一清末大名鼎鼎的命臣,字陶齋,號午橋,為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先後為舉人、員外郎,光緒二十四年出任直隸霸昌道,爾後又在京師創立農工商局,任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端方顓志興學,力主派遣學生出國深造,後又出使多國考察政治。再後,與其胞弟端錦在四川保路風潮中入川,皆死於譁變軍官劉怡之手。端方篤嗜金石與書畫,是有名的收藏家,著有《陶齋吉金錄》及《藏金記》等。
陶默廠就出生於琴瑟喧闐、詩書朗朗的閥問世家,從小喜愛經史詩文、琴棋書畫、說拉彈唱,並無所不工,尤其戲劇藝術,早年與梅蘭芳過從甚密,是梅氏第一代女弟子,成為京戲舞台上的“名票”,被戲曲界呢稱為“陶六爺”。陶默廠的戲曲藝術天才沒有影響邢院生,卻陶冶了胞弟陶榮生,使他真正成為當代京戲界的“名票”,名揚四海。
民國之後,貴族家道日趨沒落,家產盪盡,但吟詩作賦、揮墨繪畫的遺風依然甚盛,影響了幾代人。邢肇棠因革命而“出走”,使不安的生活更加動盪,全家的生計只靠母親唱戲來維持。邢院生同母親相依為命,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生活的黎明。她始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里成長,一本《白香山詞譜》,把她引進文學的百花園,培養了對文學的愛好。她先後在南京豆腐巷國小、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國小就讀。上學後,她取學名陶稚廠,我想這也許是為了對母親含辛茹苦的紀念,或者為了避災。1939年,在北平貝滿女子中學讀書時,她在年刊上發表詩歌《思父》,後又發表過散文。1946年,在謝冰瑩主編的《婦聲》上發表短篇小說《被踐踏的幼苗》。這是記憶中文學曾給她帶來的興奮。但她沒有做要當作家的夢。
人生不好預測,有時會像一朵雲,被風吹到不可知的地方,聚散無常。
1948年,戰神南行之時,曾任晉冀魯豫邊區參議長的邢肇棠,從延安歸來,從此結束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父女離散之苦。接著,他先任華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員會主任,後赴寧夏任省主席。邢院生也隨父親到銀川,在省衛生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寧夏省人民醫院當內科醫生兼衛生學校教員。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醫院勞動衛生研究生小組學習後,又在北醫附屬三院及鐵路醫院理療科擔任技術員,發表醫學論文,並著有《黑色冶金工業安全衛生手冊》(1957年,科技出版社)。她同醫道打了二十六年的交道,這之間,國難、家難、個人的不幸,形影相隨地出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1962年,擔任河南省副省長的父親,被錯定為嚴重右傾錯誤,並於當年與世長辭,繼而夫妻的離異,又為她添加了巨大的痛苦。顛沛流離,半生坎坷,樁樁往事一起湧進心頭,父母生活的光環不斷擴大,個人的經驗、知識和認識,也轉化成各種色彩,繪成各種故事。“我拿起筆,想寫點什麼,於是走到哪裡,寫到哪裡,零零碎碎點點滴滴的時間也不浪費,等候公共汽車或在樓梯口等人的空當,也不放過,哪怕是只寫一個字……”毅力使她一氣寫成三十萬字,題名《前夜》。
邢院生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女性,這樣的性格注定翻車倒霉,難以逃出文化革命的羅網。1968年,她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現行“反革命”,非法關押在地下室達四年多之久。她的書稿被抄走,並成了反黨的罪證。長夜漫漫,枯坐斗室,面對糊著黑紙的小窗,她沒有去自殺,卻想到光明,並開始重新構思小說的情節、人物、對話,修改腦子裡的《前夜》。小說里的人物和她的生命、靈魂交融在一起,他們共同喜怒哀樂,於是小小的“上”牢成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她在小說里幻想、追求,那些活脫脫的人物伴她度過一千五百多個沒有陽光的黑夜。最初,她把小說寫在手紙上,被看守抄走,又罪加一等。後來她把毛主席的著作編成索引,將陪語、提綱寫在文字的夾縫中。這個對付敵人的辦法拿來對付“自己”是當代現實的悲劇。一支鋼筆尖寫禿了,就在水泥地上磨,磨尖了再寫。那是生的渴望、愛的執著,大寫“人”的讚歌。
1972年12月31日被釋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聲中開始奮筆疾書,連與兒女的親熱都不逞顧及,更不顧自己身體的痛苦,只是伏案寫作。1974年,終於成稿,受到蕭乾等人的鼓勵和關懷,幾經修改,將《前夜》易名《叛女》,由蕭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蕭乾說:“一部小說,不論長短,從主題到結構和內容,都只能通過作者本人的體驗和認識去構思。土建有標準設計,有預製件。我希望永遠不要在文學藝術領域裡搞什麼標準設計,也切不可用預製件。”(《叛女-序》)我十分贊同這個對文學藝術的真知灼見。文學藝術作品只應該有優秀佳作,而不應有什麼“樣板”。如果創作有了“藍本”,就不再稱其創作,最多是一個低能的模仿。小說不一定就該是《紅樓夢》、《水滸傳》、《戰爭與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動人的形象、生活的脈搏、成功的藝術創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說:“文學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寫同一題材的,問題是不在寫什麼,而在怎么寫。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都是文學作品應當表現的內容。”重要的是,要寫深,寫得新,寫得巧,寫得好。一個作家的成功,一是在於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於思想的高度,三是在於作家的藝術概括力和語言的表現力。邢院生具備了這些,於是才有了《叛女》這樣的小說。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題辭:
獻給
為了新生叛逆沒落,
為了光明叛逆黑暗,
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們。
獻辭是作者的寄託,十分令人深思。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昨天走來,沒有叛逆就沒有新生、光明和希望。歷史在叛逆中創造和演進,社會在叛逆中獲得正義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書,是使人能從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藝術。
古今中外許多傳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敘傳的成分,或個人的生活經驗。《叛女》就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故事描寫出身於清末兩江總督家庭的貴族姑娘潤格的愛情遭遇,以及後來她以藝術為武器投身於
革命的經歷。潤格容貌美麗,聰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藝,但她在名門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處是野蠻和禁錮,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護和施展。當愛情來臨的時候,她需要更加遼闊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卻是一個吃喝嫖賭、醉生夢死的丈夫和一個專橫暴虐、陰險毒辣的婆婆。從托家到奎家,從一個火坑到另一個牢籠,齷齪、卑鄙、荒淫、腐敗窒息著她。她對現實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錮十年的瘋女——丫頭秋菊。當她確知自己是老爺強姦了逃荒女白穎所生時,便毅然棄家出走。但走投無路,只好以賣藝為生。潤格沒有隨波逐流,執著地追求人的尊嚴和價值,直到和國民革命軍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愛、結合後,才從茫茫黑夜裡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及“九-一八”事變為背景,不僅寫了潤格的辛酸史、奮鬥史、反抗史,還塑造了義和團失敗後的紅燈照姑娘奇俠、參加革命的藝人路拾遺等女性形象,她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是掙扎著尋求正義和真理的一群,再現了中國歷史的一面。
在中國文學史上,清末之後,描寫旗人貴族榮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歷史遞進中,描寫旗人貴族的演變、升沉,與中國現代革命水乳相融者,並不多見。《叛女》及其姊妹篇在這一文學領域填補了空白。
作者的《動盪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華文出版社)是《叛女》的續篇,主要人物潤格、江放、江風等都沒有改變,它既有連續性,又有獨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頗能引人入勝。
《女憐》的背景仍然十分廣闊,潤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與黑暗的鬥爭環境中發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軍閥內部矛盾被捕後,便把女兒江風寄養在地下革命者楊維林和歐陽墨竹夫婦的診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跡天涯,幫助革命。江放出獄,潤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園生活中,與日本豢養的漢奸黃子廉、奎嘯虎及其黨羽巧妙周旋,刺探情報。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師”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殺遇救後“投奔”大漢奸黃子廉之妻王國玉,日寇血洗甫京,楊維林罹難,歐陽墨竹到北平,陰差陽錯地成為黃家的提琴家庭教師,江風與黃子廉之子黃伯雲關係的變化,黃子廉向江風求婚等,這些淒楚而又富有戲劇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眾生相,構成社會生活的大展廳。潤格前夫之子奎綱的出現,是對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後,奎綱“探監認母”,旨在誘供;在特務組織“不許良心抬頭”的“紀律’,與母子情的激烈鬥爭中,他的腦子裡萬馬奔騰,心在怒吼,一雙大手掐住了“惡魔”,就這樣潤格慘死在神經錯亂的親生兒子的手下。
這個結束也許殘酷,或許突然得不在讀者預料之中。但這個結尾,從藝術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這個處理,很是顯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
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的夢想,是要以潤格及女兒江風的曲折坎坷的人生為線索,經清王朝的覆滅、辛亥革命的風暴、抗日戰爭的烽火,直到中國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運。三部曲已經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夢還沒有圓,最後的一部《伶什》還沒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隨一個代表團到洛杉礬,旅遊探親,看兒子少傑,然後轉赴香港、日本沖繩、夏威夷,再到德國看兒於子澄宇和女兒奇志……臨上飛機,她沒忘帶上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伶仃》的原稿。到了美國,情況有變,身不由己,只好在那裡閒居。她是個永遠閒不住的人,她找過工作,護理過一個半身不遂的女病人,最後還是呆在家裡改寫、加工她的小說——邊改邊抄,四個月後《伶仃》定稿了。夢圓了,她覺得自己好像已是江郎才盡,於是又寄夢想於未來:“我想下一部書將由少傑和奇志他們從文化大革命續起。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的生活也夠豐富多彩的了,不比我們這一代人遜色。我的兩個孫子早能背誦唐詩了,也許他們也能繼承祖母的未竟篇章。”
人的命運,有時自己也主宰不了。邢院生本來是去美國探親和旅遊的,萬萬沒有想到,竟在四季如春、風景秀麗的洛杉礬定居起來。神使鬼差,美國對她不薄,每月能領510美元的養老金,5美元買個醫療保險;數年後養老金還可以翻番。也許這也算天上掉餡餅,可人是精神“動物”,由於語言不通,那種孤獨和寂寞難以言狀。1993年3月15日她來信說:“……常和貓說說話,有時也自言自語。由於神經類型穩定而沒瘋;說來說去,我還是願意參與北京的熱鬧。”雖然寂寞,除修改好長篇小說,還寫些散文,諸如《別人買地我發財》、《牙醫收費名堂多》、《我的另一半》、《老人和貓》等,以真名和“愛麗絲”的署名,發表在《世界日報》上。
1993年,《伶仃》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時序上,《伶仃》接續《女伶》,但它又是完全獨立的一部小說。潤格慘死在親生兒子之手之後,女兒江風孤苦無援。大漢奸黃子廉時時想霸占她,為了對付黃子廉,江風只好與自己並不相愛的古復生匆匆結婚。江風的性格是潤格的延續。圍繞江風的命運,小說向我們展示了新一代的眾生相:古復生是江風父親朋友的兒子,與江風曾產生過愛情的銀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後代柳文如、受黑暗勢力迫害的林蓓嘉、漢奸的兒子卻與漢奸不走一條路又與江風相愛而又不能愛的黃伯雲、進步的和反動的大學生、正義善良的劉三奶奶,以及漢奸的妻子王國玉及其女兒們等等。這眾多的人物,都在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中,在中國歷史的大舞台上聯合演出一個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江風最後在向黃子廉復仇時,她的手槍沒有打中真正的敵人,而自己則落入魔掌。最終,在共產黨組織的營救下方獲新生。
小說收來得太匆促,也顯一般化,沒有跳出東方式的“團圓”模式,這是小說的一個失敗。但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可以改編成很好的電視連續劇,相信會征眼觀眾。
從《叛女》到《女伶》,作為叛逆形象出現的潤格,始終是一位熱愛正義、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於愛國及對邪惡、黑暗的仇恨,她幫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飽滿的形象。潤格是一位堅強不屈的女性,在監獄裡,她沒屈服於敵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寫,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寫奎嘯虎對潤格施刑後,手提一根沾滿鮮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門,氣急敗壞,喘著粗氣,那首《何日君再來》,唱針被卡在唱片上的傷痕處,一再重複著“再來,再來,再來……”,就是滑不過去。奎嘯虎一肚子邪氣,把鞭子摔在地上,罵道:“他媽的,什麼再來,再來,別來了!”聽差把皮鞭撿起來,“把它掛在牆上,和牆上的一排按質量、粗細而分類的皮鞭、鋼鞭排上隊。”那氣氛,奎嘯虎的心情,都表現得十分生動、逼真。“沒多大意思,打了半天,連個屁都沒放,活像打在一塊石頭上,毫無反應,一聲不吭地就昏過去了,倒把那幾個哥兒們累得呼呼直喘,這有什麼勁。”這是奎嘯虎說的。黃子廉也說:“這個人真邪行,簡直是一支壞了的溫度計,什麼溫度也不能讓水銀柱上升,永遠是零點。”這種技法,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表現手法,不直寫,卻比直寫更有表現力量。
潤格從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與社會、時代融為一體,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謂完善,非指越來越高大,而是說越來越真實、生動、具有靈魂。潤格深知得罪黃子廉後患無窮。但當他欺侮到頭上,企圖娶她的女兒小風為妾時,個人的安危且不說,連對“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顧及,也許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沒有把。理智”強加給她,而是讓“人性”自然發展。她可以像母章魚一樣護崽,直到餓死,像斑頭雁一樣,拔光身上的羽毛,為風雪中的兒女築窩。潤格終於因此而走進深淵。最後,黃子廉要用挫磨靈魂的辦法對付她,把與她分離十多年的親生兒子奎綱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見面,撩起潤格往昔的記憶:小綱被人搶走時蹬掉的那隻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槍,一直是她走南闖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總覺得那上面有兒子的體溫,總覺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綱,而是小綱。當她發現奎綱想方設法想知道路拾遺的秘密身分時,她清醒了,警覺了,面前的奎綱不再是自己的兒子。對潤格來說,有時母子情高於一切,有時則相反。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邏輯。“後悔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潛移默化地給了我不少影響。貪圖安逸,沉湎於小家庭的溫暖。我能反抗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卻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應該和複雜的環境妥協。”潤格被奎綱追問後這樣說,“小風的爸爸告訴我列寧說的一句話:‘如果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也就沒有革命。你怕狼,就別到森林裡去。’我怕狼,所以沒有勇氣到森林裡去,這就是我的後悔。”當時,是命運不容她背過臉去,就只好面對現實。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覺悟太晚,並說:“如果天假以年,我決不苟延殘喘,我要跟他們擠命……”這是潤格的絕命宣言。至此,這位藝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除了潤格,作者還在《女伶》里塑造了楊維林、江放、歐陽墨竹、黎明、劉三、劉三奶奶、高媽、江風、黃子廉、奎嘯虎、王國玉、黃伯雲、黃美雲、黃秀雲、黃柔雲,以及吉林等眾多的人物形象,這其中劉三、高媽、江風、黃子廉、王國玉、奎嘯虎等人物塑造得尤為成功。有的人物著墨不多,只幾次出場,其性格便躍然紙上。黃伯雲原來是一個狗仗人勢的惡少,後來卻成了黃子廉的逆子,其變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寫像奎嘯虎這樣十惡不赦的大漢奸時,還寫了他人性深處隱蔽的東西。潤格重刑後,他想到潤格是一個文弱女子,動這么大的刑,受這么大的罪,太不應該:“黃子廉和她有什麼血海深仇?也犯不上這樣……”他對黃某的做法很反感。這樣寫,如同給一位貧血者輸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實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濃郁的文化意識。小說里蕩漾著歷史、文學、藝術、科學、風俗、民俗以及人們陌生的關於旗人和梨園生活的奇異色彩。老北京的習俗、語言膾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里。作者的知識之廣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麼關於葡萄的歷史、成人節、女孩節、耶穌的傳說、營養學、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聯名對、詩詞歌賦等等,真是包羅萬象,好像一部知識小百科。她的小說寫作,似乎不拘一格,沒有師承,憑著自己的感受、認識和理解,進入創作過程。但她的小說並不是知識的倉庫,而是將知識自然地扌契入字裡行間、人物的言談話語裡,像生活本體那樣。
邢院生的小說中,有著精彩的描寫,細膩、準確、生動,說老太太止住哭聲“像是收音機關了電鈕,連點餘音也沒有了”;把煙燈飄出的縷縷青煙,比作“上天的雲梯”;在黃伯雲眼裡,“江風彎彎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見底的湖水,誠實得什麼也不保留,坦率的語言使她顯得更美麗了。”對潤格坐牢那段描寫,更顯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筆:
太陽從地下室牢房鐵窗上照射進來,灰塵在一縷光束中跳
舞,牆上抹著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隻花殼小甲蟲順著牆角,慢
慢往上爬行。蜘蛛吐著縱橫交錯的經緯,在屋頂的旮旯里織了一
個大網,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網中間,穿過網眼看著這間小小的牢
房,以為整個世界都在它的網羅之下了。
剛剛長出兩條細腿的小青蛙,從牢房的鐵窗上,一失足跌下
來,誤入囹圄。小青蛙奮力向上跳躍,哪裡能跳得出去呢?!每次
雨後,這些不速之客帶著它的同伴,從草坪上的窗戶縫隙跳進
來,闖進這個“禁區”就插翅難逃了。每次都是潤格輕輕地抓住它
們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們從窗縫裡送出去。它們一觸到草
地,就歡蹦亂跳地唱起歌來,池塘邊上的同伴為了歡迎它們平安
歸來,歡快地參加了大合唱。
這樣的描寫,或長或短,或繁或簡,不是創作進程中之所需,就是與人物的處境、心清息息相關,沒有可有可無的筆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這三部長篇小說,作者多年前還發表過短篇小說《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錦》。邢院生說過,別人說她能開拓,不能守成。這大概就是指她曾經從事過的許多事業,但能否守成,在我們這個國家,並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願。不過,她的小說創作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艱苦而寂寞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奮哲學,這是幸運。於是便有了生命中的傳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長篇歷史傳記小說。她提筆為文,卻極少與文壇來往,但中國文學的大河也有屬於她的浪花。
邢院生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杜鵑的淒楚叫聲,又一次從天外飛來。她一再說:“美國的風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國,我遲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沒有結束。歷史的河流,緩緩向前滾動……”這是一個傳奇的,屬於昨天又屬於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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