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問題。即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通渭問題
- 外文名：The question of Tongwei
- 類別：歷史
- 原因：飢餓
簡介,歷史背景,揭蓋刨根運動,
簡介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一場掩蓋了四十多年的悲劇
2000年8月，我到通渭縣採訪。完成工作任務之後，我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並找了一些當事人個別交談。事後，又在定西和蘭州的有關部門找到了“通渭問題”原始資料。新華社甘肅分社老社長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通過多方努力，我終於弄清了解被掩蓋40多年的真相。
歷史背景
從1990年出版的《通渭縣誌》第146—147頁上記載的“通渭縣歷年人口狀況”中得知，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78462人，減少人數占1958年總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像。
事過五年以後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隻，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盪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裡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縣委還指示，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1959年秋天，他們來這裡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一家煙囪里冒煙——那時候幾乎家家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鍋里正煮著啥，大隊長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里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當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採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里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里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洮工程上勞動，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一共餓死五口人。（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告別飢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頁）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文史辦公室副主任張大發在坐，他是《通渭縣誌》副主編，對這一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2005年，我收到了張大發寄來的他的30多萬字著作：《金橋路漫》，這本書是用縣檔案館的資料寫的，還訪問了很多當事人，書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35歲，早年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回響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公社化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里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開鬥爭會）。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個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當莊稼成熟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嶺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里的長蛇陣，扎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個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中共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浮誇糧食豐收。1958年計畫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徵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畫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徵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中共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在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徵購任務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其實，早在1957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飢，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中共甘肅省委檔案》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1959年8月開始“返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
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註：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么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民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糧食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徵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返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返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徵購糧食時，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民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都揪出了霍維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閉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到現場講話說：“要繼續返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裡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
會後，縣裡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裡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民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裡。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對被斗的幹部民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裡埋人、打夯、拔鬍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民眾將這些惡行比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定西分院：《關於對通渭搞勞教隊的情況檢察報告》，[60]檢二字第054號，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和學生，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50多枝和土槍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民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中共中央檔案 中發[60]364號：《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
在農民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在大批人餓死的時候，席道隆開始允許農民自找生路；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
省委工作組繼續返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經中共中央指示，甘肅省委對通渭採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檔案來看，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返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返右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縣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當晚，立即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向全縣宣布“以席道隆為首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嚴重違法亂紀分子，勾結一起所造成的惡果。號召全縣廣大民眾和幹部，一起起來向壞人壞事作鬥爭”。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說：“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19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告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返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深入，將自己的錯誤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民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是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子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成的，省委工作組卻大返右傾，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縣的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返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施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乾、肅反、返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檔案 中發[60]364號）。中共中央的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對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還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資。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民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民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工作組還在口糧、棉衣供應，疾病治療等方面做了安排。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飢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的吃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農作物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檔案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一次會議。蘭州會議是1960年12月開的，正是在毛ZEDONG批示信陽事件之後。毛ZEDONG在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認為信陽的問題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搞“民主革命補課”。蘭州會議認為，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有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裡。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24名，占15.2%，30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8名，占22.6%。”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各地餓死人問題上減輕了地方幹部的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