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陳擇之

送陳擇之

《送陳擇之》為南宋詩人張栻的七言律詩張栻字敬夫,一字欽夫,又字樂齋,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縣)人,中興名相張浚之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送陳擇之
  • 外文名:songchenzezhi
  • 作者:張栻
  • 年代:宋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生平,教育思想,人物評價,後代,

作品原文

君能千里來,乃作觸熱去。涼秋幸非遙,歸計無已遽。向來文字間,講論有平素。及茲共王事,益得君佳處。幾微獨深窺,圭角本不露。豈期寂寞濱,獲此友朋助。吾邦雖雲僻,山水足奇趣。更期休沐晨,相與窮杖屨。匆匆何少悰,咄咄出別語。君懷負丞恩,行矣當及戍。我亦念歸歟,霜天收栗芋。後會未可期,往事屢回顧。贈言復何有,獨以此道故。寥寥千載前,達者同一路。所趨固絕塵,所履無虛步。臨深覺居高,仰止有餘慕。要須學滄溟,匯此百川注。他年儻相憶,訪我城南圃。無使歲月深,永思編簡蠹。

作者簡介

張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欽夫,又字樂齋,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縣)人。中興名相張浚之子。幼承家學,既長,從師南嶽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潛心理學。曾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宏一見,知其大器,稱讚道:“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在此苦心經營三年,使書院聞名遐邇,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後歷知撫州、嚴州、吏部員外侍郎、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講,再歷知袁州、江陵,淳熙七年(1180)遷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祐觀。其學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著作經朱熹審定的有《南軒文集》四十四卷刊行於世,還有《論語解》十卷、《孟子說》七卷,後人合刊為《張南軒公全集》。嘗作石鼓書院《武侯祠記》、《風雩亭賦》,並親書韓愈《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刻碑嵌於合江亭壁。卒謚宣,葬於湖南寧鄉溈山(又名官山,為衡山之麓,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理宗淳祐初年(1241)從祀孔廟,後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黃乾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生平

張栻為南宋“中興”賢相張浚之長子。1133年八月十五日(9月15日)生,以父蔭補右承郎,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在朝曾充侍講,後進直寶文閣。紹興三十一年(1167)於碧泉書院從胡宏受業,胡得之甚喜,為湖湘學派主要傳人。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象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國小,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卒於1180年二月二日(3月22日)。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張栻少時從胡五峰問程氏之學,五峰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其志。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黃宗羲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云:“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教育思想

辦學指導思想方面 在辦學指導思想方面,主張以“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為方針。他在《嶽麓書院記》中張栻詩集指出:“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這既是張為嶽麓書院制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制度以後,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為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為非。張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為了科舉,不能“為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為教,而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為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教學程式方面 在教學程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國小”、“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鍊,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弦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範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教學內容方面 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為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為嶽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於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於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為依託,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於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訓導諸生“先於明義利之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主張循序漸進、學思並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係上,張主張“學恩並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知與行的關係方面 在知與行的關係方面,主張“知行並發”。張栻認為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張栻立像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為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為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張的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為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嶽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宋元學案》中介紹南軒門人及再傳弟子,成器者達數十人。其中有“開禧北伐”功臣吳獵趙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龜年,組織抗金、“銳志當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於理財,整頓“交子”(紙幣)卓有成效的陳琦,“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張忠恕等。他們都是張主教嶽麓時的學生,被稱之為“嶽麓巨子”,他們真正踐履了張拭的“傳道濟民”的理想,其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湖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黃宗羲曾評價張栻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正是這種思想,對後世學風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明清到近代,長沙及整個湖南地區在湖湘學派教育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這是一個令人驚嘆而又深思的歷史現象。

人物評價

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張栻題跋像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
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羲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國小,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云:“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宋史·道學第三》)。
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後代

張栻後裔繁多,現湖南漣源(原安化縣)白楊、沖頭、馬頭、大范等張姓均為張栻之第七世孫張萬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張汝誠)、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後。每年在農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張姓後裔均會在白楊進行祭祖活動。
湖南省漣源市馬頭張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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