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趙又春讀經典:我讀論語
- 出版社：嶽麓書社
- 頁數：439頁
- 開本：32
- 品牌：嶽麓書社
- 作者：趙又春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380176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嶽麓書社出版的《我讀論語》是趙又春“讀經典”系列第一種，因內含豐富紮實，論證有說服力而觀點不偏執一隅，自此就有讀者追看趙又春先生新作；更有讀者讚譽本書為“將來的名著”，“所提出的對古典書籍還原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學習”，“體例新穎，語言平實，解讀合理正確而實有見地，會成為名著”。
《論語》，作為經典中之經典，我們民族文化的母源，確實值得反覆品讀。
《論語》，作為經典中之經典，我們民族文化的母源，確實值得反覆品讀。
作者簡介
趙又春,男，1935年生，湖南邵東人，1957年從留蘇預備部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60年底被開除學籍：1961—1979年，從事體力勞動和擔任民辦中學教師，1980年起在高校任哲學教員，1985年評為副教授，1986—1990年任湖南師大馬列部副主任、主任，1996年初退休。曾發表過幾十篇哲學原理方面的文章，主編過一部《馬克思主義原理》（教材），同人合譯過兩本書，70歲起開始寫《我讀論語》等著作。一生最喜歡的事，是和“可以對話的人”聊天，他說，他若印製名片，上面將寫一句：同我打交道唯一有效的方式是講真話。
圖書目錄
序
一《論語》中的孔子形象
（一）學生的讚譽和同時代人的評價
（二）孔子自況
1.道德修養方面
2.學問才能方面
3.理想信念方面
4.實際表現方面
（三）孔子學生心中的孔子
1.人品和主張
2.教學情況
3.其他方面
（四）孔子評人
（五）附：《論語》鄉黨篇
二 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
（一）何謂君子
（二）君子的品德和才能
1.品德
2.才能
3.君子的五個“三”和一個“九”
（三）君子和小人的對比
三 孔子論“為政”
（一）要“為政以德”，推行德治
（二）德治就是對老百姓好一點
（三）德治的目標是“天下有道”
1.“天下有道”的標準
2.為官之道——身正
（四）施政方法：正名分、舉賢才、求實效
1.正名分
2.舉賢才
3.求實效
四 孔子的教誨
（一）如何盡孝
1.孝的根本要求是“無違”
2.盡孝不僅在“養”，更在於“敬”
（二）如何待人
1.一般原則：忠、信、義
2.怎樣交朋友
3.怎樣事君
（三）如何行事
1.一般原則
2.怎樣對待名望
（四）關於思想方法
（五）關於學習和教育
1.學習
（1）學習的重要性和目的
（2）怎樣學
2.教育
（六）如何對待天、命和鬼神
1.天
2.命
3.鬼神
五 孔子的仁學理論
（一）禮
1.禮的本質和作用
2.禮是變化發展的
（二）道
（三）德
（四）仁
1.“仁”即仁心——愛人之心
2.“仁”是仁者——有最高道德的人
3.“仁”乃仁境——人的道德境界
4.“仁”指仁政——以仁心施政
六《論語》難解章
附錄一《論語》人物簡介
附錄二《論語》原著各章在本書中的頁次
後記
一《論語》中的孔子形象
（一）學生的讚譽和同時代人的評價
（二）孔子自況
1.道德修養方面
2.學問才能方面
3.理想信念方面
4.實際表現方面
（三）孔子學生心中的孔子
1.人品和主張
2.教學情況
3.其他方面
（四）孔子評人
（五）附：《論語》鄉黨篇
二 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
（一）何謂君子
（二）君子的品德和才能
1.品德
2.才能
3.君子的五個“三”和一個“九”
（三）君子和小人的對比
三 孔子論“為政”
（一）要“為政以德”，推行德治
（二）德治就是對老百姓好一點
（三）德治的目標是“天下有道”
1.“天下有道”的標準
2.為官之道——身正
（四）施政方法：正名分、舉賢才、求實效
1.正名分
2.舉賢才
3.求實效
四 孔子的教誨
（一）如何盡孝
1.孝的根本要求是“無違”
2.盡孝不僅在“養”，更在於“敬”
（二）如何待人
1.一般原則：忠、信、義
2.怎樣交朋友
3.怎樣事君
（三）如何行事
1.一般原則
2.怎樣對待名望
（四）關於思想方法
（五）關於學習和教育
1.學習
（1）學習的重要性和目的
（2）怎樣學
2.教育
（六）如何對待天、命和鬼神
1.天
2.命
3.鬼神
五 孔子的仁學理論
（一）禮
1.禮的本質和作用
2.禮是變化發展的
（二）道
（三）德
（四）仁
1.“仁”即仁心——愛人之心
2.“仁”是仁者——有最高道德的人
3.“仁”乃仁境——人的道德境界
4.“仁”指仁政——以仁心施政
六《論語》難解章
附錄一《論語》人物簡介
附錄二《論語》原著各章在本書中的頁次
後記
後記
並非出於慣例或禮數的考慮，我必須為本書的出版向以下幾位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首先是湖南師範大學前副校長雷普文先生，和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淪語)(孟子)研究》的作者譚承耕先生。我寫作本書的動機完全是在讀了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以後產生的，正是雷先生向我推薦並主動借給我這本書。他還頗仔細地審讀了本書的全部初稿，給我提了許多中肯的意見，我幾乎全部採納了。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每遇疑難或感到拿不準的問題，就向譚先生請教，或同他討論，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回答我，或平等地和我商榷。他也非常認真地審讀了本書的前三章，提了不少寶貴意見，我也差不多都採納了。因此，在寫作本書的那幾個月中，我不但常常為孔子的深刻觀察和諄諄教誨所感動，為自己的突然發現而驚訝和興奮，更為享有兩位先生這樣的友誼而欣慰，而快樂，而自豪。我已是古稀之人，出版這樣一本書，對我已毫無功利意義，惟求有點所謂社會效益，這是我所期望的，上述感動、興奮、欣慰等，則是我已經得到了的寫作本書的回報。我怎么能夠不感激雷、譚兩位先生呢?
其次是本書出版方嶽麓書社的有關編輯和領導。在和雷普文先生談及本書能否出版的問題時，雷先生至少並非完全是出於安慰我的用心，說：書的質量達到了出版水平，應該說毫無問題，關鍵是有沒有人識貨。現在，嶽麓書社願意出版此書，我除了高興，自然還要把他們當作“識貨者”，表達我的由衷的敬意。
最後是我的家人：妻子和子女們。我這把年紀了還來寫書，沒有他們的支持，那是寫不成的。因此，雖說至親不言謝，我還是要對他們表示謝意。
首先是湖南師範大學前副校長雷普文先生，和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淪語)(孟子)研究》的作者譚承耕先生。我寫作本書的動機完全是在讀了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以後產生的，正是雷先生向我推薦並主動借給我這本書。他還頗仔細地審讀了本書的全部初稿，給我提了許多中肯的意見，我幾乎全部採納了。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每遇疑難或感到拿不準的問題，就向譚先生請教，或同他討論，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回答我，或平等地和我商榷。他也非常認真地審讀了本書的前三章，提了不少寶貴意見，我也差不多都採納了。因此，在寫作本書的那幾個月中，我不但常常為孔子的深刻觀察和諄諄教誨所感動，為自己的突然發現而驚訝和興奮，更為享有兩位先生這樣的友誼而欣慰，而快樂，而自豪。我已是古稀之人，出版這樣一本書，對我已毫無功利意義，惟求有點所謂社會效益，這是我所期望的，上述感動、興奮、欣慰等，則是我已經得到了的寫作本書的回報。我怎么能夠不感激雷、譚兩位先生呢?
其次是本書出版方嶽麓書社的有關編輯和領導。在和雷普文先生談及本書能否出版的問題時，雷先生至少並非完全是出於安慰我的用心，說：書的質量達到了出版水平，應該說毫無問題，關鍵是有沒有人識貨。現在，嶽麓書社願意出版此書，我除了高興，自然還要把他們當作“識貨者”，表達我的由衷的敬意。
最後是我的家人：妻子和子女們。我這把年紀了還來寫書，沒有他們的支持，那是寫不成的。因此，雖說至親不言謝，我還是要對他們表示謝意。
序言
注釋、翻譯、解說、談論、研究《論語》的著作，真是太多了(據有人統計，已有三千餘種)，我這無名之輩今天又來添加一種，是出於何種目的?會有人看嗎?為了幫助偶然接觸到此書的讀者決定是否購買一本，或是否繼續讀下去，我想交代以下幾點。下面說的，凡是屬於陳述事實的話，我保證句句是真話。
一、本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1．其他著作都是按《論語》原著的篇章順序逐章進行注釋、翻譯和講解，本書則按內容分類處理。這隻要看一下目錄就清楚了。這個體例上的特點也許會成為本書的一大優點，對一般讀者實現了解《論語》全貌的願望，可能大有幫助，對尚未把《論語》讀熟的專門研究者，則能起“資料作用”。
2．對於每一章，其他著作多是採取“注釋+翻譯+解說”的模式，本書也不這樣，而是於原文後寫一篇小“隨筆”，或者說“札記”，夾述夾議，把對原文文字、語法的詮釋，內容、義理的闡述，和對別人理解的批評，融為一體，因此雖未專作注釋，卻總能以不同方式幫助一般讀者掃除文字障礙，直接了解原文，又讀來輕鬆愉快，特別是，通過對於不同理解的辨析，能讓讀者不僅因為有所比較而對原文有更為準確深刻的領悟，還會因此得到啟發，產生自己獨特的理解。不作翻譯，是因為我認為，嚴格說來，古文，特別是《論語》這種語錄體著作，是不能夠翻譯的，就是說，再好不過的翻譯也難完全準確地傳達原文的義蘊和情味，還往往會障礙讀者對原文的領悟，限制想像力的發揮；僅僅憑藉譯文去領會原文，不但可能“原汁原味”盡失，甚至會作出同孔子原意大相逕庭的解讀。
3．對以往注釋《論語》的著作，本書只涉及到康有為的《論語注》，錢穆的《論語新解》，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和李澤厚的《論語今讀》四書，而又以後二著為主，全書只對四百五十五章作了解說，竟在一百二十多章中點名道姓地批評了楊、李二先生的翻譯，因此，本書可能給人以專門針對楊、李二先生的著作而寫的印象。這也可說是本書的一個特點，甚至是最突出的特點。
二、本書的目的僅在對《論語》作出恰切解釋，即達到對孔子原意的比較準確的把握。李澤厚說，《論語》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某種‘心魂’所在”，“《論語》這本書所宣講、所傳布、所論證的那些‘道理’、‘規則’、主張、思想，已代代相傳，長久地滲透在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體制、社會習俗、心理習慣和人們的行為、思想、言語、活動中了”。“儒學和孔子的《論語》倒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的《聖經》一書了。”(見《論語今讀》第1—2頁)這些論斷，大概沒有人不同意的吧?但是，對中國人的這部《聖經》，中國人自己的理解卻存在著頗多頗大的差異，據說《論語》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詮釋。這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被尊為聖人之後，一般人對他的言論就只能一味地拔高，盡力往高深處解，不敢有半句“微詞”，有人還採用所謂“六經注我”的方式，借孔子之口布他自己的道，為了自己的需要不惜曲意作解。因此，對《論語》一直有個“它在孔子本人那裡究竟是什麼意思”的問題。是的，對同一本書，甚至一句話，不同讀者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誰也別想作出保證公允的解讀，更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強加於人。但這個情況當然不能太誇張了，以致認為人們對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理解。如果真是這樣，人類怎么能夠交流思想，大家又何必發表著作呢?就《論語》而言，我同意李澤厚的觀點：“幸虧《論語》還不是詩篇，有時還可趨向‘達詁’(準確解釋)。”基於這個想法，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使《論語》趨向“達詁”方面作點貢獻。我就是抱著這個目的來寫作此書的，並且只把目的和任務局限於這一點，不涉及孔子和《論語》研究中的任何其他問題。《論語》的分章和標點，各種版本不盡一致，本書也不予涉及，惟楊伯峻《論語譯註》一書是從。不過我也堅持認為，對於《論語》本文做到“達詁”，並且讓它成為人們的共識，是孔子和《論語》研究工作的基礎，離開這一點，任何所謂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私人的”，不能成為“社會財富”。
要求得“達詁”，除仔細認真研讀本文和儘可能多地掌握背景資料外，不能不對已有各種不同解讀作批評性分析。因此，本書對《論語》各章的解說，大多是混合著我自己的理解和對流行註譯的批評的，並且常是在批評中闡述我自己的看法。對已有的《論語》註譯著作，我只選擇了康、錢、楊、李四人的，一是因為我預定本書的對象為一般讀者，而非《論語》專門研究者，我估計他們不會去讀康有為以前的人寫的書，而那些書中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觀點，又多在這四位的書中有所介紹；二是因為後三位先生的書中都有現代白話文翻譯，一般讀者恐怕主要是憑藉譯文而不是僅靠注釋去理解原文的。至於重點又放在楊、李二位的書上，則是因為我認定楊先生的《論語譯註》和李先生的《論語今讀》，在今天的讀書界，是同類著作中影響最大的。因此，我要特別說明：本書確實主要是針對楊、李二位先生的著作而寫的，但我除了抱著上述目的外，絕無任何別的意思。在古文功底和學術水平方面，我“自信”遠不如他們二位，只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我並不因此取消我批評二位的譯文的資格——我對李先生的批評，全是針對他的翻譯，幾乎沒有涉及他在“記”中發表的其他議論——也希望讀者是在至少讀了本書若干頁之後再對我的批評進行批評。我還要感謝二位先生，正是他們的著作引發了我寫作此書的動機，對有些章句，我還是因為受了他們著作的啟發，才形成了自己的有時難免自鳴得意的理解。
三、我認為對《論語》的章句做到“達詁”的條件是以下三點：
1．對原文字句和語法的訓釋說得過去。《論語》有些章句所以發生歧解，是因為讀者對其中的詞語作了不同的解釋，或對句子作了不同的語法分析，因此有了選擇哪一個義項或分析才符合孔子原意的問題。例如《八佾》篇第4章：“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其中“易”字很難解，我所見到的所有訓釋都顯得勉強。如果根據“與其……寧……”這句式想到，“易”是同“戚”相對待的，再證以前句也是把“奢”和“儉”對立起來，於是認定“易”在這裡是表示情感的詞，應譯為“輕鬆愉快”，這樣對全句的理解就顯得很圓滿，遠勝過以前的各種說法了。問題是，“易”字在孔子時代是否有這個含義呢?當然只有找到了確有這含義的證據，這理解才可以接受。但也同樣當然，只要找到了證據，就應該至少暫時把這個理解當作“達詁”，從而拋棄先前的各種說法。又例如，《季氏》篇第19章最後一句：“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都把這裡的“民”字解釋為“人民”或“老百姓”，但這樣卻使句子在語法上完全說不通，前後意思也不貫氣了；要說得通，使之貫氣，必須認定“民”字前脫漏了一個“之”字，“困而不學”是“民”的修飾成分，或在“民”後加個逗號，讓二者是同位關係，但既沒有證據能證明這個“脫落”，更沒有理由認為，在孔子心中，人民和“困而不學的人”在外延上是全同關係。因此，這個理解不配稱為“達詁”。
2．要能使全章意思具有邏輯性。有些解說，對某一章原文所有詞語或句子的解釋，孤立地看都能夠成立，但聯繫起來，全章的意思就邏輯上顯得不嚴密了，或自相矛盾，或論事的“視角”本應一致卻不一致，或前後意思應該具有“對稱性”的變得不對稱了，等等。這自然應該認為未能達到準確理解，必須“讓位”給足以消除這種邏輯缺陷的解說。例如對《雍也》篇第29章：“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有人解說前一句時，說中庸之德是“至廣、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寶貴”的，是“天下定理”，“人間正道和不朽理則”，卻又將後一句翻譯為“但一般民眾，少有此德也久了”，或“人們很久沒有擁有了”。這不是在說“人們永遠有的東西但很久沒有了”嗎?豈不自相矛盾?因此，這就不能視為“達詁”。又如17-6章中有一句：“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頭一分句單獨看，其中的“不侮”可以說是“不侮辱人”，也可以說是“不受人侮辱”。有人就按前一說理解，但從全句看，這理解就欠周全了，因為後幾句都是從你對別人怎樣別人就會對你怎樣這個角度說的，孔子怎么會突然換了角度呢?所以我以為應從第二說。所以我認為，沒有邏輯毛病應是“達詁”的一個必要條件。這裡我還要說一點意思，那就是有人認為《論語》中多有不合邏輯、自相矛盾之處，我則以為，就每一章而言，在孔子思想中是不會有邏輯矛盾的，倒是解說者的解說常常自相矛盾，因此，如果某一章從文字上看確有矛盾，也只能承認那可以消除邏輯毛病的解說可能成為“達詁”。
3．不和《論語》其他章句的說法相牴觸，即能讓孔子和《論語》的思想在總體上達到自洽。《論語》中的有些章句，可能確實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都符合以上兩個條件，但如果參照孔子在其他地方的相關說法，則只有一種理解能夠與之一致。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必須做“協調工作”，就是說，或者只承認能夠與他處說法相一致的那個理解是“達詁”，或者改變對他處的那些有關說法的既有解說，使與這裡的多種理解都能一致。例如，《論語》中有兩處說到“無友不如己者”，這似乎很明白，但仔細一想，這“不如己”是從總體上說的，還是就某一方面而言，或者只是孔子針對特定的人的教誨?都有可能。那么該選哪一個呢?這就必須參照其他說法來確定了。又如，孔子是否真有“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他對人的“求名欲”究竟抱怎樣的態度?可以作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回答，又都可以從《論語》中找到證據。那么，是孔子不自覺地作了自相矛盾的表述，還是因為他在這問題上尚未有固定的看法，因而不同時間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抑或他思想上其實是有明確一致的認識的，只是由於說話的背景不同，所以提法上有所區別?這就要求我們作全面的分析了。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只有那能夠使孔子思想作為一個體系達到最大程度自洽的解說，才可以暫時承認為“達詁”。這是很難完全做到的，但又正是我們應該努力去做的，因為《論語》這種語錄體著作中，難免多次遇到這種章句，而要對全書做到“達詁”，認為屬於這類章句的則決不可以太多。
我認為學界應該承認，《論語》的有些章句，在今天簡直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這些章的公允的“達詁”，只好等到有更多涉及《論語》一書的文物出土以後去發現了。因此，本書把我認為屬於這一類的十三章，再加上字面意思雖不會有歧解，但其義理卻很難闡釋的十七章，一起作為難解章來處理。對這三十章，我作不出解說，只點出難在何處。
最後，我想說：
1．本書行文可能給人，特別是專家學者們以不夠精練甚至囉嗦的印象。對此我要說，這是因為我希望一般讀者閱讀了本書後，不僅對《論語》原文有準確的了解，還初步具有識別不同解說之正誤優劣的能力，因此我作解說就不能“點到即止”，必須說明白點，透徹點，這樣，文章就顯得論證過細，有些煩瑣了。但因此我要頗自信地對讀者說：你們讀了別的《論語》注釋讀物後，也許會覺得並未幫助你讀懂《論語》原文，但認真讀完本書後，一定不是這種感覺。對於只想了解本書到底有哪些新意的讀者，我則建議先讀第五和第四部分，因為本書的新意，是越到後面越多的。 2．如果讀者問：你這本書中對《論語》各章的解說都是“達詁”嗎?我的回答將是：可能有幾章以後也將被認為是一種誤解，有一些則大概會被當作“一說”，還得不到“達詁”的評價；但至少有不少，甚或許多，以至絕大部分，特別是我對之作了全新解釋的那些章句(有六十多章，加上句和詞，至少有一百多)，是比較全面地滿足了上述三個條件的，因而可能被學界暫時作為“達詁”來接受。我誠懇地歡迎並殷切地期待讀者對於本書的任何批評意見。
趙又春
2005年2月25日於長沙嶽麓山下
一、本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1．其他著作都是按《論語》原著的篇章順序逐章進行注釋、翻譯和講解，本書則按內容分類處理。這隻要看一下目錄就清楚了。這個體例上的特點也許會成為本書的一大優點，對一般讀者實現了解《論語》全貌的願望，可能大有幫助，對尚未把《論語》讀熟的專門研究者，則能起“資料作用”。
2．對於每一章，其他著作多是採取“注釋+翻譯+解說”的模式，本書也不這樣，而是於原文後寫一篇小“隨筆”，或者說“札記”，夾述夾議，把對原文文字、語法的詮釋，內容、義理的闡述，和對別人理解的批評，融為一體，因此雖未專作注釋，卻總能以不同方式幫助一般讀者掃除文字障礙，直接了解原文，又讀來輕鬆愉快，特別是，通過對於不同理解的辨析，能讓讀者不僅因為有所比較而對原文有更為準確深刻的領悟，還會因此得到啟發，產生自己獨特的理解。不作翻譯，是因為我認為，嚴格說來，古文，特別是《論語》這種語錄體著作，是不能夠翻譯的，就是說，再好不過的翻譯也難完全準確地傳達原文的義蘊和情味，還往往會障礙讀者對原文的領悟，限制想像力的發揮；僅僅憑藉譯文去領會原文，不但可能“原汁原味”盡失，甚至會作出同孔子原意大相逕庭的解讀。
3．對以往注釋《論語》的著作，本書只涉及到康有為的《論語注》，錢穆的《論語新解》，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和李澤厚的《論語今讀》四書，而又以後二著為主，全書只對四百五十五章作了解說，竟在一百二十多章中點名道姓地批評了楊、李二先生的翻譯，因此，本書可能給人以專門針對楊、李二先生的著作而寫的印象。這也可說是本書的一個特點，甚至是最突出的特點。
二、本書的目的僅在對《論語》作出恰切解釋，即達到對孔子原意的比較準確的把握。李澤厚說，《論語》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某種‘心魂’所在”，“《論語》這本書所宣講、所傳布、所論證的那些‘道理’、‘規則’、主張、思想，已代代相傳，長久地滲透在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體制、社會習俗、心理習慣和人們的行為、思想、言語、活動中了”。“儒學和孔子的《論語》倒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的《聖經》一書了。”(見《論語今讀》第1—2頁)這些論斷，大概沒有人不同意的吧?但是，對中國人的這部《聖經》，中國人自己的理解卻存在著頗多頗大的差異，據說《論語》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詮釋。這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被尊為聖人之後，一般人對他的言論就只能一味地拔高，盡力往高深處解，不敢有半句“微詞”，有人還採用所謂“六經注我”的方式，借孔子之口布他自己的道，為了自己的需要不惜曲意作解。因此，對《論語》一直有個“它在孔子本人那裡究竟是什麼意思”的問題。是的，對同一本書，甚至一句話，不同讀者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誰也別想作出保證公允的解讀，更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強加於人。但這個情況當然不能太誇張了，以致認為人們對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理解。如果真是這樣，人類怎么能夠交流思想，大家又何必發表著作呢?就《論語》而言，我同意李澤厚的觀點：“幸虧《論語》還不是詩篇，有時還可趨向‘達詁’(準確解釋)。”基於這個想法，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使《論語》趨向“達詁”方面作點貢獻。我就是抱著這個目的來寫作此書的，並且只把目的和任務局限於這一點，不涉及孔子和《論語》研究中的任何其他問題。《論語》的分章和標點，各種版本不盡一致，本書也不予涉及，惟楊伯峻《論語譯註》一書是從。不過我也堅持認為，對於《論語》本文做到“達詁”，並且讓它成為人們的共識，是孔子和《論語》研究工作的基礎，離開這一點，任何所謂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私人的”，不能成為“社會財富”。
要求得“達詁”，除仔細認真研讀本文和儘可能多地掌握背景資料外，不能不對已有各種不同解讀作批評性分析。因此，本書對《論語》各章的解說，大多是混合著我自己的理解和對流行註譯的批評的，並且常是在批評中闡述我自己的看法。對已有的《論語》註譯著作，我只選擇了康、錢、楊、李四人的，一是因為我預定本書的對象為一般讀者，而非《論語》專門研究者，我估計他們不會去讀康有為以前的人寫的書，而那些書中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觀點，又多在這四位的書中有所介紹；二是因為後三位先生的書中都有現代白話文翻譯，一般讀者恐怕主要是憑藉譯文而不是僅靠注釋去理解原文的。至於重點又放在楊、李二位的書上，則是因為我認定楊先生的《論語譯註》和李先生的《論語今讀》，在今天的讀書界，是同類著作中影響最大的。因此，我要特別說明：本書確實主要是針對楊、李二位先生的著作而寫的，但我除了抱著上述目的外，絕無任何別的意思。在古文功底和學術水平方面，我“自信”遠不如他們二位，只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我並不因此取消我批評二位的譯文的資格——我對李先生的批評，全是針對他的翻譯，幾乎沒有涉及他在“記”中發表的其他議論——也希望讀者是在至少讀了本書若干頁之後再對我的批評進行批評。我還要感謝二位先生，正是他們的著作引發了我寫作此書的動機，對有些章句，我還是因為受了他們著作的啟發，才形成了自己的有時難免自鳴得意的理解。
三、我認為對《論語》的章句做到“達詁”的條件是以下三點：
1．對原文字句和語法的訓釋說得過去。《論語》有些章句所以發生歧解，是因為讀者對其中的詞語作了不同的解釋，或對句子作了不同的語法分析，因此有了選擇哪一個義項或分析才符合孔子原意的問題。例如《八佾》篇第4章：“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其中“易”字很難解，我所見到的所有訓釋都顯得勉強。如果根據“與其……寧……”這句式想到，“易”是同“戚”相對待的，再證以前句也是把“奢”和“儉”對立起來，於是認定“易”在這裡是表示情感的詞，應譯為“輕鬆愉快”，這樣對全句的理解就顯得很圓滿，遠勝過以前的各種說法了。問題是，“易”字在孔子時代是否有這個含義呢?當然只有找到了確有這含義的證據，這理解才可以接受。但也同樣當然，只要找到了證據，就應該至少暫時把這個理解當作“達詁”，從而拋棄先前的各種說法。又例如，《季氏》篇第19章最後一句：“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都把這裡的“民”字解釋為“人民”或“老百姓”，但這樣卻使句子在語法上完全說不通，前後意思也不貫氣了；要說得通，使之貫氣，必須認定“民”字前脫漏了一個“之”字，“困而不學”是“民”的修飾成分，或在“民”後加個逗號，讓二者是同位關係，但既沒有證據能證明這個“脫落”，更沒有理由認為，在孔子心中，人民和“困而不學的人”在外延上是全同關係。因此，這個理解不配稱為“達詁”。
2．要能使全章意思具有邏輯性。有些解說，對某一章原文所有詞語或句子的解釋，孤立地看都能夠成立，但聯繫起來，全章的意思就邏輯上顯得不嚴密了，或自相矛盾，或論事的“視角”本應一致卻不一致，或前後意思應該具有“對稱性”的變得不對稱了，等等。這自然應該認為未能達到準確理解，必須“讓位”給足以消除這種邏輯缺陷的解說。例如對《雍也》篇第29章：“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有人解說前一句時，說中庸之德是“至廣、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寶貴”的，是“天下定理”，“人間正道和不朽理則”，卻又將後一句翻譯為“但一般民眾，少有此德也久了”，或“人們很久沒有擁有了”。這不是在說“人們永遠有的東西但很久沒有了”嗎?豈不自相矛盾?因此，這就不能視為“達詁”。又如17-6章中有一句：“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頭一分句單獨看，其中的“不侮”可以說是“不侮辱人”，也可以說是“不受人侮辱”。有人就按前一說理解，但從全句看，這理解就欠周全了，因為後幾句都是從你對別人怎樣別人就會對你怎樣這個角度說的，孔子怎么會突然換了角度呢?所以我以為應從第二說。所以我認為，沒有邏輯毛病應是“達詁”的一個必要條件。這裡我還要說一點意思，那就是有人認為《論語》中多有不合邏輯、自相矛盾之處，我則以為，就每一章而言，在孔子思想中是不會有邏輯矛盾的，倒是解說者的解說常常自相矛盾，因此，如果某一章從文字上看確有矛盾，也只能承認那可以消除邏輯毛病的解說可能成為“達詁”。
3．不和《論語》其他章句的說法相牴觸，即能讓孔子和《論語》的思想在總體上達到自洽。《論語》中的有些章句，可能確實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都符合以上兩個條件，但如果參照孔子在其他地方的相關說法，則只有一種理解能夠與之一致。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必須做“協調工作”，就是說，或者只承認能夠與他處說法相一致的那個理解是“達詁”，或者改變對他處的那些有關說法的既有解說，使與這裡的多種理解都能一致。例如，《論語》中有兩處說到“無友不如己者”，這似乎很明白，但仔細一想，這“不如己”是從總體上說的，還是就某一方面而言，或者只是孔子針對特定的人的教誨?都有可能。那么該選哪一個呢?這就必須參照其他說法來確定了。又如，孔子是否真有“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他對人的“求名欲”究竟抱怎樣的態度?可以作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回答，又都可以從《論語》中找到證據。那么，是孔子不自覺地作了自相矛盾的表述，還是因為他在這問題上尚未有固定的看法，因而不同時間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抑或他思想上其實是有明確一致的認識的，只是由於說話的背景不同，所以提法上有所區別?這就要求我們作全面的分析了。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只有那能夠使孔子思想作為一個體系達到最大程度自洽的解說，才可以暫時承認為“達詁”。這是很難完全做到的，但又正是我們應該努力去做的，因為《論語》這種語錄體著作中，難免多次遇到這種章句，而要對全書做到“達詁”，認為屬於這類章句的則決不可以太多。
我認為學界應該承認，《論語》的有些章句，在今天簡直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這些章的公允的“達詁”，只好等到有更多涉及《論語》一書的文物出土以後去發現了。因此，本書把我認為屬於這一類的十三章，再加上字面意思雖不會有歧解，但其義理卻很難闡釋的十七章，一起作為難解章來處理。對這三十章，我作不出解說，只點出難在何處。
最後，我想說：
1．本書行文可能給人，特別是專家學者們以不夠精練甚至囉嗦的印象。對此我要說，這是因為我希望一般讀者閱讀了本書後，不僅對《論語》原文有準確的了解，還初步具有識別不同解說之正誤優劣的能力，因此我作解說就不能“點到即止”，必須說明白點，透徹點，這樣，文章就顯得論證過細，有些煩瑣了。但因此我要頗自信地對讀者說：你們讀了別的《論語》注釋讀物後，也許會覺得並未幫助你讀懂《論語》原文，但認真讀完本書後，一定不是這種感覺。對於只想了解本書到底有哪些新意的讀者，我則建議先讀第五和第四部分，因為本書的新意，是越到後面越多的。 2．如果讀者問：你這本書中對《論語》各章的解說都是“達詁”嗎?我的回答將是：可能有幾章以後也將被認為是一種誤解，有一些則大概會被當作“一說”，還得不到“達詁”的評價；但至少有不少，甚或許多，以至絕大部分，特別是我對之作了全新解釋的那些章句(有六十多章，加上句和詞，至少有一百多)，是比較全面地滿足了上述三個條件的，因而可能被學界暫時作為“達詁”來接受。我誠懇地歡迎並殷切地期待讀者對於本書的任何批評意見。
趙又春
2005年2月25日於長沙嶽麓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