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美詩地圖

讚美詩地圖是西方中世紀地圖，有著與《山海經》相似的奇詭形象，是想像與現實的折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讚美詩地圖
• 誕生時間：中世紀
• 使用區域：西方

詭異景象

瘋狂的西方中世紀地圖裡，居然有著與《山海經》相似的奇詭形象，那些搖頭晃腦的異形人或重口味怪獸，仿佛剛從《山海經》里走出來，本文蒐集了珍貴的中世紀地圖資料，展示了這些傢伙的樣貌。在十五世紀以前的歐洲地圖中，地形學，，是對古典文獻中各種天方夜譚的迷戀，也是百科全書式保存知識的雄心，更是對歸類與秩序的絕對需要。不僅如此，還是一部基督教視野下的世界歷史，記錄著從創世之日到末日審判的一切關鍵事件。讓我們跟著包慧怡進入這個神秘、光怪陸離的世界，一窺中世紀人巨大的腦洞。

包慧怡，生於上海，現居愛爾蘭，中古英語文學博士，研究中世紀神秘主義詩歌及8-14世紀手抄本。

地圖介紹

地圖是什麼？它要為我們指明方向，還是誘使我們在色彩和符號中迷路？

現代地圖自詡精確客觀，是混沌世界可把握的縮影，是精微的測繪儀器對廣袤無限的征服，它們確信自己是“有用的”。可是不精確的地圖同樣“有用”：我們坐捷運穿越地底，明知捷運路線圖上繽紛的線條勾勒的是一個與地面上迥然不同的城市—分布在東西南北的四個站點被畫在同一條筆直的直線上—卻毫不擔心地任由列車裹挾我們，進入城市錯綜複雜的更深處。

與此相反，中世紀地圖從來不以“有用”為起點。如果一個旅人手持一張“T—O”型地圖，企圖從倫敦出發去耶魯撒冷超朝聖，那么他不會找到道路，卻將找到一座又一座的迷宮。

“世界地圖”（mappa mundi）一詞在中古拉丁文中意為“世界之布”，在這塊承載一切的布料上，河流總是蔚藍，海洋總是碧綠（確切地說是“土耳其綠”，turquoise）—紅海例外，它自然是血紅的—大地永遠是一種閃爍著金輝的褐黃，那是縫製地圖的牛皮的顏色。

雖然年代悠久使礦物顏料剝落了光華，這些中世紀地圖如今大多只呈現乏味的深棕色，我們應當記得它們曾是一塊由色彩、事件、物種與概念織成的百衲被，一頁繼承了普林尼式古典博物志視角的百科圖鑑。

所謂“T—O”型是中世紀盛期最常見的一種地圖範式。

圓形的O勾勒出地圖的邊界，T的三支分叉則標識著當時歐洲人眼中的三大中心水系：尼羅河、頓河與地中海，同時將世界分作三塊：上方的半圓是亞洲，左下與右下的兩個四分之一扇面分別是歐洲與非洲。我們如今早已熟悉了“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的地圖模式，而在中世紀地圖上，位於頂端的卻是東方，人們相信那裡是伊甸園所在，文明開始的地方，同時也是人類墮落的起點—還有什麼比畫在地圖最高點的知識之樹和亞當夏娃，更能形象地表明下方的一切都是一場墮落的產物？自然，由於太陽從東方升起，那兒也是適合於迎接基督再臨的方向。由於東方（拉丁文oriens）在中世紀地圖中的特殊地位，也就不難理解英語中“定位”（orientation）一詞的來源了。其實，如果把一張“T-O”型地圖向右旋轉90度，你就能看到一點現代地圖定位方式的端倪。

另一個重要的定位點，你大概已經猜到，位於地圖的圓心：耶路撒冷。現代地圖只在空間維度上展開，中世紀地圖卻同時包含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也就是說，它不僅關乎地理，更是一部基督教視野下的世界歷史，記錄著從創世之日到末日審判的一切關鍵事件。

以現存最完整的“T—O”型地圖，十三、十四世紀之交繪製於英國的赫爾福德地圖（Hereford Mappa Mundi）為例。在這幅以單張牛犢皮製成的世界之布上，可以在伊甸園正下方看見巴別塔（被“歸化”為一座帶炮塔的十三世紀城堡），左下看到裝滿動物的挪亞方舟，右下看到紅海被一條曲線巧妙地截斷，仿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正緊隨摩西的手杖渡海。

地圖的時間軸進一步延伸到更遠的異教時代：牛皮的最低點，也就是正西方畫著位於直布羅陀海峽的“赫拉克勒斯之柱”，根據希臘神話，力士赫拉克勒斯劈開了阿特拉斯山，使地中海與大西洋匯合，裂開的山岩形成了這根巨柱，上刻“越過此地什麼也沒有”，標識著已知世界的西方盡頭。又：伊阿宋的金羊毛出現在黑海沿岸，一隻樂呵呵舒開四肢，看起來好像被壓扁的羊；亞歷山大大帝的軍營出現在波斯；米諾牛的迷宮出現在克里特島，中心還有圓規作畫留下的針痕。

在這類地圖上，地理和歷史均不純粹，三分之一是現實，三分之一是觀念，剩下的純然是想像。然而它們一概被當作現實來呈現，一如以伊西多爾大主教所著《詞源》為代表的中世紀百科全書—其中，某小鎮人口統計結果與人類走路登月所需的天數被當作同樣真實的數據。在典型中世紀思維中，神學現實就是最高現實，也是唯一重要的現實，地圖繪製者需要做的就是以時間和空間為經緯，編織這塊本質上是球形的“世界之布”（沒錯，和普遍的誤解相反，中世紀人老早就清楚世界不是平的），並把異教徒和虔信者的圖示排列分配，繡到它們應得的位置上。十二世紀神學家聖維科托的休說，“世界是一本書，以上帝的手指寫就”，地圖也一樣，縫紉這塊世界之布的恰是信仰的手勢。

最瘋狂的要數分布在地圖邊緣的，仿佛剛從《山海經》里走出的搖頭晃腦的異形人或重口味怪獸。它們的出處多在古希臘人對未知地域物種的幻想式記載，也有不少時間和地點上更近的文本依據，比如約成書於1000年的古英語志怪集《東方奇譚》。《東方奇譚》中對著名的狗頭人（Cynocephali）是這么描述的：“他們長著馬鬃、野豬的獠牙和狗頭，呼出的氣如狂暴的烈焰”，並且他們住在“埃及人土地的南半面……鄰近充滿塵世財富的城市”。

類似的，對無頭人“不萊梅”（Blemmeys）揮或曰“刑天”的描述則是：“不列顛以南還有另一個島嶼，上面的人生來沒有頭，他們的眼睛和嘴長在胸前。他們身高八尺，寬亦有八尺”，另一位中世紀作家把不萊梅寫成了腹語者：“像律師一樣，通過肚臍眼講話！”

此外還有僅有一隻巨大腳掌的傘足人（Sciapods），他們走路時用一隻腳跳得飛快，休息時就舉起巨足為自己遮陽。地圖編繪者往往將這些怪獸安插在無人去過的邊地：印度、中國、南非、北極，再次以赫爾福德世界地圖為例，離位於圓心的耶路撒冷越遠，地圖上的物種就越狂野，從大象、猞猁、犀牛、孔雀這類雖然少見於歐洲、卻還不是聞所未聞的珍稀動物，一直到長得歪瓜裂棗的食人族和怪獸。

實際上，這一傳統繼承了普林尼和奧羅修斯這類古典歷史作家的百科全書視角，也從整箇中世紀最受歡迎的世俗文類之一 —彩繪動物寓言集（bestiary）—中汲取了營養，更與同一時期剛剛開始進入歐洲人視野的各種或真或假的異域紀行相互影響。

馬可·波羅的紀行只是最後一個文類里恰好風靡的一部，但同類作品，比如稍晚一點的英文作品《約翰·曼德維爾爵士遊記》，其中提到的東方諸國的無頭人、雙性人、靠聞蘋果香味才能存活的人、處女膜有毒因而會令初夜對象死去的少女……與“世界之布”上的異形們出於一種同源的想像力，秉承同一種歷史地理的表現方法，也經常形成絕非巧合的圖文互動。而地圖異形們的另一個源頭，動物寓言集傳統，今天依然在博爾赫斯《想像的生物之書》這樣的作品中幽魂不散。

中世紀人相信，由於諾亞的三個兒子分別在亞洲、歐洲與非洲繁衍後代，地球上的其他大陸必然無人居住，或者是頭朝下走路的“反足人”的老家，總之不值得記載。赫爾福德地圖上確鑿可知的城市歷歷可數：羅馬、巴黎、西西里，當然還有它的繪製地點，位於左下角不列顛諸島的赫爾福德郡。對於那些歐洲人對其地理人文一無所知的“蠻夷之地”，只能用它們的怪獸居民作為其logo. 這也許反映了一種殖民式優越，也許只暴露了對未知疆域的恐懼，更多地則向觀者傳遞著末世論的威脅：如果上帝可以讓一些人生出狗頭、上嘴唇蓋住整張臉、雙耳垂地、五官生在腹背，那么他當然也可以使惡人在地獄遭受更恐怖的扭曲和永久的折磨。

漫遊在地圖各角落的這些或走、或跳、或尖叫的地獄居民，不僅是《東方奇譚》這類“奇蹟文學”（mirabilia）的視覺表現，更是神學寓意的彰顯。沒有無辜的麻風病人，沒有無辜的怪胎和病患。如果一個人的身體器官發生了扭曲，那么要不就是污鬼住進了他的身體（如我們在聖經里經常看到的），要不就是他內心扭曲不潔的外在體現—這種今天看起來政治超級不正確的邏輯，深深潛伏在中世紀病理學的意識形態中。正如羅傑·培根在十三世紀所言，罪業“與自然秩序相反”，因此“一個被惡習改變了形態的人不能被看作人”。地圖上這些“人間失格”的半人半獸們於是成了勸人行善的一種“死亡預警”（momento mori, 拉丁文原意“記住你終有一死”），在觀看者獵奇的目光下散發著森森寒意。

這就將我們帶往“世界之布”的最邊緣，也就是赫爾福德地圖的圓周所在。那兒，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分別寫著字母M-O-R-S—“死亡”。它們像四枚鉚釘，牢牢將這個必朽的塵世鉚在原地，提醒人們此世的局限以及轉瞬即逝，一如作為地圖載體，曾經色彩斑斕如今卻只剩單調褐色的牛皮；唯一確鑿的就是對來世的盼望。右下角畫著大概是整張地圖上最傷感的一幕：一位騎士已經策馬走出了圓周，卻在馬背上轉身，向此世投去最後的一瞥，一隻舉起在空中的手掌似乎在向曾經的一切羈絆揮別；左邊，他的扈從牽著一條狗，向馬上的人說：passe avant —“去吧”，去往那個充滿恩典，完美而不朽的世界，切莫流連。“死亡”的第三個字母“R”恰恰壓在騎士的馬鬃上，是巧妙藏匿在圖像中的題眼。

這無法不讓我想到葉芝為自己選寫定的墓志銘，出自《本·布爾本山下》一詩的短句：“向生死投下冷眼/ 騎士們，向前”—後半句連措辭（”Horsemen, pass by”）都與赫爾福德地圖上的死亡預警如出一轍，不由得引人猜測，葉芝是否也曾訪問赫爾福德大教堂，在這張迷人而又陰森的世界之布前駐足，並留意到陰暗角落裡的這個細節？

“地形學不會偏袒；北方和西方一樣近。/ 比歷史學家更精微的，是地圖繪製者的色彩。”（《地圖》）當伊莉莎白·畢肖普寫下這樣的詩句，生於二十世紀的她已進入中世紀地圖的思維模式。在十五世紀以前的歐洲地圖上，地形學是想像與實證的折中，是對古典文獻中各種天方夜譚的迷戀，也是百科全書式保存知識的雄心，更是一種希望萬物各就各位（如大教堂中的每一塊石頭和每一件聖物）、對歸類與秩序的絕對需要。

然而這一切如果不在神學的統籌下發生— 一種基督教視野下的歷史地理學—就什麼都不是。缺少了信仰的目光，“世界之布”也將支離破碎。即使到了地圖學發生翻天覆地革命的大航海時代，乃至文藝復興早期，這份中世紀遺產依然在許多肖像或靜物畫中潛流暗涌。凝視下面這幅約作於十五世紀中期，出自荷蘭肖像大師羅希爾·范德威登筆下的《聖路加為聖母畫像》，尤其是頂部被水平和垂直屋樑分割的圓窗，你能發現什麼秘密？

沒錯，被畫家巧妙地藏在暗處，又上下顛倒了位置的，正是一幅典型的“T-O”型地圖。如果我們再仔細觀察下方兩根廊柱外風景的構圖，會發現聖母和聖路加恰恰位於“地圖”的定位點—亞洲或者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