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主要事跡,
人物生平
1904年春寒料峭，謝翰文出生於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今衡陽市耒陽城區）一個富裕家庭，為家中長子，其父希望日後能操翰成章，遂取名謝翰文，又名漢文，號鴻錫。7歲入本村私塾啟蒙，1919年進縣城讀高等國小，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衡陽新民中學（今衡陽市第六中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蓬勃發展，血氣方剛、躊躇滿志的謝翰文深受影響，常與在衡陽讀書的劉泰、黃龍飛等同鄉好友相會聚談，共同研讀進步書刊，探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逐漸萌生了“改造社會”的宏偉理想。每逢節假日，便組織大家上街演講，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在學生中頗具影響。
1925年初，21歲的謝翰文從衡陽新民中學（今衡陽市第六中學）畢業返鄉後，立即投身於耒陽革命活動，參加共青團組織。4月，中共湖南區委派唐自剛來耒陽任縣委書記，謝翰文將唐自剛夫婦安排在自己家裡住宿，並替唐自剛抄寫檔案、傳單。
“五卅”慘案後，謝翰文和耒陽進步青年組織宣傳隊進工廠、農村、商店、學校進行宣講，並印刷傳單散發，控訴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罪行。同時，成立了“青滬慘案雪恥會耒陽分會”，謝翰文當選為雪恥會副會長。大會後，在雪恥會的領導下，縣城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市、罷工、罷課，組織“仇貨”查、禁隊數百人，到城鄉商店查禁日、英貨。並把查出的數百擔日、英貨運至金中門外焚燒了。
1926年，謝翰文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青年團工作。“馬日事變”後，謝翰文潛入桐子山地區，繼續開展革命活動。
1927年9月9日，謝翰文與伍中豪、譚冠三參加了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11月，謝翰文在雅江、大河兩地組織50多個農民起義後，把隊伍拉到煙炭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湘南遊擊總隊。12月17日，謝翰文領導遊擊隊襲擊了肥田鎮，繳獲民團步槍4枝，捕捉了江申甫等幾個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
1928年 1月，謝翰文根據縣執委書記鄧宗海的指示，去常寧水口山與礦黨組織負責人宋喬生聯繫，準備武裝起義。1928年1月26日，謝翰文率領30多個武裝農民，配合水口山工人先後兩次奪取礦警隊的槍100多支。
2月16日，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攻占耒陽縣城。19日，縣蘇維埃政府成立，謝翰文任縣蘇維埃政府特派員，負責領導桐子山地區農民武裝鬥爭，幫助水口山礦組建了蘇維埃政府。水口山礦工人武裝與農民武裝會合後，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宋喬生任團長，謝翰文任團黨代表。
1928年4月初，正是湘南鶯飛草長的季節，謝翰文率部上井岡山後，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獨立營，任營黨代表。不久，被調任紅四軍二十八團書記官。下半年，謝翰文率部參加攻打永新城、龍源口等戰鬥後，因病入紅軍臨時醫院治療。當敵集中3萬兵力進犯井岡山時，他抱病找到彭德懷：“前方戰鬥如此激烈，讓我參戰吧。”彭德懷被他的堅定態度所打動，把他留在茨坪軍隊做秘書長工作。
1929年4月，紅五軍收復井岡山，部隊進行整編，謝翰文調任四縱隊黨代表。他深入連隊，發現十一連政治工作抓得非常活躍，便總結經驗，在全縱隊推廣，使全縱隊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後來，時任十一連指導員的方強在回憶那個時期的工作時說：“謝翰文抓政治宣傳工作，頭腦敏捷，會抓典型;特別是宣傳鼓動工作做得好，他開會作報告，沒有一個不認真聽的。”
謝翰文在治軍工作中，對重大問題有獨到見解。1930 年，中央“左”傾錯誤領導曾下令紅軍主力奪取大中城市，組織全國暴動。謝翰文對此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他認為“搞全國暴動是一個盲動錯誤的口號”，並寫了《紀念紅色五月與我們在河西的任務》一文，在紅軍刊物《武庫》第十四期發表。文章從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形勢等方面，闡述了他的觀點：“我們這次師落河西，其任務是赤化河西，貫通湘贛蘇區，使贛江兩岸打成一片，迅速奪取吉安贛州乃至爭取江西省先勝利。”批判了“左”傾盲動，幫助了彭德懷正確執行毛澤東作戰方針。
1929年6月，紅五軍和紅八軍在湖北大冶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謝翰文任紅三軍團秘書長。7月，隨部參加攻打湖南長沙。27日，紅三軍團攻占長沙縣城。為擴大這次戰役的影響，謝翰文同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利用皇倉坪國民日報館，出版《紅軍日報》。經過一天一夜的緊張工作，於29日出了第一期《紅軍日報》，一時轟動了社會各界。對紅軍這種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就連當時的《大公報》也驚呼:“紅軍在戎馬倥傯之際，猶知注重報紙宣傳，不微疏懈，吾人對之，寧無愧乎。”《紅軍日報》上所發表的總前敵委員會的布告、命令等，也大多出自謝翰文之手。
8月，紅三軍團撤出長沙，在瀏陽永和同紅一軍團會合，成立第一方面軍，謝翰文仍擔任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這時，部隊兵員比以前擴大了6倍，致使部隊中的黨團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等暫時不能跟上。謝翰文便在總前敵委員會議上提出：“加強部隊政治宣傳教育工作，是當務之急;要使全軍幹部提高認識，各級領導應做出表率。”他同軍團直屬隊黨支部書記張平凱商量後，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軍團長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上行下效，部隊黨團工作很快得到發展。
1930年，謝翰文兼任紅五軍第三師政治委員。到任後，向全師政治宣傳幹部提出：“把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做到戰士身上去!”
紅軍部隊的幹部戰士大多出身農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學知識貧乏。在攻占敵占區後鬧了不少笑話，出過一些問題。比如：繳獲敵人的收發報機，聽到收報機上還在“嘀嘀嘀……”地叫，就惱火地邊用槍托砸、用腳踩還邊罵：“我讓你再叫，我讓你再叫!”硬是把收發報機砸爛才解恨;攻進白區銀行，只懂得保護黃金、銀元，看到國民黨的鈔票，便認為是“反動鈔票”，廢紙一般，撕的撕，燒的燒，當垃圾處理掉，不知道這些鈔票還可以到白區買部隊急需的藥品、物資，致使白白地損失掉。
彭德懷等部隊各級領導都深刻體會到: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此，部隊領導強調要加強部隊文化教育。彭德懷以身作則，作出榜樣。請謝翰文當老師，利用戰鬥空隙學文化，每次到宿營地時，謝翰文就把書本和紙、筆、墨、硯準備好，等部隊其他幹部、戰士休息以後，彭德懷查鋪、查哨回來再教他學文化。當時紙張既缺又貴，山區還買不到。彭德懷每次率部打下城鎮後，就叫人上街買來一些便宜的草紙、箱包紙，用來寫毛筆字，既學寫了生字、生詞又練了書法。在謝翰文的輔導下，彭德懷以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復一日堅持學習，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慢慢能親手修改或親自起草作戰命令、文書了。
彭德懷帶頭識字、學文化，極大地促進了部隊文化教育活動的開展。當時識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識幾個字的就當老師，叫做“能者為師”。為了能讓大家識字，做到行軍、識字兩不誤，謝翰文建議，行軍中每個人背包上貼一兩個字，大家邊行軍邊認字，到了宿營地就互相測驗，看記住了沒有。
為了進一步調動幹部、戰士識字、學文化的積極性，部隊各級領導還將識字活動滲透到娛樂生活中。如：在牆報上開展識字問答，晚會上開展識字比賽;設立“識字崗”，不認識會崗哨上這個字的不能過這一道崗哨。這種帶點娛樂性的識字活動，提高了大家識字的興趣，收效很好。當時，正式上文化課的時間不多，很多時候是把政治課和文化課結合起來上。比如講階級鬥爭問題時，就把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軍閥、壓迫、剝削等寫在門板上，結合政治識字。有時請有些專門知識的同志給大家講些兵器常識、科學知識和衛生防病知識等，使大家增長見識。
1931年春，謝翰文同師長彭鰲率領紅五軍第三師長時間隱蔽在東固地區達25天之久。部隊嚴重缺糧，戰士衣著不夠，謝翰文便同彭鰲商量，發動師直屬機關工作人員上山挖竹筍、野菜充飢，將節約下來的糧食送到連隊去。他和師長彭鰲夜巡連隊崗哨時，看到戰士衣服單薄，便脫下衣服給戰士穿。後來，謝翰文還規定連隊晚上要給站崗的戰士做禦寒的薑湯，預防生病。首長的關心，激起了全師官兵的鬥志。5月30日，率部對建寧城發起攻擊，全殲守敵劉和鼎3個團。隨後，率部參加了蓮塘羅子溝、方石嶺戰役。為了充分發揮戰場上對敵政治宣傳作用，謝翰文組織戰士用風箏載著宣傳標語飄送到敵方陣地，還派出戰士在陣地前喊話，有力地配合了戰鬥的進行。
部隊連續取得勝利，俘虜了大量敵兵。為擴大政治影響，根據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謝翰文主持召開師黨委會，決定將大批俘虜釋放。這件事遭到了“左”傾領導者的指責，說謝翰文“右傾”、“無原則性”。謝翰文堅持真理，據理力爭：“這是按紅軍優待俘虜政策辦的，沒有違背原則。”後來，有人把情況上報共產黨中央，謝翰文被撤職，留在師政治部做一般的宣傳工作。但謝翰文仍然踏踏實實地工作。開國中將方強在回憶當時的情形時，仍感嘆地說：老首長謝翰文同志在中央蘇區反一、二、三次“圍剿”期間，因多放俘虜的問題，遭到錯誤路線的打擊。雖然被降職使用，思想有情緒，但工作仍很努力，特別是在宣傳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34年10月，謝翰文率紅三軍團長征。
除了做好一般宣傳工作外，在長征路上，謝翰文還積極參加了“擴紅”的宣傳鼓動工作。“雲貴川，川雲貴，擴大紅軍有成績。”在經過貴州貴陽、龍里一帶的時候，謝翰文總是飛快地跑到部隊的前頭，有時走到尖兵的前頭，看見路邊有莊子，就走進民眾家裡，輕言細語地去做“擴紅”的宣傳鼓動工作。很多新戰士就這樣被他招進來。
4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發現前面的山坡上蹲著許多民眾，遠遠的望著。謝翰文想發動他們當紅軍，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那些民眾見狀，立即往山頂上退去。謝翰文向他們喊話：“掌柜，不要怕，我們是紅軍，保護乾人(即窮人)，不拉夫，向你們來講話。”結果，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漢站在了半山。開始，謝翰文對老漢苦口婆心地說了很多的話，但這位老漢充耳不聞。經過多番宣傳之後，兩人便一問一答地對談起來。經過這位老漢的壯膽和敦促，那些退向山頂的民眾又一哄而來。謝翰文給他們講了許多革命的大道理和工農當紅軍的重要性。一番宣傳鼓動之後，陡然從人群中站出來一個青年：“我去當紅軍，誰同我去?”很快，又從人群中鑽出四五個青年。
4月21日早晨，紅軍經過興仁縣觀音山時，謝翰文見到一個放牛的男人，便鼓勵他去當紅軍。放牛的男人爽快地答應了。臨行前，對妻子說:“我去當紅軍，對家裡的傷兵要好好地招待。”原來這位放牛男人家中還收留著3位紅軍傷員。
在長征途中，謝翰文做了許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獲得紅軍官兵的一致好評。
1935年9月22日，紅一方面軍勝利到達哈達鋪，部隊改編為陝甘支隊。
長征勝利後，謝翰文被抽調到紅軍大學擔任校務長。進校後，他忘我工作。開國少將湯池回憶說：“老首長謝翰文同志名為校務長，實際上是負責學校全盤工作。是一個很有魄力的人，精力充沛，既要負責秘書處、佇列處、組織處的工作，還要管理全校師生員工們的吃、穿、住，儘管他工作很忙，總是能夠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條。”
1937年1月20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由保全遷至延安。第二期開學後，隨著學員不斷增多，校黨委為了充實基層領導，謝翰文兼任學員十三隊隊長。以普通學員身份與學員們一起生活、學習和勞動，組織演唱組、出牆報等，把全隊的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不久，謝翰文調回校部擔任抗大政治部宣傳部長。他決心加強自己的理論學習，提高馬列主義水平。國防科委第五研究院院長、時任宣傳部幹事牛克倫少將回憶說：“我們部長學習很勤奮，每天晚上大家休息後，他回到自己宿舍，點上蠟燭，身子靠在床頭上，入迷地閱讀馬列主義著作，有時讀到通宵。記得有一次，他向我們背誦《馬列主義問題》，居然能逐字逐句的背誦一半以上……他的記憶力很強。”
在宣傳工作中，謝翰文特別認真地抓了抗大的宣傳喉舌——校刊《偉大的事業》(後改為《抗大》)的編輯工作，他對每期準備刊發的文章，都要認真地審閱、修改。有一次，他生病發高燒，竟昏倒在辦公室。同志們把他送進醫務室，他吞了幾片藥後又繼續工作，直到校刊交付印刷後，才在床上躺下來。
抗大開始一段時間，生活比較單調，為改變這一狀況，謝翰文經常組織各隊隊員進行歌詠比賽、故事演講、體育運動等多種形式的活動。1938年，為活躍學員們的文化生活，謝翰文組建了 “抗大文工團”。缺少道具，謝翰文便號召團員自製樂器，他本人也制了一把二胡送給樂隊。排練節目時，他親自當導演。“抗大文工團”所演出的節目，深受人們歡迎，成為當時陝北地區著名演出團體。
1939年6月1日，為慶祝“抗大”創辦3周年，謝翰文舉辦了“抗大成績展覽會”，得到了羅瑞卿等校領導的支持。毛澤東、朱德親臨“抗大”，看完展覽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由於謝翰文在政治宣傳工作上的突出成績，1939年被評為“抗大”46名先進政治工作者之一。
1941年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軍隊建設和根據地的建設急需大批強有力的領導充實前線工作。謝翰文調任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在離開抗大的前一天，他還囑咐宣傳幹事牛克倫：“要把我們的宣傳搞好，不要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1942年5月，日寇出動五六萬兵力對華北的冀中、太行、大岳、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大掃蕩”，總部決定實行戰略轉移。5月25日，彭德懷、左權率領的轉移隊伍與八路軍政治部、後勤部的轉移隊伍，不期同時進入了遼縣南艾鋪地區。此時，日軍已發現了八路軍的行蹤，以重兵對艾鋪一帶進行包圍。由於機關人員多，目標大，再加上作戰兵力少，山區道路少，集體行動非常困難。彭德懷與左權、羅瑞卿、楊立三(八路軍總後勤部長)、謝翰文等人經緊急磋商，決定分路突圍。日軍發現八路軍分路突圍的意圖後，便急速收縮包圍圈，並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圍隊伍進行轟擊。
當八路軍幹部、戰士進村準備生火做飯時，村外突然響起震耳欲聾的槍炮聲。謝翰文即拔出手槍衝出房門，只見日軍從村外圍攏過來。謝翰文見敵人火力十分密集，知道村前路口已被敵人封鎖住，便率領總後政治部的人員從村後突圍。當衝出包圍圈後，回頭發現攜帶總後政治部檔案箱的妻子王振東被敵人火力封鎖在村中。他轉身冒著敵人的彈雨衝進村里，攙扶已孕的妻子往村後撤退。可是，已經太遲了，敵人發現了他們，用密集的火力封住了退路。危急之中，謝翰文和妻子將皮箱中的檔案取出塞進一戶人家的柴灶里焚燒。這時，敵人擁上來。謝翰文和妻子雙雙被俘。當天，敵人將謝翰文夫婦及一部分被俘的八路軍總後勤部工作人員押至太原城。日軍得知謝翰文是八路軍高級幹部，便派特別審訊官專門負責審訊。但敵人從謝翰文口中一無所獲。老羞成怒的敵人便對他施行酷刑，用刺刀捅穿其肩胛鎖骨，用鐵絲穿上，高吊在房樑上，腳下放一盆烈火，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英勇頑強的謝翰文沒有屈服。敵人無計可施，只好上報日軍侵華總司令部，將謝翰文夫婦處死。他們傲然走向刑場。那一日，群山哭泣，大地同悲。
主要事跡
謝翰文，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八路軍高級將領，犧牲時任八路軍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用青春和生命鑄就的壯麗人生，創造的輝煌業績，永遠載入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國革命的歷史。
革命，從自己開始
謝翰文，1904年仲春出生於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城關槐樹下村（今衡陽市耒陽城郊）。7歲讀私塾，1919年考入衡陽市新民中學（今衡陽市第六中學），時適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衡陽蓬勃發展，好學求進的謝翰文深受其影響。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寒暑假回鄉向村里人宣傳民主與革命。1925年，謝翰文中學畢業，回鄉參加中共耒陽支部的活動，成為中共黨員。
“五卅”慘案訊息傳到耒陽，縣執委批准謝翰文組建宣傳隊，向民眾宣傳反帝愛國思想。6月6日，工人、農民、學生集會，謝翰文發表演說。在民眾示威遊行佇列中謝翰文領頭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剷除軍閥！”，謝翰文被數千名工農學商民眾選為“青滬慘案”雪恥會耒陽分會會長。
民眾集會結束，謝翰文召集骨幹研究下步行動方案。討論查“仇貨”時陷入寂靜，謝翰文意識到“疾症”是父親在縣城小有名氣的綢緞鋪。於是起身揮動拳頭說：“革命，從自己開始！”將袖子一擼，“我家有‘仇貨’，隨我去搬！”骨幹們隨謝翰文來到店鋪前，店員堵住門說：“少爺，別動手，老爺來了再說。”謝翰文說：“這是我家的店子，一切，由我負責！”說罷，揮手示意骨幹們進店搬貨。霎時，店內“仇貨”統統搬到耒陽城東河畔沙灘上焚燒。
謝翰文父親聞訊趕來，面對布匹綢緞化成的灰燼，跺腳不迭，痛罵謝翰文是個“不孝逆子”。自此，謝翰文被逐出家門。
兩次奪槍
謝翰文衝出家門，一心一意撲在革命事業上，協助縣執委書記唐自剛處理檔案，擔起通訊聯絡等工作。“馬日事變”發生，謝翰文被派赴衡南、耒陽交界處開展武裝鬥爭。
入夜後，游擊隊員分批出發，來到水口山。謝翰文按聯絡暗號與水口山黨的負責人宋喬生接上頭，宋喬生告訴：凌晨1時礦警一所是自己人值班，可派人潛入槍械庫提取槍枝。謝翰文帶領游擊隊員分頭行動，順利地運出49支步槍、數千發子彈。翌日，礦務局聞報十分震驚。急電告上司：速增派礦警加強力量。
1927年12月下旬，謝翰文再次來到水口山，宋喬生告訴他：上次失槍事後，礦警所加強了警力和戒備，砌了圍牆、拉了鐵絲網。謝翰文深思一陣後說：“我有辦法。”接著，把自己的謀劃說了一遍。宋喬生覺得可行，表示同意。
隨後，謝翰文扮作菜農在礦警所門前叫賣，警所伙夫討價後說：“挑到伙房去。”隨伙夫越崗哨、入警所的謝翰文仔細觀察，認真記憶地形特徵。此後，謝翰文隔三差五地來警所賣菜，漸漸同一些哨兵認識、熟悉了。
謝翰文見時機已到，密令桐子山游擊隊員迅速結集水口山。黃昏時分，挑著兩筐鮮蘿蔔的謝翰文來到警所崗哨樓下，放下菜筐掏出香菸招呼哨兵：“夥計，來抽菸！”哨兵見是常來賣菜的熟人，欣然走下崗樓。謝翰文率領大家疾速直撲警所飯堂，用槍口對準正狼吞虎咽的礦警們，把槍枝全扛起，順利回到桐子山。
貼心政委
1928年2月，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攻占了耒陽城。朱德便召見謝翰文和宋喬生，高度讚揚桐子山游擊隊的戰績後決定將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三團，納入部隊正規編制。朱德任命宋喬生為第三團團長、謝翰文為團政治委員。
4月初，率第三團隨朱德上了井岡山。年底，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進軍贛南閩西，生病的謝翰文留在紅五軍醫院治療。1929年初，國民黨軍瘋狂進攻井岡山，躺在病床上的謝翰文向紅五軍軍長彭德懷請求下連隊參戰。彭德懷說：“你病成這樣子，怎么能下連隊。待病治好了，就留在我的軍部吧。”病癒的謝翰文，被留在紅五軍軍部，擔任紅五軍秘書長。
1930年7月，紅五軍攻打長沙後，在永和市同紅一軍組成紅一方面軍。因部隊擴編需要充實師團級幹部，彭德懷調謝翰文兼任紅三師政治委員。二話沒說，背上行李就去報到。
1931年初，謝翰文約師長彭鰲去兵營查哨，來到三營九連哨位，見向他們敬禮的哨兵戰戰抖抖的。謝翰文靠近哨兵觸摸其臂膀，發現這個戰士衣服十分單薄，連忙脫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哨兵身上。告別哨兵，謝翰文和彭鰲來到炊事房。跨進房門，揭開鍋蓋，發現裡面全是野菜。回到師部，謝翰文主持召開師屬機關人員大會。謝翰文介紹戰士的生活狀況後，號召師屬機關官兵從即日起抽人上山挖竹筍、采野菜，節約部分糧食補貼連隊。接著，謝翰文主持召開連以上幹部會，強調要給夜間值崗放哨的戰士添加禦寒衣服。穿的、吃的解決好了，調動了全師官兵的凝聚力、增強了戰鬥力。謝翰文也因此被指戰員們稱為“貼心政委”。
抗大園丁
1937年初，西北紅軍大學更名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由保全遷至延安。謝翰文任學員第13隊隊長，一年後任校政治宣傳部長。
抗戰全面爆發，投奔延安的青年日益增多。抗大宣傳部長謝翰文在抓好政治宣傳的同時，抓緊理論學習不斷充實自己，認真負責地給學員講好每一堂課。謝翰文還負責辦校刊《抗大》，運用這塊陣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團結教育廣大學員。他擠時間撰寫生動活潑的文章發表於《抗大》，指導學員的學習和生活。每逢周末和假日，謝翰文組織歌詠比賽、故事演講、球類、游泳等活動，豐富學員的文體生活。1939年6月抗大創辦三周年之際，謝翰文在校黨委及副校長羅瑞卿等支持下舉辦了抗大成就展，布展陳列室9個，展出圖片3000多幅、戰利品數百件。毛澤東、朱德觀後給予高度讚揚。
太原罹難
1941年初，中央軍委調謝翰文任八路軍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5月24日，為打破日軍圍剿陰謀，八路軍北方局機關、政治部、後勤部、黨校、報社等2000多人分路突圍。謝翰文等率總後勤部人員經一天艱苦行軍，到達了遼縣與涉縣交界的十字嶺，宿營休整。
翌日黎明，總部通訊員通知謝翰文：立即到左權副參謀長處開會。謝翰文將裝有秘密檔案的小皮箱交給妻子王振東，匆匆趕去總部。會議在進行中，謝翰文對左權和與會者講：“這么多人擠在十字嶺，敵人一旦發現，後果不堪構想！”左權沉思後說：“總部決定，各單位分頭行動，總後單獨一路行進。”
返回駐地，謝翰文帶領總後勤部人員上了路。中午時分，謝翰文果敢地率警衛排從敵人密集火網中撕開一道口子，讓大家衝出包圍圈。戰友們衝出重圍了，謝翰文沒有發現妻子王振東，他十分擔心秘密檔案落入敵手。焦急萬分的他毅然衝進村子，見負傷的妻子倒在地上。被丈夫扶起的王振東艱難地說：“我怕沖不出去，把檔案全燒了。”“好，我們快……”話音未落，敵人已圍了上來。
被俘後，謝翰文和妻子王振東與敵人進行了不屈的鬥爭。1942年夏末秋初，謝翰文和妻子王振東被日寇殺害於太原市郊，享年3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