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議理論，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諫議理論
- 性質：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理論
解釋,出處,
解釋
諫，即規勸，又分為進諫與納諫。諫議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關注，形成了系統的理論和完備的制度，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據說堯舜禹曾設定謗木、諫鼓，諮詢四岳，拜納諫言。
出處
《尚書·酒誥》引據古語“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鑒）”。
《詩經·民勞》有“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的詩句。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諫議理論。納諫與進諫成為公認的君道與臣道。廣為人們徵引的諫議理論主要有和同論、以道事君論、兼聽論和疏導論。這幾個理論都產生於先秦，它們從哲學、倫理、政治、輿論等諸多角度，全面地論證了諫議的必要性和政治功能，一直是後世諫議論的基礎理論。和同論著重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君臣相互配合的必要性和進諫與納諫的重要性。西周末年的史伯（伯陽父）以和與同論興衰、論君臣，主張揚和棄同。“和”，指事物相雜、配合；“同”，指事物單一。他認為，五行相雜生萬物，五味相配調眾口，而聲調單一則無悅音，味道單一則無美食。在政治上，揚和棄同表現為君臣互補，任賢納諫。以道事君論依據社稷重於君主，道義高於權勢，討論君臣規範，倡導以諫議“正君以禮”、“致君堯舜”。孔子主張“以道事君”。孟子主張“格君心之非”。荀子主張“從道不從君”，並讚頌諫臣、爭臣、輔臣、拂臣。後儒提出“道高於君”。這些思想的共同特點是以諫為忠，把納君於道作為臣下的義務。兼聽論著重從政治操作技巧的角度，論證了諫議的必要性。
《尚書·洪範》提出一個君主決策的最佳方式，即遇到政治難題，君主應與群臣、庶人商議，還應以卜筮貞問，然後作出決策。《荀子·君道》、《韓非子·八經》都對兼聽與獨斷的關係作了深入的探討。韓非指出：君主一人智慧型有限，以寡治眾，力不能敵，所以“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疏導論從疏導輿論、上下溝通、傾聽民意、監控政情的角度，論證了諫議機制的重要意義。最先明確提出疏導論的是西周的邵穆公。他反對以誅殺彈壓輿論，指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主張疏導輿論，讓民眾發泄不滿。鄭國子產的“小決使導”論和“不毀鄉校”的做法也得到孔子的讚揚。
《呂氏春秋》進一步指出，君主不納諫諍是自我壅塞。諫議理論又分為專門論君道與臣道的納諫論和進諫論。諫議是一種君臣互動方式。進諫能否取得成效，取決於君主是否納諫。唐太宗廣泛徵引典故，總結歷史經驗，他的君主納諫論最具系統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他認為納諫是對一切帝王普遍適用的政治原則，並從八個方面論證了納諫的必要性及政治功能，唐太宗還主張通過容言、賞諫、立制、任人等手段，鼓勵、引導群臣進諫。重視納諫，必然重視進諫。
《易經》的“王臣謇謇”說、晏嬰的“獻可替否”說、孔子的“以道事君”說、孟子的“格君心之非”說、荀子的“諫爭輔拂”說、《禮記·禮運》的“君臣相正”說和《孝經》的“爭臣”說等，都是論說進諫的重要思想材料，並廣為徵引。“扶危之道，莫過於諫”，“國之將興，貴在諫臣”，這個認識獲得普遍的贊同。自秦漢設定“諫議大夫”等以來，諫議制度日漸完善。
到隋唐，在中央各機構中有台、舍、給、諫四類言路官和幾套諫議機構，各類機構和職官分工細密，職責分明，互相補充，互相監控，形成了嚴密的監督、封駁、諫議機制。宋代以後，諫議機制的功效雖大大削弱，而有關的理論、制度和職官依然發揮著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