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軟體侵權盜版現象頻發，在近年來屬於高發案件。在軟體行業，隨著各種光磁介質的出現，複製技術的進步以及網路的發展，盜版的形式也呈多樣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計算機軟體盜版分析
- 類型：法律法規分析
簡介,原因,巨觀層面,微觀層面,
簡介
序言我為什麼要選擇計算機軟體盜版現象作為研究對象
同時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我們也認識到知識經濟使我們全球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聯繫方式都有了深刻的改變，由原來的相隔千萬里到如今聯繫緊密的“地球村”，人們之間已經越來越親近，國家與國家之間聯繫也越來越緊密，而在這一切過程中，知識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智慧財產權在其中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樣：“全球性的競爭至少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再回到生產流水線時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體力型的經濟。但是，第三次浪潮不僅僅是個技術和經濟學問題。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觀念，以及體制和政治結構。總之，它意味著人類事務的一場真正的變革。”他還指出在社會範式這些方面的變化，也必然在法律上有所反映；更為重要的是，法律在適應這種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肩負著促進經濟與社會長足進步和發展的使命。
所有這一些似乎還只是昨天未來學家們的敘述，但是在今天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報紙，雜誌，電視等等媒體對軟體問題，盜版問題的不停報導，學術雜誌，科學論文對於盜版問題的長篇研究，現實生活中針對計算機軟體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使得本人對於這一個問題產生了極大得興趣。在這兒，我就系統的給出本文寫作的原因和依據。我將分為兩方面來進行論述，巨觀和微觀層面。
原因
巨觀層面
1. 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首席談判代表，中國與美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小組首席代表，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龍永圖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每次必談到在這些談判中智慧財產權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隨時可以使整個談判過程觸礁。他本人最為費心費力的也就是這個核心問題。
2. 我國在出版的所有記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的書籍中都記錄了以下的事例。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代表，原外經貿部部長，現國務委員吳儀在一次與美國代表談判時針鋒相對，美國人的說法是：“我們正在與小偷談判”。意指中國盜版現象嚴重，而吳儀則指出：“我們是在與強盜談判”。意指美國曾經對中國的搶劫文物的暴行以及在整個WTO談判中美國方面的強盜習氣。
3. 根據美國軟體企業最大的遊說組織商業軟體聯盟（BSA）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國2001年的軟體盜版率達到92%，僅僅低于越南94%的水平。以下依次是：俄國87%，印度70%，台灣53%，日本37%，美國25%，這樣的數字完全有理由讓人對中國的軟體市場表示憂慮。然而BSA亞太地區高級官員傑夫瑞海地卻並不將中國的軟體市場一棍子打死。過高的軟體盜版率確實與中國希望成為高技術經濟強國的期望相去甚遠，但他認為中國的軟體盜版行業正處於守勢。這種樂觀的估計來自與上年的數據對比。中國2000年的軟體盜版率曾高達94%，這表明中國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打擊盜版軟體。海地表示，他們相信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軟體產業對整個經濟的價值。他們確信，中國的軟體盜版率將進一步降低。
思科訴華為侵權案已經占據了近期報刊新聞的頭條。人們開始擔心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正當兩家企業在美國展開較量的同時，海地等亞洲的行業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國正大力擺脫盜版的名聲。在這兒我們說明BSA是一家包括蘋果、思科、戴爾、惠普、IBM、Intel和微軟等成員在內的行業聯盟，他們多年來一直在遊說中國打擊盜版。
4. 中國在近期針對軟體和軟體盜版問題所做出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
·2001年，中國修訂了著作權法，確立了遵守國際著作權保護標準的基本原則的著作權保護體系。修訂後的著作權法還可以幫助中國徹底執行相關的條約以及對網際網路著作權作品進行最低標準的保護。
·2002年，中國正式實施了著作權法並對其他與軟體相關的法規進行了修訂以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2002年10月12日，高等法院發布一項司法解釋，使用盜版軟體的企業將受到民事懲罰。這對於BSA提出相關訴訟提供了法律基礎。海地表示，“現在我們有保護自己權利的途徑了。”
這些措施已經在產生效果。2002年下半年，中國警方對上海兩家使用盜版軟體的企業進行了搜查，並最終與BSA達成民事和解。海地沒有說出具體的罰款金額，但他表示，兩家公司“為此支付了數萬美元”。這在中國已經是一筆可觀的數字。目前，BSA正在中國另外幾個城市展開類似的民事法律行動。上海法院在11月14日做出的一起美國Autodesk公司勝訴的軟體盜版判決中，被告企業被罰6萬美元，這已經是中國著作權法規定中的上限。
微觀層面
1．最直接的微觀因素無疑是本人於2002年1月7日購買了一台桌上型電腦。在接下來的裝機過程中，我不得不購買大量的軟體，例如OfficeXP,Arcobat,NortonAntivirus等等。然而，這些軟體的價格大大超過了我的想像。在零售市場，一套OfficeXP的價格為3999元人民幣（約合480美金）。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的人均GDP是3100美金。這就意味著一個人要花掉其1/7的年產值才能購買一套正版的OfficeXP軟體，顯然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是什麼東西造成了這個令人驚奇的鴻溝？這是一個使我產生了興趣的問題。
2．更令人感興趣的是下面一個事實。在本人身處的法學院，應該說這兒的著作權意識應該比普通大眾更為強烈。然而作者也不無遺憾的發現：周圍的同學在盜版問題上更為關注的他們購買的盜版軟體是否與自己的計算機相兼容。同時，本人在上海一起讀書的同學，周遭的同事在本人的相關調查中對於盜版問題也是無法給出一個滿意的答覆。本人的數據是：在所有的軟體中，只有“豪傑影院”和“金山詞霸”是正版軟體，其餘的15個軟體均為盜版，本人的正版率是10%強，而周圍同學的正版率更低。對於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我們學法律的同學是否能夠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論述自己對盜版要做研究的巨觀因素和微觀因素之後，我將順便談到在本文中為什麼選取長寧區某些立法，執法和司法相關活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這也是由於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首先是受制於本人有限的資源，包括研究資金以及本人的研究經驗兩個方面，我已經無法承擔更大範圍內得研究了。本人的研究經費有限，但更為重要的是本人發現在調研過後的論文表述階段，本人的經驗無法承擔。如果選取更大面積範圍的話，本文將淪為一些具體數字的堆砌而無法顯示作者想要強調的盜版現象產生的法社會學原因等等。同時由於本人也鬱悶地看到在這方面感興趣的同行並不多，在資料的收集，法理的分析，社會學的探討各個方面無疑就有著先天的不足。因此更大範圍內的樣本選取作者並沒有進行。
2．作者本人就讀的學校位於上海是長寧區。按照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相關媒體的論述，長寧區在整個上海區縣中處於中游偏上的水準，無論是從人均工資水平，生活環境，思想意識等方面都處於上海的中等水平。因此，選取長寧區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毫無疑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3．不可忽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隨後的論述當中，我們將會看到在我們國家，行政執法部門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機構。在盜版問題上比較有發言權的無疑是各個基層的文化稽查大隊了。本人很幸運的是在本文的調查過程中獲得了上海市長寧區文化稽查大隊的大力協助。長寧區文化稽查大隊負責整個長寧區的盜版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