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華

袁庾華

袁庾華,著名民間學者,國史研究專家,對新中國歷史有著深入系統的研究,對諸多熱點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曾在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開、俄羅斯科學院等眾多國內外著名院校做過巡迴演講,所到之處引起強烈反響。

袁庾華先生,湖南湘鄉人,出生於1946年。7歲隨父母遷往河南,在鄭州定居。國中後,到鄭州肉聯加工廠當工人。……1995年起至今,與邵晟東、王宏川共同創立、經營鄭州思想沙龍。在大陸左右派近乎決裂的今日,鄭州思想沙龍仍是左右派共享的民間思想平台。他自許為永遠的造反派,旗幟鮮明的毛派。在此訪談中,他多方面肯定毛澤東,……同時勾勒出大陸民眾社會中的毛派面貌。他呼籲各種思想趨向的對話交流,共促中國的民主進程。他主張結合程式民主與大民主,……並堅持政府須承擔起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

——摘自《袁庾華先生訪談錄》(載台灣《思想》雜誌第18期)

以老石等為筆名活躍於網際網路,並被邀請至數十所大學演講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庾華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湖南湘鄉
  • 職業:著名民間學者,國史研究專家
  • 代表作品:《毛澤東與中國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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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報-影響力周刊專訪袁庾華
袁庾華在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後與部分師生合影袁庾華在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後與部分師生合影
2009年09月27日
在三十多所大學演講後,袁庾華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吃”和“窩”,這也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擺脫了優越物質生活的袁庾華,一路走、一路研究、一路尋找,這樣做的動因,是內心那股無法壓制的社會責任感。
袁庾華 沒有思想,生活就是流放
本報記者 劉貞 發自北京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民間思想家、袁庾華特別去換了一雙九成新的運動鞋。但這反而與他凌亂的頭髮、一邊高一邊低的眼鏡,以及洗得發白的黑T恤衫,顯得“風格”不一致。袁庾華這樣做,是怕自己“放蕩不羈”的形象給人感覺“不夠禮貌”,“2002年CNN採訪我,做一個關於中國經濟走向的系列節目,鏡頭一轉,大家都看見我穿了雙拖鞋。”
袁在蘭州大學演講袁在蘭州大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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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歲的袁庚華喜歡別人、包括那些年齡只及他三分之一的學生叫他老袁。老袁最喜歡和學生談論的人,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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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見面,老袁未開口,學生們大概只會覺得他外表“放蕩不羈”,但老袁一開口,很多人頭腦中會下意識冒出“毛澤東時代的人”這樣的詞。的確,毛澤東思想是老袁研究了大半輩子、擁護了大半輩子的理論,也是他覺得最有效的、分析中國的武器。但其實老袁並不落伍。他能寫百字左右的簡訊和學生交流,只是簡訊講究語法、標點俱全。老袁也會用網路,但只能在看見滿意文章時,用“一指禪”回復一個“D”(即“頂”)。
不僅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老袁還相當“時髦”的。他生活狀態,是時下很多80後想要而不得的,是90後心嚮往之的,與自由職業者、soho族,有異曲同工之妙。
思想沙龍15周年,左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思想沙龍15周年,左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遊走全國各地,“或者為研究當地的地方史,或者去找和我一樣信仰的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每到一處都是光‘動嘴’,和當地的學者、朋友、普通人、甚至是各類人士交流,在當地大學作演講,我的電話本上現在有一萬多個電話號碼。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去過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樣的人,就是青藏高原還沒‘插上旗’。”
老袁自言,旅行是出於一份始終未卸的“社會責任”,毛澤東思想、新中國歷史和國際政治是他一路走來,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要關心就好也有不解者覺得老袁多少有些“分裂”,明明口裡說的是毛澤東、是埋首故紙堆的歷史問題,卻標榜自己要對當下社會負責。
老袁解釋說,研究地方史是為了更深入地描繪整個新中國,研究毛澤東思想是為了分析當下中國社會。“像2006年,紀念毛澤東逝世30周年聚會,我談的題目就是《毛澤東與中國世界的未來》,研究歷史、研究毛澤東是為了思考當下和未來。但當光談未來,觀點勢必缺少證據和事實,歷史恰恰能提供這些。”
到目前為止,老袁遊歷途中已經在全國幾十所大學裡做過演講,題目大都是兩個話題,新中國歷史和當代國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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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學生演講多了,老袁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一個‘吃’,一個‘窩’。”
在掌握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學生中找不到“關心社會”的認同感,老袁的感受就像魯迅當年看到的、麻木不仁的國人,“最可怕的就是對社會毫不關心。”
這種毫不關心的可怕,無論什麼思想派別都是不願見的。在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幾小時,老袁剛剛和一位右派教授交流過。交流後的結論是“肯定了年輕人應該是關心社會的。因為只要你有良心、關心社會、就會對時下發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覺,只要有感覺,就會有情緒,有情緒想表達就會批評,批評就會帶上了‘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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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什麼立場,只要你關心就好。”老袁這句話,頗有些“哀,莫大於心死”的意味。就像“學雷鋒”對有些人來說,已經成為只在每年3月5日才不得不做的事,社會責任會不會在將來,也成為特定日子要完成的特定儀式?
場景也許極端,但並非不可能。
袁庾華的文章《保守主義教育回潮與毛澤東的教育革命》里,提到了1982年英國的一部電影:學生們戴著相同的面具,邁著同節奏的步伐走進絞肉機,機器里的鐵錘敲打著孩子們,流水線的另一端走出來的是一群行屍走肉。
“這當然是英國人反思自己國家教育的,但對中國來說也一樣。我到哪裡,年輕人都說‘活得沒意思’,他只關心‘吃、窩’,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當然‘活得沒意思’。”
袁庾華
沒有思想 生活就是流放
在大學裡的演講和老袁所有的演講一樣,都是不收費的。老袁有“三不要”政策:不要講課費、不要採訪費、不要著作權費。說完“三不要”,老袁通常會加上“一靠”,“我靠退休費。”
老袁曾經有過優裕的物質生活。上世紀90年代初,他被調進河南當地一家物資單位做一把手,“本來說好,不搞業務不當頭,後來就由不得我了。單位主要做木材和建材,加上物資單位做業務要靠銀行貸款,每筆業務都是幾百上千萬。我經常要去外地,飛機軟臥,到哪都是好吃好喝招待,條件非常好。可以說是當時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極度羨慕的。”
“但那時的生活對我來說就是在流放”,老袁隨即背起了普希金的詩《給凱恩》中的一段:“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失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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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要承擔那些經濟利益問題、要被雜瑣事情牽絆,不能研究我喜歡的社會問題,是精神生活里的流放。”物質條件最優越的那段時間也是老袁人生最絕望的時候,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那時我頭腦中常常有個死字”。
1998年企業改制,老袁擺脫了“流放”命運,也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到哪都是不坐空調車、不坐臥鋪,吃飯住宿除了朋友間實在推不掉的,基本都和農民工一個樣。但這樣我很舒服。”
老袁的快樂來自於思維層面上的惺惺相惜,“地方上思想的豐富,是你想像不到的。比如說,我經常會遇到、特別是有些老同志,幾十年潛心靜氣研究毛澤東思想,那真是‘鑽牛角尖兒’。在他研究的問題上,很多大學教授一比都差遠了。跟他們談話那真是一種享受,幾句話就能讓你醍醐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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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講起了自己在山東認識的一位朋友,“幾年前、在山東滕州農村,他是‘文革’前山東大學的學生,‘文革’後被打倒坐了牢。釋放後回老家一邊種地、一邊做研究,靠種地收入支撐生活,帳表我都看了,一年就幾百塊錢。這樣一個人,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現在,40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民間這樣的智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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