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走廊，亦稱“古苗疆走廊”，是從湖南經過貴州連線雲南的官道。
這是2012年貴州大學楊志強教授首先提出的一個文化走廊概念。指的是元代1291年新開闢的一條連線湖廣（今湖南、湖北等地）經過貴州至雲南、東南亞、南亞的一條“官道”及其支線，全長近三千里，涵蓋了雲貴高原大部分地區。現學界一般把其起點定為湖南常德，終點為雲南昆明，進而從昆明向西至大理與唐宋以前的南方絲綢之路相連至緬甸印度。“苗疆走廊”現已列入中國五大“民族走廊”之一（即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嶺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苗疆走廊”提出後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元代以後東南亞、雲南邊疆進入中原內地不再走原來的四川線路（即南方絲綢之路）而改由經貴州至湖廣。這一變化對西南乃至中國南方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帶來重大影響，如貴州建省（1413年）、湖南分省（1664年）、明清時期四川經濟中心向川東南傾斜、雲南經濟政治中心向東部轉移、清代大規模“改土歸流”、“開闢苗疆”，近代以來“抗戰公路”的修築、“三線企業”建設等均與此路有密切關係。現今中國“未識別人們共同體”的98%也集中分布這條線路周邊地區（約75萬人）。
“苗疆走廊”（亦稱“古苗疆走廊”“西南國家走廊”等）這一學術概念是2012年初貴州大學研究團隊楊志強教授首先提出，在明代的文獻中稱為入滇“東路”或“一線路”，起點為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溯沅江水陸兩路而上，經桃源、沅陵（明稱辰州衛，下同）、辰溪、瀘溪、懷化（黔陽）、芷江（沅州衛）、新晃（晃州）至貴州省，經玉屏（平溪衛）、岑鞏（思州）、清溪鎮（清浪衛）至鎮遠（鎮遠府、衛），然後改行陸路，東西橫跨貴州省中部的施秉（施秉縣、偏橋衛）、黃平（興隆衛、黃平州）、凱里（清平衛）、麻江（麻哈州）、福泉（平越衛）、貴定（新添衛）、龍里（龍里衛）、貴陽（貴州衛、貴州前衛、貴陽府）、清鎮（威清衛、鎮西衛）、平壩（平壩衛）、安順（普安衛、安順州）、關嶺（關索嶺）、晴隆（安南衛）、盤縣（普安州）等縣市後進入雲南省，經過富源（平夷衛）、霑益（霑益州）、曲靖（曲靖府）、馬龍、嵩明（嵩盟州）等地後至昆明。經過湘、黔、滇三省的三十餘縣市，主線全長一千四百多公里、約八萬餘平方公裡面積、二千四百餘萬人口及二十多個民族、族群分布其間。元明清時期，在文獻上所稱的連線湖廣與雲南的入滇“東路”是連線中原內地與西南邊疆間交往的第一首選要道，此外它也是在中國“朝貢體系”下與東南亞緬甸等國進行政治、經濟及文化交流的著名“國際通道”。從地域空間上看，“苗疆走廊”雖然主要指的是上述這條入滇“東路”（亦稱“一線路”、“普安路”、湖廣大路），但隨歷史時期的不同也在變化，如明清以前從貴州西北進入雲南地區的“西路”驕道，明代從廣西沿都勻北上且與“東路”驕道緊密相連的“南線”和奢香夫人修築的“奢香九驛”，此外還有途徑貴陽、遵義、四川纂江的“北線”，以及清代大規模“改土歸流”和“開闢苗疆”連通的清水江、都柳江等水路，逐步形成以“東路”為主幹道的帶狀交通網路體系，因此都可視為廣義上“苗疆走廊”組成部分。
“苗疆走廊”是一個囊括多民族的民族走廊，許多民族在融入該走廊的同時也將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融進該走廊的文化圈中。“苗疆走廊”上民族文化互動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既有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元性，又有漢文化的普遍影響形成的“地域性”和“整體性”；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錯、碰撞，多種文化圈結構不斷重新分化和重組的區域。如今的“苗疆走廊”像一根紅線，把點狀散列的“屯堡文化”、“儺文化”、“安順地戲”等“移民文化”一線串起，體現了它多元一體格局的特色。“民族走廊”是上世紀8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一般來說，在地理學上，“走廊”是指連線兩個區域的中間狹長地帶，“民族走廊”是指某些民族在沿著一定的江域河流、山脈等自然環境不斷遷徙流動的過程中積澱在遷徙路線上的歷史文化。對於“苗疆走廊”，我們首先要知道一個基本的歷史常識，那就是“苗”不是特指現在的苗族，而是對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統稱；“苗疆”起源於清代雍正年間制定的“苗疆缺”官僚待遇制度，後演變成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具有明確空間意義的地緣概念。在清乾隆年間，貴州全省、雲南東部、四川大小涼山（打箭爐以東）、湖廣邊地、廣西北部（慶遠府，今河池以北）均屬“苗疆缺”待遇區域。清代晚期以後，隨著各地漢化程度的加劇，“苗疆”範圍大幅度收縮，形成了“廣義的苗疆”（貴州全省及周邊）和“狹義的苗疆”（湖南臘爾山周邊及貴州黔東南）兩義。換句話說，苗疆走廊是整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不斷交融而形成的一條文化走廊，而並非僅僅屬於哪一個民族的。
自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開通“苗疆走廊”後，從東南亞、南亞及雲南邊疆進入中國內地，就不再走唐宋以前的“靈關道”、“五尺道”（即南方絲綢之路的主線）進入四川，二是改道經貴州至湖廣。這一變化對西南地區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國際貿易、人口城鎮分布、漢族移民遷入線路、族群關係與文化交流等都帶來重大影響。如1413年貴州建省即起因於此路，明清時期四川經濟中心向東南部瀘州、重慶轉移，雲南省政治經濟中心從大理向昆明、曲靖偏移、湖南分省（1664年）等均與此路有關。同樣的，這時期中原王朝對雲貴高原地區實施政治整合的“國家化”措施，也主要是依託“苗疆走廊”從東向西，漸次控制西南邊疆地區的。此前的“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主要是連線中外交往和中心區域與邊緣地帶的“商道”，而“苗疆走廊”則位於雲南高原地區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地區，是一條典型的“國家走廊”（即“官道”），其差別可用今天的“國道”和鄉間小路的差距作比喻。從“走廊”之定義看，“苗疆走廊”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文化空間，它從兩湖平原地區跨越到雲貴高原地區，兼有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等多種地貌。所以，“苗疆走廊”主要是受到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影響，而不是依據山川地勢等地理條件自然形成的，是兼具漢族和少數民族群體的多樣性地域文化特徵的民族走廊。簡單地說，苗疆走廊相比其他民族走廊來說，更多是在國家意識的操控下形成的，兼容了地貌的多樣性、民族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和國家意志和漢文化的一體性及整體性等特徵，對周邊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是極為重大的，其多樣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的歷史文化遺存是厚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