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蕘集

詩文集,明周是修撰。周是修學富五車,經史百家,陰陽醫卜,無不通窮。他的著作有《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進思集》、《芻蕘集》等二十餘種,但多已散失。《芻蕘集》由其孫周應編寫,初刻於萬曆年,清初因兵禍書板殘缺,於康熙時補刻,至道光時再次重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芻蕘集
  • 別名:是修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西泰和
  • 代表作品:《詩譜》、《論語類編》
基本資料,思想概況,史書記載,有才不得志,感懷傷世,人物評價,

基本資料

周是修,名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為霍丘縣學訓導。太祖曾召問他在家做什麼,他回答說:“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之,升為周府奉祀正。第二年,遷周王府紀善,後改衡王府紀善,入翰林預纂修。他為官方正,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過淮河後,他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遭排擠但不為所動。京城失守後,他留書友人交待後事,然後具衣冠,入應天府學,參拜了先師,自盡於尊位閣,時年四十九歲。

思想概況

周是修之思想不脫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的傳統,故集中多宣揚仁義道德之作。他任王府紀普時,著《保國直言》和《賢王修己十箴》以勸誘君王,他勸藩王要“明人倫、敬天理、忠君王、孝父母、和兄弟、正內外、任賢才、納諫諍、守禮法、安分限、知止足、恤貧苦、立善心、行好事、保名節”,做人則要“存誠、立敬、體仁、務勤、尚謙、守慎、行恕、知足、主靜、保名”。又有《戒惑箴》和《警隨箴》指出一般人在“言”“動”“思”“為”“樂”“憂”“取”“與“求”“愛”“惡”“讓”諸方面當做和不當做之事,做了不當做之事的必須立即糾正,否則必有禍患;還有當別人“喧”、“恚”、“昏”、“曲”、“逆”、“邪”、“薄”、“濁”、“酗”、“傲”、“偽”之於“我”時,“我”應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應對之法。其立足點都是仁義道德。視之為立國、立身的標準。他還大談倫理綱常的好處。

史書記載

如《綱常懿範》說:“該舉彝倫,囊括善類,綱領布、條目分,坦然易見。為人君者鑒之,則可以效法明王,追跡往聖,而力致於隆平也。為人臣則,觀之則可以景行先哲,希蹤前烈,而勉成於忠義也。為男者覽之,則可以感發造就,而遂其為男之志;無為女者聞之,則可以歆慕依仿,而修其為女之德。”故周是修對古今之忠節孝義之事讚賞有加,《馬進忠孝行傳》稱馬進忠尋祖骨而安厝之事為”豈非孝心純至,而神之助之,有如此乎,謂非賢者能之乎?”《康母陳氏貞節頌》贊康母陳氏“以懿德善行著聞昭代,蒙旌表之榮於高廟,發詠歌之音於詞林,足以感發正氣,足以激勵頹風”。周是修認為倫理綱常是與世俱來的自然現象,認為“人之有三綱,猶天之有三光也,有五常,猶天之有五行也,有仁義禮智信,猶天下之四時也。”(《廣演太極圖說》)

有才不得志

“天之生此民也,其性無不善,人之有性也,其理無不同”(《湖口飛方詩序》)。周是修常以人與獸相比,認為禽獸也有知禮義的,如《三義傳》記載了犬救主、雁護同類、鳥報恩三件異事,作者嘆曰:“古人皆雲,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概論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睢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也。”又如《飛練詩序》說:“以為犬之為物也,其智慧型勇義聞於前者已如彼,而飛練之材能智慧見於今者又如此,是可以常大比之哉?已而嘆曰:世之人賢良者何少?奸險者何多?當奉君臨事之際成懈怠而無成物之效,或狂躁而失進退之時,或詭隨以要功,或嫉能以乾譽者,比比有焉。……可以人而不如者乎?”人是萬物之靈,又讀書習道就更應講禮義了。從周是修的論述看,既勸戒君王,又教化人臣,倒也體現了他拳拳愛國之心,但可惜他平生只在王府里做個紀善,了不得動動筆桿,磨磨嘴皮。空有濟世之志卻無法施展。

感懷傷世

周氏之詩多感懷傷世之作,《述懷》五十三首,效法魏晉,頗類阮籍,其主題感嘆人生如寄,世事無常。如“人世忽如寓,百歲苦不周。”“古來豪俠地,惟見水東流”,“多少英雄人,弄世不復還。貴賤其無主,嘆息未應閒”。“嗟彼世間人,生死無終窮”等。但是他的詩與阮籍詩相比就要遜色多了。阮籍在亂世飄零中,對人世艱難和仕途險惡有切膚之感,故詩中感情更真切,其憂患意識更有深度。周是修身處盛世,因個人仕途不遇產生的憂愁嘆婉就比之阮籍缺少力度,況且,他仍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披誠竭明主,天鑒亦非遙。願言光聖化,自古聽箭韶”,滿懷忠君報國之意,故其詩缺乏痛徹痛悟的深度。周是修的詩努力地仿效魏晉、盛唐,但因此反顯得詩味、詩情不足。如《田夫謠》寫農夫的辛苦,最後卻歸於理智的說教,對農民們安貧樂道、交納官稅;《種粟謠》表現農村的貧困敗落,卻將責任推到外出的“惰農”身上,所以作者有志學習唐詩表現民生疾苦,卻由於自身的立場感情導致詩歌缺乏真情實感。明初詩壇提倡復古,周是修也附會其中,但總體說來並不成功。惟有一些寫景小詩,如《太平洲》、《白水湖》等尚清新淡雅可供一讀。

人物評價

周是修因反對永樂皇帝,著作在永樂時遭到禁毀。但由其作品的內容看,卻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極好說教工具,故明清之後多次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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