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寶丹”之名，來源於古代醫藥名。據《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載，最早金代劉元素的《素問玄機原病式》即已有所記載，可以肯定，在劉書之前，這劑藥早已發明，且廣為人知，不然宋代文人不會想起用它來比喻王珪的詩。“至寶丹”主要功效在於化濁開竅，清熱解毒。其成分由生烏犀、生玳瑁、琥珀、硃砂、雄黃、牛黃、龍腦、麝香、安息香、金銀箔等研製而成，其成分珍稀難求，因此價格昂貴，故名“至寶丹”。用藥名來形容出王詩雍容高華的藝術特徵，頗收愜心貴當之效。只是何人首先用“至寶丹”形容王詩，今已不可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至寶丹體詩
- 來源：古代醫藥名
- 出處：《四庫全書》
- 人物：王珪
- 時代：北宋
詩的由來,論王珪的詩,
詩的由來
此詩體起初實含調侃之意。
宋神宗時代，有名“太平宰相”、“三旨相公”、“歐門弟子”王珪（字禹玉，1019年——1085年），華陽（今四川成都市人）。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經通判揚州，至除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便如許光凝撰集序所謂“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他從登翰林到掌制誥者近二十年，朝廷的高文典冊多出其手。
王珪為翰林學士時，梅堯臣有詩言其道：“金帶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燭侍吟窗。人間榮貴無如此，誰愛區區擁節幢”。可見其富貴。
王珪以文名著稱於世，行文風格與歐陽修卻絕不相同，其詩作多富麗堂皇，鑲金嵌玉。
時人評其詩云：
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王直方詩話》）。
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後山詩話》）。
禹玉為詞臣則摛藻細潤，典雅勁健，未有後來全句長句之病，時號為至寶丹，以多用金玉錦繡之類。 （《瀛奎律髓》）
禹玉弱冠甲科出歐公之門，許光凝撰集序謂其“不出都城致位宰相”。其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為富貴，故其兄譏為至寶丹。予謂岐公詩多富貴語，惟如此富貴人能為之。 （《北宋人小集跋》
以上評論，都指出王珪詩富麗精工，
連王珪的兄長都譏之為“至寶丹”，此事廣為流傳，時人竟乾脆將王珪的詩便稱為“至寶丹體”。他的詩流傳至今約二百六十餘首，幾乎全是近體律絕。
論王珪的詩
理解“至寶丹”體的王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把握其中表現出來的精神氣質上的富麗華艷。王詩猶如舉止氣質秀雅高貴的貴胄王孫，不但外表鮮亮，更從骨子裡顯現出一股富貴氣。王珪並非是在詩歌中有意透露其財富充足、勢力顯赫，他是通過整體風貌的溫潤華麗顯示雍容富貴。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雲:“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 非富貴，則其詩章雖不富貴，得乎?”確是這個道理。請看《恭和聖制上元觀燈》:“雪消華月滿仙台，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峰來。鎬宮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元豐年間的一個元宵節，神宗攜群臣登御樓觀燈，詩興大發，寫下御製詩，左右大臣紛紛依韻恭和，上面這首就是時任左相的王珪的和詩，據葛立方《韻語陽秋》載，神宗“獨賞禹玉詩”，“雲妙於使事”。此詩立意內涵並無可取，但對仗精工，辭采華美，又能將適宜上元節使用的有關典故巧妙地組織在一起，反映出北宋統一帝國的富麗堂皇氣象，故而葛立方稱為“工妙獨絕”。覆按王珪的《華陽集》，類似頌聖德、歌太平的詩所在多有，《大饗明堂慶成詩》、《依韻和元參政喜雨四首》、《郊祀慶成詩》等都很典型。 王珪擅長在詩中鋪陳輿服器物之盛，筆下經常出現金爐、玉幾、銀蟾、紫衣、朱閣、宸香、瓊鉤、仙草、海珠等富麗名貴的意象，把這些極盡人間奢華的珍貴名物適當組合在詩里，自然能使作品縈繞一股雕潤富華的氣派。
如“曉日初臨金闋動，春風正與玉杯期” （《依韻和曾侍中謝二府相顧》） ；
“珍重九霄新賜得，好同仙露薦朝食” （《依韻和蔡相公宣賜金橘》）；
“香車□轆紅塵里，紫闕岧嶢瑞氣間” （《依韻和梅聖俞從登東樓三首》）；
“翠鳳有時翻瑞影，銀蟾通夕墮清津” （《題道錄陳景元中太乙宮種玉軒》） 等，
意象都是皇家、仙境的祥瑞名物，顯得優美典麗，詩給人的感覺亦精美工致、新艷高貴。其次，與多用精美意象相聯繫，王詩語詞的色調以明艷絢麗為主。王珪最喜用的顏色是“金”，金殿、金鼎、金鳧、金盤、金鐘、金人、金闋、金刀、金釘等等，滿紙燦爛;其次是銀、黃、白、綠、紫等。在一首詩或一句詩里，將多種鮮艷明麗的顏色字搭配安排，尤能見出絢爛華貴的氣派，如
“雨潤紫泥昏詔墨，風吹紅蕊上朝衣。玉堂燕子應先入，朱閣楊花已半飛” （《較藝將畢呈諸公》）；
“幾思漢殿金盤露，恣閱蓬山綠字書” （《自述》） ；
“黃欺晚菊垂金砌，圓並明珠落鈿盤” （《依韻和蔡相公宣賜金橘》） 等，
都是數種色彩配合使用，視覺上給人強烈刺激，進而在心理上產生典麗富貴之感。王珪猶如一位擅長工筆重彩的畫家，傾力描摹，敷彩設色，構造五彩斑斕的畫面，呈現出綺密瑰妍的氣象。
細繹《華陽集》，除了上述以金玉寫富貴的近俗之作外，也有少數不言富貴而富貴自在其中、氣象高華的篇章。如《梅花》詩云:“冷香疑到骨，瓊艷幾堪餐。半醉臨風折，清吟拂曉觀。贈春無限意，和雪不勝寒。桃李有慚色，枯枝試並欄。”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評說:“其香到骨，其艷堪餐，起句十字已不苟，中二聯皆清爽，不可以至寶丹忽之也。”從描摹梅之香艷到傾心梅之風骨，情感基調雍容和緩，語言溫潤秀潔，呈現出整飭、典麗的藝術特色，與前文所舉滿紙金玉之作已有區別，格調提升了，可算得“文章富貴出乎天然”。還有如“氣動千峰翠，光浮萬瓦鱗。南亭一駐馬，十里望青春” （《雪晴》） ;“天衢夜失清蟾魄，海國寒飛白鷺濤。誰共危樓凌爽氣，左持樽酒右持螯” （《秋雨》） 等，雕琢痕跡略輕，可惜這類比“至寶丹”體格調稍高的作品在王集中數量太少了。
“至寶丹”體的突出特點是鑲金嵌玉、雕潤典麗，而王珪又是宋代成就較高的駢文大家，四六文和詩歌一樣講究對仗、聲韻、辭藻、用典;那么王珪詩與文之間是怎樣一種藝術關係?正如玉溪詩與樊南文、楊億的昆體與其駢文訊息相通一樣，王珪的四六寫作跟他寫詩也產生了密切聯繫，並且深刻影響到他的“至寶丹”體的藝術特徵。《四庫全書〈華陽集〉提要》評其駢文雲:“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為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王珪、謝伋、陸游、楊萬里等往往稱之，殆非虛美。”不少宋人筆記、詩話，都談到王珪四六用事贍切、對仗精工，限於篇幅，不再徵引。雖然寫駢文與作詩有著相輔相成的藝術關係，但考慮到六十卷的《華陽集》駢文占到五十三卷而詩僅七卷，加之王珪駢文的用典與對句數量遠遠超過其詩，顯而易見，其駢文對詩的藝術借鑑作用自然要大得多。王珪四六的精於用典對偶，正可看成為寫詩做材料上的積累與技巧上的訓練。將王珪的詩與駢文比照而讀，其間頗有相同的典故與近似的對句;更重要的是，駢文的對偶用典之 綺麗高華直接影響到王珪“至寶丹”體詩風的形成。
通過上面對王珪“至寶丹”體的藝術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宋初的“西崑”風味，進而輕率地推斷王珪詩風就是劉、楊昆體的一種延續。果真如此嗎?一個有意味的信息是，王珪與歐陽修有門生座主之誼。王珪系慶曆二年（1042）進士，他先應武成軍州試，當時歐陽修任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參加試士，因了這層關係，王珪被目為“歐門弟子”。眾所周知，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的領袖，在運動中他起了摧陷廓清的主導作用。詩文革新中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嘉祐二年（1057）的知貢舉事件，這次科舉考試對於詩風文風的改革乃至端正宋代文學的發展方向都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一一》載，“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翰林學士王珪、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知制誥韓絳、集賢殿修撰范鎮並權同知貢舉”。十五年後歐陽修與王珪師生又一同主持試舉，堪稱文壇佳話。《蔡寬夫詩話》雲:“座主門生同列，固儒林中之盛事，而玉堂尤為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未之有也。”
這次科舉考試還有一個文學“副產品”，五位主考官加上小試官梅堯臣，“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長篇險韻，眾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 （歐陽修《歸田錄》卷二） 。這部唱和集已佚，但從歐陽修、梅堯臣、王珪的集子裡還可找到不少（歐、梅各三十餘首，王珪約二十首）。試看王珪的《呈永叔書事》:“詔書初捧下西廂，重棘連催暮鑰忙。綠繡珥貂留帝詔，紫衣鋪案拜宸香。卷如驟雨收聲急，筆似飛泉落勢長。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作品由自己奉詔主考說起，談到連日來的繁忙、皇帝派使宣詔、考場緊張與士子的專注等，最後從今日之考試憶及十五年前自己登第，感覺今日能和老師一起主持考試真是無上光榮。紀昀評雲:“頗有氣格，惟三、四稍冗。” （《瀛奎律髓匯評》卷二） 歐、梅等開創了宋詩崇尚氣格的風氣，而王詩之“氣格”恐怕正來自對前輩老師的學習與借鑑。不過，他到底不脫館閣詞臣的習氣，“綠繡”、“紫衣”云云還是略失雕琢。此外，王集中近二十首和歐、梅唱和的作品大多雍容和緩，近乎歐陽修的流麗宛轉風格。王集中還有一首難得一見的七古《和永叔思白兔戲答公儀憶鶴雜言》值得注意。歐陽修的七古受韓愈影響較大，主要表現在以文為詩、以議論入詩。王珪和詩基本上是對歐詩亦步亦趨的仿效，語言清新流暢，風格流麗舒緩，體現出歐、梅等“新宋詩”的風格氣象。
但是，能否把王珪歸入新變派的陣營?恐怕也不合適。當時新變派除歐陽修較顯達外，大多是中下層的文士，而王珪的仕途太順利了，平生未曾遷謫，多代言應制之詞而無放逐感憤之作，故其詩多富貴氣。如果他也像梅堯臣一樣沉淪下僚，後來的詩風必然不會那樣雕潤綺麗。人生道路對詩人風格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梅堯臣有詩羨王珪雲:“金帶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燭侍吟窗。人間榮貴無如此，誰愛區區擁節幢。” （《謝永叔答述舊之作和禹玉》） 在梅堯臣眼裡，翰林學士甚至比封疆大吏還要榮耀顯貴，他對寫一手“至寶丹”體富貴詩而位至宰輔的王珪艷羨不已。假若梅堯臣仕途得意，高官顯達，大約他的詩也不會如此平淡而多窮愁之音了吧。因此，對王珪詩的恰當定位應是:沾溉新變派的膏馥而不脫富貴氣的館閣詞臣之詩。
一般論家對王珪詩的評價並不高，“至寶丹”云云大約還是貶抑的成分多些。不過，在中國文學史上，鑲金嵌玉的頌聖文學歷代皆有，王珪則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家，他的“至寶丹”體確有特色，對後來明代的“台閣體”、清代某些館閣詞臣之詩都有一定影響，研究其詩即可認知一體，聊備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