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
- ISBN：9787807001645
-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12-1
圖書信息,章節目錄,文章節選,作者介紹,
圖書信息
作 者： （美）古爾德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
所屬叢書： 自然史沉思錄冊 數：
條 形 碼： 9787807001645 ; 978-7-80700-164-5
I S B N ： 9787807001645出版時間： 2008-12-1
開 本： 16開頁 數：211
章節目錄
序言
第一部分 關於達爾文
1.達爾文的拖延
2.達爾文在船上位置的變換，或五年伴在船長的餐桌旁
3.達爾文的難題：進化的艱苦歷程
4.對達爾文理論的過是埋葬
第二部分 人類的進化
5.等級問題
6.人類的技狀進化和梯狀進化
7.小孩是人類真正的父親
8.人類的嬰兒是胚胎
第三部分 奇特的生物與進化的樣板
9.對愛爾蘭麋鹿的錯誤命名，錯誤分析和錯誤理解
10.生物的智慧，或為什麼一種飛蟲在母體內蠶食母親
11.論竹、蟬與亞當·斯密的經濟學
12.完美問題，或一個蚌為什麼能在後端負著一條魚
第四部分 生命史中的模式與間斷
13.生命的五邊形
14.無名的單細胞英雄
15.寒武紀的爆發是一種S型曲線騙局嗎？
16.大滅絕
第五部分 地球的理論
17.托馬斯神父的醜陋的小行星
18.均變與災變
19.碰撞中的維利柯夫斯基
20.大陸漂移的確定
第六部分 大小與形狀，從教堂到腦，到行星
21.大小與形狀
22.估量人類的智力
23.脊椎動物腦的歷史
24.行星的大小與行星的表面
第七部分 社會中的科學——一種歷史的看法
25.論科學中的英雄與蠢貨
26.姿式造就了人類
27.種族主義與重演論
27.種族主義與重演論
28.罪犯被看作自然的錯誤或我們中間的猿
第八部分 人性的科學與政治學
A.種族，性與暴力
29.為什麼我們不應該為人類的種族命名——一種生物學的看法
30.人性的非科學
31.種族主義者的論據與智商
B.社會生物學
32.生物的潛力與生物學決定論
33.一種多么聰明的動物
後記
參考文獻
文章節選
第一部分 關於達爾文
1.達爾文的拖延
沒有什麼事比一些名人行為中長期而難以解釋的停滯更能引發猜測的了。羅西尼（Rossini）因《威廉·退爾》（William Tell）而達到他歌劇事業輝煌的巔峰，可是之後的30年他幾乎什麼也沒寫。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gers）在名望達到頂點時卻背棄了彼得·溫姆西勳爵（Lord Peter Wimsey），轉向篤信上帝。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進化理論，然後過了21年，由於R.華萊士（R.Wallace）的突然出現，才發表他的觀點。
通過5年在“貝格爾”號（the Beagle）上對自然的接觸，達爾文的物種固定不變的信念發生了動搖。1837年7月，他航海回來後不久，便開始記第一本關於“遞變”（transmutation）的筆記。這時的達爾文已經確信進化的發生，他正在尋找一種理論來解釋進化的機制。經過最初的猜想和少數不成功的假說，他在閱讀一些顯然不相關的書籍作消遣時，建立了他的中心觀念。達爾文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1838年10月……我為了消遣，偶爾翻閱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Population），當時我根據長期對動植物習性的觀察，已經有了一定的準備，可以正確認識生存鬥爭。我馬上聯想到，在這種情況下，有利的變異會趨向於保存下來，而不利的變異將被淘汰，這一結果將導致新物種的形成。
達爾文早就認識到動物馴養者所做的人工選擇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馬爾薩斯的鬥爭與擁擠的觀點凝練他的思想之後，他才確定自然選擇是進化的動因。倘若所有生物產生出的後代遠比生存下來的多，那么根據簡單的假設，一般說，生存下來的更能適應當時的生活環境，從而自然選擇指導了進化。
達爾文知道得出的是什麼理論。我們不能將他的拖延歸因於沒有認識到他的成就的重要性。在1842年，後來又在1844年，他寫出了他的理論及其含義的基本綱要。他還給妻子作了認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發表這些手稿。
他為什麼等了20年才發表自己的理論？我們今天的生活步伐的確極大地加快了，在交談技巧和棒球比賽中，遲緩者必然成為犧牲品。所以，我們可能會把過去正常的時期錯誤地看作漫長的階段。然而，人的生命周期卻是恆定的衡量尺度，20年仍然是一個人正常事業的一半時間，縱然按照悠然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
通常的科學傳記是有關偉大思想家的明顯錯誤信息的根源。這類傳記將偉大的思想家描繪成簡單、理性的機器，是僅憑不停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響，嚴格依照客觀材料尋覓真理的人。因此，對於達爾文等了20年的通常解釋就是他的工作沒有完成。他滿意自己的理論，但理論是廉價的。他的理論只有等到匯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發表。這需要時間。
但是達爾文在這20年的活動所顯示的情況，無疑與傳統的看法不同。尤其是他花了整整8年的時間寫了一部關於藤壺分類及其自然史的四卷本專著。面對這一事實，傳統的解釋軟弱無力，好像是達爾文感到在宣稱物種如何改變之前不得不徹底地了解物種，而他只能通過對一個複雜的生物類群進行分類才能徹底地了解物種——但不能耗費8年的時間，尤其是在已經得出生物學史上最革命的觀點的時候。達爾文本人在自傳中這樣評價他的四卷本著作：除了發現幾個奇特的新類型以外，我搞清了各部分的同源……而且我證明在幾個屬中微小的雄體附著及寄生在雌雄同體的個體內……雖然這樣，我仍然懷疑，這項工作值得耗費那么多時間嗎？
導致達爾文推遲的原因非常複雜，不能作簡單的解釋，但是我感到有一件事情是確信的：恐懼的負面作用與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樣重要。然而，達爾文恐懼什麼？
達爾文得出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時，才29歲。他沒有專業地位，只是因為在“貝格爾”號上的出色工作而博得同行們的讚賞。他不可能通過宣揚他所不能證明的一種異端學說來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業。
然而他的異端學說是什麼？信奉進化本身就是一個明確的答案。但這還不是問題的主要部分，因為，在19世紀中葉，與當時流行的觀點相比，進化並不是陌生的異端學說。確實有許多人公開而廣泛地反對進化，但至少很多著名的博物學家承認或多或少地考慮過進化。
達爾文早年不尋常的筆記中可能含有問題的答案[見H.E.格魯伯（H.E.Gruber）和P.H.巴雷特（P.H.Barrett）《達爾文論人》（Darwin on Man）的正文及廣博的註解]。這些所謂M筆記和N筆記寫於1838年和1839年，當時達爾文正在做有關遞變的筆記，這一筆記是他1842年和1844年綱要的基礎，其中含有他有關哲學、美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的思想。達爾文1856年重讀這些筆記時，稱之“充滿了有關道德的形上學”。這些筆記中包含了他所贊同但卻害怕發表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遠比進化本身更要異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即認為物質是所有存在的原料，所有心智及精神的現象都是物質的副產品。沒有哪種觀點比認為心靈——無論多么複雜和有力一隻不過是大腦的產物，更能動搖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傳統了。例如，注意一下約翰·彌爾頓（John Mihon）關於心靈與曾寄居的身體分離且比身體優越的觀點（《幽思的人》liPenseso，1633年）：
呵，讓我的燈火在午夜時分的孤塔上閃爍，這樣，好讓我時時看到那隻熊；與超凡的赫爾墨斯一道，或藉助柏拉圖的精神，去揭示世界與廣袤地域的所有已被丟棄的不死的心靈她在那個人的身上存活。
這些筆記證明了達爾文的哲學興趣並且認識到其中的含義。他知道他的理論與其他進化學說的主要區別在於其中徹底的哲學唯物論。其他進化論者談的是活力的力量，歷史具有方向性，活力驅動，以及心靈本質上是崇高的，這些都是經過裝飾可以被傳統基督教勉強接受的概念，這樣，基督教中的上帝可以通過進化而不是特創來起作用。而達爾文談的只是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
達爾文在筆記中將唯物論徹底地套用到所有的生命現象中，包括他稱為“要塞本身”（the citadel itself）的人類的心靈。如果心靈離開大腦就不存在的話，那么上帝豈不過是虛幻發明出的一種虛幻？他在一本關於遞變的筆記本中寫道：
愛上帝是有機構造的效果。噢，唯物論者！為什麼認為思想是大腦中的隱秘比認為是物質萬有引力的特性更美好呢？這是我們的一種自傲，是我們的孤芳自賞。
這一信念太異端了，達爾文甚至在《物種起源》（1859）中將這一信念擱置一邊，只是隱約地提到“人類的起源和他的歷史，將得到闡明”。只有當他不能再隱瞞下去了，他才在《人類的由來》（Descent of Man）（1871）和《人類及動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the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中表達了自己的一部分信念。而自然選擇的共同發現者A.R.華萊士絕不會將這一信念套用到人類心靈的研究中，他將人類的心靈看作生命史中唯一的神的貢獻。而達爾文在M筆記本中最著名的雋語則與兩千年來的哲學和宗教決裂了：
柏拉圖在《斐多篇》中說，我們“想像的理念”來自預先存在的靈魂，而不是來自經驗——然而預先存在的是猴子。
格魯伯在為M筆記和N筆記所做的註解中指出，唯物論“當時遠比進化更有毀滅性”。他列舉了18世紀晚期對持唯物論信念的人的迫害，並且得出結論：
在所有的知識領域都施加了壓力，講演被禁止，出版物被禁止，專職工作被禁止，出版物中充斥了（對唯物論的）謾罵和嘲諷。學者和科學家了解這一點，而且感覺到了壓力。有些人公開放棄這一罕見的觀點，有些人匿名發表文章，有些人以模稜兩可的形式發表見解，而有些人則拖了許多年才發表著作。
1827年，當達爾文還是愛丁堡大學的學生時，就直接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他的朋友w.A.布朗（W.A.Brown）在普林尼學會閱讀了一篇帶有唯物論觀點的論生命和心靈的文章。經過多次爭論，所有文章中對布朗的論文的引述，以及含有布朗打算提交文章的（以前會議的）記錄，都被刪除得一乾二淨。達爾文對這些頗為了解，他在M筆記中寫道：為了避免走得太遠，我雖然相信唯物論，但只能說感情、本能和天才的程度是遺傳的，因為孩子的腦與雙親的腦類似。
19世紀最熱心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的成就，並探討了其中基本的內涵。1869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雖然這本書用英文寫得很粗略，但是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
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傳說，說馬克思向達爾文題贈了《資本論》（DosKapital）的第二卷（而達爾文拒絕了），這顯然是錯誤的。但是馬克思與達爾文通過信，而且馬克思對達爾文予以很高的評價。[我在唐恩f Down House）的達爾文故居中看到過達爾文收藏的《資本論》。馬克思在上面題詞說他是達爾文“真誠的欽慕者”。書頁並沒有裁開。達爾文的德語不太好。]
達爾文確實進行了一場溫和的革命。不僅在於他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還在於他故意避開公眾對他理論中哲學含義的注意。他在1880年寫道：
我認為（正確或錯誤地）直接反對基督教和有神論，對公眾不會有什麼影響，而伴隨科學的進步逐漸啟迪人類的理解力，會更好地促進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寫有關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僅僅局限於科學之內。
然而他的工作內涵與傳統的西方思想是極大的斷裂，我們很難將其納入這種傳統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Arthur Koestler）之所以反對達爾文，也是基於不願接受達爾文的唯物論，而且他還熱衷於認為生命物質中含有特殊性[見《機器中的幽靈》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或《產婆蛙案件》（Thee Case ofthe Midwife Toad）]。我承認對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識都應該堅持。我們難道因為自然中的和諧不是設計的就會降低對自然美的讚賞嗎？難道因為有數百億神經元在我們的顱骨里，我們心靈的潛力就激發不了敬畏和恐懼嗎？
2.達爾文在船上位置的變換，
或五年伴在船長的餐桌旁
格羅佐·馬克思（Groucho Marx）總是用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取悅觀眾，如“誰埋在格蘭特墓里？”但是愈是明白的問題通常就愈有欺騙性。如果我的記憶正確的話，對於誰構想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正確答案應該是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當問到“誰是‘貝格爾’號上的博物學家”時，絕大多數生物學家會回答“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然而他們可能都錯了。我們還是不要故弄玄虛吧，達爾文是在“貝格爾”號上，而且他關注的是博物學。但他之所以來到船上，是為了其他目的，而船上的醫生羅伯特·邁考密克（Robert McKormick）最初是正式的博物學家。這裡面有一個故事，並非是對學術史的挑剔註解，而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人類學家J.w.格魯伯（J.W.Gruber）1969年在《不列顛科學史雜誌》（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Science）上發表的《誰是“貝格爾”號上的博物學家》一文中報導了有關的依據。1975年，科學史學家H.L.伯斯坦（H.L.Burstyn）試圖解答由此產生的一個明顯問題：假如達爾文不是“貝格爾”號上的博物學家，那他為什麼在船上？
沒有文獻特地證實邁考密克是正式的博物學家，但有關的依據太明確了。當時的不列顛有一個固定不變的醫生兼任博物學家的傳統，而且邁考密克受過這方面的專門教育。他雖然不出色，但還是稱職的博物學家，並且在其他的航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包括定位南磁極的羅斯號南極探測（1839—1843）。同時，格魯伯發現了一封愛丁堡博物學家羅伯特·詹姆森寫給“我親愛的先生”的信，信中儘是建議“貝格爾”號的博物學家如何收集和保存樣品。依照傳統的觀點，無疑只有達爾文才是這封信的接收者。幸運的是，收信人的姓名還在原來的信箋上。信是寫給邁考密克的。
直說了吧，達爾文是作為船長費茨羅伊（Captain Fitzroy）的伴侶隨“貝格爾”號航行的。但是為什麼不列顛的船長要帶上一位一個月前才見過面的男子作為五年航行的伴侶呢？是19世紀30年代海軍航行的兩個特點使費茨羅伊作出了這樣的決定，首先，航行持續很久，離口岸的時間很長，並且不易收到親友的書信。其次（對於我們注重心理啟發的世紀來說這一點顯得很奇怪），不列顛海軍的傳統表明，船長與下級官兵沒有什麼社會接觸。他通常獨自進餐，與官員的會面主要是商討船上的事宜，並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確的方式進行。
費茨羅伊偕達爾文航行時才有26歲。他知道作為船長長期不能與人接觸所帶來的心理傷害。“貝格爾”號的前任船長出海3年後，於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並且自殺了。而且，正如達爾文在寫給姐姐的信中證實的那樣，費茨羅伊擔心他那心理錯亂的“遺傳秉性”。他那位著名的叔父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歷任平叛1798年愛爾蘭起義的指揮官和抵禦拿破崙時期的外交部長），1822年割斷了自己的喉管。實際上，費茨羅伊曾病倒過，並且暫時讓出“貝格爾”號航行的指揮權，當時達爾文在瓦爾帕萊索也病倒了。
費茨羅伊因為與船上的其他人很少接觸，他只能通過為自己安排一名“編外的”乘客來進行人際交往。但是海軍部禁止攜帶私人乘客，甚至船長的妻子，沒有明確目的的紳士伴侶也不許帶。費茨羅伊已經帶了一些編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儀器製造者及其他的入。但他們都不能成為費茨羅伊的伴侶，因為他們不屬於上流社會階層。費茨羅伊是個貴族，他將祖先直接上溯到國王查理二世。只有紳士才能與他共餐，達爾文恰好是一位紳士。
但是費茨羅伊怎樣能夠吸引一位紳士結伴進行5年的航行呢？只有提供別處無法提供的正當的實踐機會方可。還有什麼比博物學更好的呢？——雖然“貝格爾”號上已經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學家了。所以費茨羅伊在他的貴族朋友中招徠一位紳士博物學家。誠如伯斯坦所說，這是“一個解釋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氣說辭，而一個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紳士在船上待很長時間”。達爾文的導師J.S.亨斯羅（J.S.Henslow）非常理解這一點。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費茨羅伊船長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侶，而不僅僅是採集者。”達爾文與費茨羅伊相見了，他們相處甚安，一拍即合。達爾文以費茨羅伊的伴侶身份出航了，在五年的航行期間，主要與他共餐。另外，費茨羅伊是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他試圖在探險航行期間通過確立出色的標準來留下他的印記。（達爾文寫道：“這次探測的目的，是完成對帕塔哥尼亞和火地島的勘查……探測智利、秘魯及其他太平洋群島的海岸，並攜帶經緯測量儀環繞世界。”）費茨羅伊自己掏錢多帶了一些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從而利用自己的財富和優越條件達到了目的。一位“編外”博物學家正好符合費茨羅伊的提高“貝格爾”號科學聲望的計畫。
作者介紹
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世界著名的進化論科學家、古生物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散文作家，是當今世界上著名的進化論者、古生物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散文作家。1963年畢業於安蒂奧克學院（Antioch College），196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古生物學博士學位。在安蒂奧克短期教學後於1967年轉至哈佛大學，後於1973年成為教授。他和埃爾德里奇（Niles Eldredge）在1972年共同提出間斷平衡學說，這是對達爾文學說的一種修正。
除專業研究外，古爾德還是廣為人知的作家、論戰能手以及進化論的宣傳者。在他的著作《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1977）、《人智的錯誤量度》（1981）、《時間之箭、時間之環》（1987）和《奇妙的生命》（1989）等書中，他論述了進化生物學、智力測驗、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等學科發展史中各種爭論的來龍去脈及其意義。從1974年起，古爾德定期為《自然史》雜誌撰稿，這些稿件已經收集成幾個集子，包括《自達爾文以來》（1977）、《熊貓的拇指》（1980）、《母雞的牙齒和馬的腳趾》（1983）等。他的科學文章文風典雅，並特別擅於把複雜概念講解得很清晰透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