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帕頓·戴維斯(1908年4月6日~1999年12月23日)，美國外交官、自由獎章獲得者，是美國老牌"中國通"之一。
他先後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實驗學院、燕京大學，193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後即進入駐外事務處。1944年參加"迪克西使團"，前往延安考察並受到中共高層接見。該使團的很多成員後來成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約翰·帕頓·戴維斯
- 出生日期：1908年4月6日
- 逝世日期：1999年12月23日
- 職業：美國外交官
- 主要成就：自由獎章獲得者
個人介紹,歷史溯源,
個人介紹
約翰·帕頓·戴維斯（1908年4月6日～1999年12月23日），美國外交官、自由獎章獲得者，是美國老牌“中國通”之一。
他先後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實驗學院、燕京大學，193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後即進入駐外事務處。1944年參加“迪克西使團”，前往延安考察並受到中共高層接見。該使團的很多成員後來成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
歷史溯源
1954年11月，時任美國駐秘魯大使館二把手約翰·戴維斯，被國務卿杜勒斯炒了魷魚。這次突如其來的變故，跟他在秘魯的工作毫無干係，但跟他在中國，特別是在共產黨根據地的經歷有關。戴維斯和一大批外交系統的“中國通”，被麥卡錫議員的追隨者和極右翼勢力盯上，被控“暗中破壞蔣介石政府，使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取得成功”。
在當時的美國，“對‘共產主義滲透’的恐懼、懷疑和焦慮瀰漫於整個社會，這種情緒又因為台灣的挑撥、右翼的遊說和國會保守派的推波助瀾而變得更加嚴重”，少數儘可能向上級匯報自己對中國局勢的公正評價的人，反倒成了華盛頓“失去中國”的替罪羊。
戴維斯被解職時剛45歲，已在駐外事務處工作20多年，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國度過。在這部未完成的、他去世13年後才面世的回憶錄中，他是以對自身事業的描述開篇的：
“我剛進入駐外事務處那段時間，從未聽說過要對官員進行指紋識別。但幾年後，指紋識別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對此深感痛心，同事間長久以來的信任被破壞了。在此之前，竊聽官員的電話、通過測謊儀考驗他們的誠實……都是聞所未聞的。駐外事務處的安全感來自它的光榮傳統、來自這個團體的封閉性以及成員間的相互了解。因為人員編制相對較少，每個人的個性很容易被同事熟知，這種熟知，往往讓他們對異議有極強的寬容度。”
戴維斯的父母都是傳教士，他從1933年起在華工作，1942年被任命為美國駐昆明領事、重慶大使館二秘，具體負責史迪威將軍領導的駐華軍事代表團與美國外交部之間的聯絡。此後，他開始同史迪威一起接近迷宮式的中國政治核心，還有國民政府的那些頭面人物，包括“在冷漠與熱情間交替、時而頑固、時而動搖”的蔣介石，聲名在外卻擅長耍手腕的蔣夫人宋美齡——“在隱藏起她專橫而又好面子的本性時，確實會散發出迷人的魅力”。
戴維斯“投身於史迪威的工作中，並不和後者交往過密”。他保持著職業外交官對上司的忠誠，並非是出於欽慕，而是因為相信史迪威把中國引入二戰的想法是正確的，相信中國會成為對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相反，蔣介石及其幕僚強烈反對史迪威，不斷地要求美國出人出錢，但不是為了反抗日本，而是為一觸即發的國共內戰做準備。
戴維斯和史迪威對中共並不抱幻想，但他們真心希望說服中國的兩派消除分歧，形成共和制政府而不陷入內戰。他們的選擇並不是理想主義的，證據之一是，寧願接受腐敗的蔣介石政府繼續執政，以便中國可以積極投入針對日本的戰爭中。然而，他們對共產黨的“大度”，卻被認為是導致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陷入“紅色恐慌”的緣由。對史迪威而言，誠實的代價是羅斯福滿足了蔣介石的不合理要求；對戴維斯而言，則是失去名譽，此後多年間一直遭到毀謗。
如上文所說，20世紀40年代的駐外事務處很有點紳士俱樂部的意思，人手不多，觀點和經歷各異。人們來到駐外事務處工作，是抱著愛國情懷而非野心。他們所有的生活都跟公共服務息息相關。總體來說，當時的駐外事務處是跟政治分開的——實際上，戴維斯根本沒有隱藏對政治家們的陰謀詭計的蔑視，他看不起麥卡錫、甚至也瞧不上羅斯福，為駐外事務處的官員對所到之處和在那些地方所遇到的人做出的客觀評價深感自豪。
被解職後，戴維斯攜妻子帕特麗夏定居秘魯，創辦了一家公司，製造家具並從事室內設計，藝術價值多於商業價值。他在餘生中轉換了很多行業，在經濟方面經常遇到困難。但無論生活怎樣艱難，這位“中國通”是低調而堅強的，時不時展現出自己的睿智。
毫無疑問，《一位中國通的自述》對有興趣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吸引力不小，對希望了解美國外交系統運作內幕的人也有價值。不過，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在於，它讓一個政治運動的無辜受害者申明了自己的價值觀，表達了他對待他並不好的祖國的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