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熙文

程熙文，原名楫昌，又名程杲，1905年舊曆5月生於雲南曲靖陸良縣舊州村。父親程蔭南和外祖父駱天騏都是清朝秀才，父親以教書為業，家境一般。程熙文3歲喪母，靠父親撫育成人。他自幼聰穎，5歲開始背誦詩詞，15歲考取省立曲靖第三師範，1925年師範畢業考入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預科，1927年升入文學院本科就讀。1930年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程在東大讀書期間，積極參加昆明地區的革命活動，支持陸良、曲靖等地的革命鬥爭，於血雨腥風的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東大支部書記和昆明市委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程熙文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雲南曲靖
• 出生日期：1905年

淒風苦雨

程熙文短暫的一生，經歷了無數淒風苦雨。在曲靖求學時，克勤克儉,家中尚可供給，大學讀書時，則靠約貝宗集資、勤工儉學維持。當時，儘管經濟十分困難，但仍節約開支訂閱《環球月刊》、《世界》等十幾種雜誌，堅持“每日日記無缺白”，“每日加記10個英文單字”。由於他孜孜不倦，苦學苦鑽，不僅知識淵博，學有見地，並對革命作出頗多貢獻。

1927年“四·—二”蔣介石大屠殺後，我黨在雲南的工作被迫轉入地，程熙文以學生會、旅省同學會等名義，夜以繼日地撰寫文章傳播真理，啟迪青年，在陸良旅省同鄉會主辦的會刊《陸潮》上，先後撰寫了70多篇文章，宣傳黨的主張。他的這些宣傳活動，不僅為後來省三師學生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為其後黨在曲靖、陸良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在黨組織的教育和革命形勢影響下，1928年，程熙文先後閱讀了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扎記》、公孫愈之陳公博的《關於階級問題的幾件事實》、《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楊抱堂的《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波多野鼎原著徐文亮譯的《近代社會思想史扎記》以及《馬克思資本論解說扎記》，同時深入研究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及聖西門、傅利葉、歐文、普魯東、托絡茨基的社會主義學說。內容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和各種流派。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世界形勢和中國社會問題。他在是年4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科學社會主義無所謂好壞，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換言之，社會主義的到來，是歷史告訴我們的，決不能諱避。”同年10月4日，在日記“社會記事”欄內寫道：“日本積極準備世界大戰”。1931年後的侵華戰爭，證明了程杲的預見。在程杲的其他日記里，更對中國社會情況作了透徹分析。其中一篇日記寫道：“我們現在的中國表面上可以說暫告統一，骨子裡簡直說不上什麼改革，直言之不過換湯不換藥而已，試問：民族能自決了嗎？國家能夠完全獨立了嗎？民權能夠實現了嗎？民主能夠解決了嗎？我敢說完全沒有。”程熙文認為中國社會存在著“帝國主義瓜分和經濟破產兩大危機”，“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而且認為“鄉村階級鬥爭已在深入”，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加緊職工運動，反帝，發展游擊，組織民眾和促成土翅命”。他積極投入了張經辰領導的“反法”及“收回滇越鐵路”的鬥爭。程熙文把中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有為青年”身上。他說，要改造中國社社會，“老朽的政客靠不住的，庸碌的軍閥也是同樣靠不住的”。“一般有為青年，一定能成為社會的中堅，青年的模範。”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知地方土豪跋扈，無任憤然，擬邀有為青年組織一青年革新會，用全副精力，力圖剷除一切惡莠，革新地方事業，解救人民疾苦。”並說：“因責任重大，故對於會員應詳以斟酌，易腐化而無勇氣者均不與聞。”他認為理想滇政：“宜積極整理內政，肅清土匪，守境安民，從事建設，不必窮師黷武，勞民傷財。”

1929年底由程熙文、劉苑梅推薦，省臨委派王啟端等到陸良，在熊從周掩護下建黨、建軍、建立據點，同時為準備武裝暴動，經程杲和康建侯多次工作，與方鶴鳴成功地建立了統戰關係，並經熊從周以縣政府名義正式委任方鶴鳴為縣團防大隊中隊長。1930年秋方率部加入暫編紅軍第38軍參加黨領導的陸良暴動，暴動失敗，方鶴鳴壯烈犧牲。

1929年夏，程熙文在昆明接待省三師赴昆請願的學生代表徐文烈等，並發動昆明各界大力聲援省三師學運。

中共陸良中心縣委

是年秋，省臨委特派員楊立人撤離曲靖、陸良。程杲即擔負了滇東地區的交通聯絡工作。次年1月28日，程杲、劉苑梅在東陸大學生宿舍接待了出席省臨委擴大會議的陸良代表吳永康，並日夜趕印黨的宣傳材料，讓吳永康帶回陸良、路南圭山等地散發。省臨委擴大會議前後，程熙文向省委反映了陸良黨組織存在的一些問題，接著省委派張經辰到陸良，協助進行組織整頓，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共陸良中心縣委。

1930年3月，中共昆明市委委員劉苑梅被捕，程熙文接替了劉的工作，擔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員，並負責與劉平楷為首的模範監獄內黨組織的聯繫工作。

是年底，省委領導人王德三、張經辰被捕，省三師特支書記黃雲梯被迫離開曲靖，趙國徽持黃雲梯的密信赴昆通過程熙文找到黨的組織。當年陸良起義失敗後，中共黨員周子安被迫離開陸良，臨行前交待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與程杲聯繫，程熙文作了“形勢緊張，注意隱蔽”的指示。

1931年舊曆四五月，程熙文和東陸大學畢業同學按省教育廳安排準備到南京考察，在火車站被捕關進省模範監獄。敵人軟硬兼施，採取逼供、誘供等手段對程輪番審訊，但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特務手持照片問：“你是不是共產黨？”程答：“我是共產黨。”特務追問：“你的聯繫人是準？”程說：“上有父，下有兒女，中間聯繫我的妻子。”敵人大怒，多次施用電刑，仍然沒有得到半點口供，在不到9平方米的囚室里安裝了兩個500瓦的大燈泡，妄圖用強烈的燈光刺瞎他已高度近視的雙眼，程熙文只托送飯的人轉告堂兄程實藩買來一副墨鏡對付。硬的不行，特務又強迫十幾個妙齡少女，以“侍候”為名，輪翻引誘。對此，程又以晝夜讀書看報對付，結果，美人計又以失敗告終。是年底，經在昆明任市長的中共秘密黨員雄從周多方營救程才得出獄。半年的獄中生活，使程的身心遭到極大摧殘，從此，留下了不治之症。

程熙文出獄後，省民政廳廳長丁兆冠先後委他到祿豐、祿勸任縣長和安排到河口海關、箇舊錫業公司擔任要職，但程均以身體不適，需要養病和氣候炎熱等為藉口，一一謝絕。為此，丁兆冠氣憤地問：“國家培養你是要為回國家做事，這也不去，那也不去，你究竟要乾什麼？”程冷笑說：“我沒有當官的本事，我只會教書。”回到家裡，父親問他為什麼不去做事，程說：“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讀書是要為人民造福。”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經熊從周安排，程愉快地到昆明翠湖公園當了經理。

1932年，程熙文受聘到楚雄中學任教。開始擔任教務主任，兼高、國中文史課教員，後校長患病在昆治療，程即主持了該校工作。建校初期，校園一片荒涼，程利用課餘帶領師生到龍川江抬石挑沙，鋪築由校門口到覽秀亭的人行道。後這條路被命名為“五一路”。當年程杲和師生們親手種下的樹苗，如今老乾猶存，挺立參天，枝葉繁茂，令人神往。

1932年秋和1933年春，程熙文發動楚中師生開展了兩次“拉偶”運動，破除迷信，宣傳無神論，把楚雄西門高頂寺、“凹塔”及東嶽廟、城隍廟裡的大小菩薩全部掀倒。為教育學生，在語文教學中，他還用順口溜生動形象地對菩薩進行描繪：“一聲不作，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全，六親不認，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九不動，十分無用。”

在教學過程中，程熙文注意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認識社會，分析事物。他對學生講：歷史的演變，朝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根本原因是生產工具的進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引起社會的變革。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在程的教育下，學生的觀察能力、分析能力不斷提高。高二班學生張承凱（共青團員）在《論興學救國》一題的作文中，論述了興學可以救國，也可以亡國，問題在於興什麼樣的學。其見解受到程熙文的讚揚，程寫了“初生之犢不怕虎”的評語。

程熙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1934年春，楚雄縣長周繼福製造藉口抓捕學生，程發動全校師生與之鬥爭，取得勝利。初一班學生王開學，品學兼優，幼時喪父，家境貧苦，程杲在精神上、物質上都給予幫助，使其不致中途輟學。

1934年暑假，程熙文病重返家休養，同學們依依不捨，含淚送別，他對同學們說：“你們要努力向上，將來走入社會不可盲從，免為貪官的走狗，土豪的後援，須時時引導人民走光明的途程，剷除一切惡勢力，決不要為人所欺，為人所逼，這是我的忠告，也是我平生所抱的志氣。”程熙文返回家鄉後，病情加重，給楚中校長寫信說：“念及楚中事，耿耿難安，對學校則事業未盡，有始無終，……”其文義雖清，而詞語深沉。

程熙文病危時，其妻王氏肝腸欲斷，心如刀絞，忍痛割下左臂肌肉燉給程食，仍不奏效。程於是年舊曆7月3日丟下愛妻和兩個幼小的兒子離開了人世，年僅29歲。逝世後，楚中設靈堂召開追悼大會，並於楚中《校刊》刊登了二首《輓歌》，以資悼念。其一為：“黃花慘澹，陰風蕭條，雁落晨霞猶在矣，龍泉夜月仍光皎，先舍此何處逍遙，置明道之．令德繼顏回之，先生精神固於楚中長而不凋。”其二為：“日落天地昏沉，雁塔寂寞無聲，登山兮臨水，莫悲兮於今，憶先生之善誘，教育視為己任，想師之話音，為吾修南針，何天地之不仁，奪吾師兮太甚，想師之話音，淚流兮滿襟。“程杲短暫的一生，猶如一支熊熊的火炬，燃燒著自己，照亮了別人。先驅精神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