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運注

《禮運注》，清末康有為撰。 康有為作為一個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影響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說”並以此作為他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在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禮運注》就是康有為為闡發他的“大同說”及維新變法思想而寫的一部重要著作。

詳細介紹

《禮運》，是《禮記》中的一篇，大約是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儒家學者託名孔子答問的著作。根據鄭玄的話，認為“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陰轉旋之道”。《禮運》實際上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尤其是書中的“大同”思想，對歷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響。康有為為《禮運》作注，在註解中發揮了他有關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

康有為的看法

康有為在文中指出“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統，有五德之運……謂小康之道”，而“天下為禮”的小康之道則是進入“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前的必經階段，康有為在《禮運注》中論述了他的“大同說”。

康有為認為“必天下為公而後可至於太平大同”。他在注中寫道：“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公共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當合大眾公選有以任其職，不得世傳其子孫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在這裡，康有為所認為的公即人民大眾公共擁有國家，公共治理國家，而這種“公”，是相對於“家天下”而言的。自從夏代開始，中國的政權一直是由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所掌握，所以皇帝可以無比自豪地說“朕即天下”。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位是以家為單位父子兄弟相傳，是一種“家天下”的傳統。康有為在這裡，提出“天下為公”，指出人權、民主、平等的觀念，是對“家天下”的一種有力的批判和否定，這是“公”的第一個概念。

其次，康有為又寫道：父母對待子女“自親其親，自愛其子，而不愛人之親，不愛人之子，則天下之貧賤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困苦顛連天所教異矣。”又說：“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高之物產財力，以為公產，以養老慈貧醫恤貧醫疾，惟用壯者，則人人無復有老病孤貧之憂”。顯然，這裡講的是人都有私心，對自己的家人比對別人好，這裡“公”即相對於“私”而言的，打破了“家”的界限，愛所有的人，關於所有的人，也就是用一種博愛的精神去對待別人。

點評

從上面，我們不難總結出，康有為所謂的“天下為公”，所謂“大同”，即要求人權、民主、平等、博愛，做到這些，才可以達到太平大同之世。那么，讓我們來和資產階級的口號“民主、平等、博愛”相對照，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也就是說，康有為的“大同”說實際上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主張中國向西方國家學習政治改革，以達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有私有制存在的。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也並不是完全公有，同樣是有私產和貧富的存在，之所以設立公產，就是為我們養老慈幼，恤貧醫疾。由此，更可以證明，“大同”並非一種空想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改良的社會。

康有為認為，各種經典著作中，發明大同之道者，唯有《禮運》一篇，在《禮運》中隱含了孔子的微言大義，發現了“大同”的思想，所以應該保存孔教，也就是應該保存中國的文明。不僅如此，康有為還認為《禮運》中孔子闡發了“三世說”即人類社會是循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的，若按照孔子的“三世說”去救治中國，改革政治，則使民族免於危亡而可以求得發展。“夫禮以時為大，易以變為宜，陰陽旋轉，時運穆穆，百王因時運而變，大禮亦因時運而遷，可以是推之。”又說“禮以時為大，孔子為時中之，尤在變通，盡利以宜民也。”康有為認為，孔子是主張改革政治的，因時因地因事不同，就要善於變革，只有變革，才能順應時代的變化和事物的發展，而禮制也必須適合這個規律，所以，康有為認為孔子不僅僅是萬世之師，更重要的他也是改制的聖王。

其他信息

既然萬世之師的孔子就認為應該因時而改革政治，那么在當代的中國，清政府內憂外患，國家處於危亡之際，面臨亡國滅種，被帝國主義各國所瓜分的危機時刻，為什麼不可以變革呢？康有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維新變革的理論依據。總之，康有為通過給《禮運》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觀點，闡發他的關於“大同”的政治主張，並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禮運注》的目的。

遺憾的是，康有為雖然找到了“大同”和“變革”的依據，他所領導的維變法運動卻因為其階級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終於失敗了，而這次失敗、使他的著作也難逃厄運，均被清朝政府禁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