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義思維與實踐：論“社心引力”
2007年9月7日
中國主義的思維是惟客學的，既惟客觀存在。
在提出中國主義之後，吉安提出了“客學”概念，以取代自西方傳入的似是而非的“科學”概念。之所以說“科學”這個概念似是而非，因為凡“科學”者，一方面在世人眼裡已經儼然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卻皆含有偽的成分在內。所謂偽的成分，就是或實在仍應被懷疑、或將必然被否定的成分，之所以或實在應被懷疑、或必然將被否定，當然因為“科學”中所含偽的成分是非“客學”的。
任何一門所謂的“科學”，都是在遵循客觀世界，即客學地不斷地被其自我否定著的。
例如，各種機械設備、各種武器、軍事裝備、各種藥物、各種電腦的硬體和軟體等等這些所謂的“科學”的產品，都是隨著人們對客觀新的認識而不斷地被自我否定著的，皆說明“科學”之偽的一面，皆是使用“客學”概念勝於使用“科學”這個偽概念的極具說服力的例證。而懂得一些“科學”、或根本不懂“科學”，當然是全然不懂“客學”的一些人，可以任意地胡作非為地把一切當前“科學”解釋不了的自然現象，比如把中醫、氣功等中華傳統文化寶藏，統統打成“偽科學”來加以反對，恰恰也說明了“科學”之偽的一面，這，是極具說服力的反面例證。
而所有所謂“科學”的學科，迄今所達已知結果，相對於未知的客觀存在，在吉安看，皆不過滴水相對於大海。例如，所謂“科學”對人體的研究，不過皮毛、骨骼、血肉而已，而對細胞、基因、神經、精神等更廣泛、更深層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當然，也還有完全未知的領域尚根本未被涉足；對太空的研究，就更是如此，除了某些近距離線性的、點狀的研究之外，根本無能對面狀、立體狀進行研究，對遙遠浩瀚的太空領域更只能是感嘆而已。即便對地球，人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即或對人類自身，僅從考古這一門學科來看，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僅舉一例，僅就中國的文化的發展這一課題，就已經從三千年的商 3066-3600-最早青銅器出現-新石器時代結束，前提到了五千年的北陰陽營文化 5000-6000，和大溪文化 5000-6000，又從五千年前提到了約九千年的裴李崗文化 7000-9000-中國最早文字雛形，又前提到了一萬年的興隆窪文化10000-中國最早玉器，以及後李文化10000。
就是基於這樣“科學”研究的現狀，所謂的“科學”家中，有人竟敢把在“科學”以外對所有客觀未知的認識、了解統統打成偽科學，這種自居“科學”便自封真理代表、自封唯一正確、自封頂峰、自封最最最什麼的意識和作法豈不荒唐可笑之至！
所以，與其使用來自西方的“科學”這個概念，不如使用中國人吉安提出的“客學”這個概念，即，判斷一切事物的是非，皆以是否符合客觀事實為標準。而不以是否“科學”為標準，更不以是否某“科學家”說的為標準。
已經傳承了數千年的中國的陰陽學說，可以包容並解決西方唯物、唯心兩個互為尖銳矛盾的哲學觀點，是可以最清楚、最形象地反映客觀存在的哲學思想。“陰陽論”是中國主義的哲學理論根基（可用google搜尋【陰陽論】和【陰陽論可解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矛盾】）。
根據“客學”，根據“陰陽論”，吉安可以發現、論證、解釋“社心引力”。
“地心引力”（gravity）是一個客觀存在，不論牛頓或其他什麼人是否發現、論證、解釋，“地心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地心引力，人和世間萬物皆被束縛在地球表面而不能離開。自牛頓，給這個客觀存在起名“地心引力”。
“社心引力”（gravity of core of society）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論吉安或其他什麼人是否發現、論證、解釋，“社心引力”是客觀存在的。自吉安，給這個客觀存在起名為“社心引力”。
“社心引力”的定義，既，來自社會核心束縛所有人的力量，因為“社心引力”束縛力量的客觀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社會客觀現實。
“地心引力”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力量，“社心引力”也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力量。“地心引力”是惟物的，“社心引力”是惟人的，相對於宇宙巨觀世界而言，人亦是物質的一個種類。
“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是依隨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道理很簡單，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由人組成的社會產生出束縛所有人的“社心引力”的力量。
因為“社心引力”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社會客觀現實。就像因為“地心引力”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地球一樣。
因為至今沒有人像牛頓明確指出“地心引力”那樣指出“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所以，中外從古到今總有人以為人可以任意離開社會客觀現實，而所謂的政治家們，則有意無意地，用這樣那樣的政治口號，鼓動人們去脫離社會客觀現實。而人們試圖離開、或脫離客觀現實的結果，從古至今，全部都是失敗的。所謂跳得越高，摔得越慘，“地心引力”的不二法則，完全適用於“社心引力”。
毛澤東晚年講過，以後他可能會摔得粉身碎骨，冥冥之中，他可能意識到什麼，如同看到蘋果掉在地上會摔碎一樣，蘋果不可能總是高高地掛在樹上，可惜，他也沒有明確意識到“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吉安也不過是近年才意識到“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經過長期思考，也不過是今天才寫出這篇論文。
吉安可以肯定牛頓不是在他第一次看到蘋果掉在地上，就提出了“地心引力”，必定是在無數次地看到蘋果掉在地上之後，在某一特定時間對某一特定蘋果的落地突發了對“地心引力”的思考。吉安也不是在第一次看到人試圖脫離社會客觀現實，就提出“社心引力”的，而是在看到無數人試圖脫離社會客觀現實而痛遭慘敗之後，在至最近這一特定時間段對某些特定人物試圖脫離客觀現實而突發了對“社心引力”的思考。
為什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會失敗？失敗得在今天的人們的頭腦中幾乎煙消雲散，原因很簡單，毛主政時期的分配製度是“絕對平均主義”形式的，因為這些都是試圖擺脫“社心引力”的行為，是脫離中國社會客觀現實的錯誤思維導致的錯誤行動，而必定遭遇摔得粉碎的結果。
為什麼“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會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是糾正試圖擺脫“社心引力”的錯誤行為，是比較接近中國社會客觀現實的正確思維導致的正確結果。
面對今天的中國，有必要在題外回顧鄧小平三次相關的講話：
1，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
2，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
——鄧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紐西蘭總理朗伊時說
3，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鄧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
綜觀這三次講話，除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之外，每次都強調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目的， 既“共同富裕”。
很明顯，鄧小平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他為達到這個目的所採用的手段。這個手段，取代並糾正了以往的“絕對平均主義”。
“絕對平均主義”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共同富裕”，但恰恰與“社心引力”是背道而馳的，結果卻必然導致“共同貧困”；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順應“社心引力”的，結果是可以達到“共同富裕”的。
縱觀中國當前，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情況下，政府正在使富起來了的人和地區幫助和帶動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比如，免除農業稅、進行西部開發、增加教育經費、擴大對貧困學生的補助，等等。故，巨觀看待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式，是基本合乎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的，是順應“社心引力”而動的，而非反“社心引力”而動。
如前所述，“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是依隨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由人組成的社會產生出束縛所有人於社會客觀現實之中的力量。
1，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
2，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
——鄧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紐西蘭總理朗伊時說
3，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鄧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
綜觀這三次講話，除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之外，每次都強調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目的， 既“共同富裕”。
很明顯，鄧小平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他為達到這個目的所採用的手段。這個手段，取代並糾正了以往的“絕對平均主義”。
“絕對平均主義”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共同富裕”，但恰恰與“社心引力”是背道而馳的，結果卻必然導致“共同貧困”；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順應“社心引力”的，結果是可以達到“共同富裕”的。
縱觀中國當前，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情況下，政府正在使富起來了的人和地區幫助和帶動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比如，免除農業稅、進行西部開發、增加教育經費、擴大對貧困學生的補助，等等。故，巨觀看待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式，是基本合乎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的，是順應“社心引力”而動的，而非反“社心引力”而動。
如前所述，“社心引力”的客觀存在，是依隨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由人組成的社會產生出束縛所有人於社會客觀現實之中的力量。
分析“社心引力”的形成，其實很簡單，吉安以為其根本的力量源於“人心”。前述“社心引力”是惟人的，其實就是惟人心的，所有人的“人心”，便是“社心引力”的最根本的力量來源。
“人心”是複雜的，全世界有六十多億個人心，中國有十三億多的人心，要使所有的人心同向，其實是根本辦不到的。很明顯，說得範圍大一些，要使本.拉登與布希的心同向根本就辦不到；使日本天皇的心與中國人吉安的心同向也根本辦不到。說得範圍小一些，要使成克傑的心與孫志剛的心同向就根本辦不到；要使山西黑磚窯主們的心與其奴工們的心同向就根本辦不到，要使百萬富翁的心與乞丐的心同向也根本辦不到。
所謂“人心”是複雜的、不同向的，也就是說“人心”是各自獨立的、互為矛盾的。眾所周知，矛盾是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的，矛盾是永恆的。“人心”的矛盾也是永遠客觀存在的，源於“人心”的“社心引力”當然也就是永恆的。中國人把一個翻譯的錯誤“共產主義”（可用google搜尋【“共產主義”是個翻譯錯誤，中國人應該搞“中國主義”】）奉為世界大同的理想，所謂大同，實際是錯誤地以為所有人的“人心”，經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化，或不斷地照耀，會在某一天可能不再複雜，不再不同向，不再有矛盾，實際是錯誤地以為“人心”的矛盾將會在某一天終止，實際是走向徹底的唯心主義。這，是由於至今人們對“社心引力”是永恆不變的客觀存在沒有任何意識而產生的大錯特錯。古今中外，除了“共產主義”、“自由”、“民主”等政治信仰之外，宣揚大同的就是一些宗教信仰了，基督教的天下皆兄弟、佛教的涅磐等等。
由上可見，“社心引力”的力量來源是惟人的，是惟“人心”的，而“人心”是複雜的、不同向的、矛盾的。由此又可見，“人心”與“社心引力”的關係，即，“人心”越複雜、越不同向、越矛盾，所產生的“社心引力”就越大，束縛所有人於社會客觀現實之中的力量就越大。而“共產主義”、“自由”、“民主”、佛教、基督教等等都是有意無意地在鼓動人去相信一個悖論，即，人是可以脫離社會客觀現實的，不是今天，就是將來總會有一天，不是今生，就是來世總會有一天。
事實呢？事實是人永遠都將受到“社心引力”的束縛，永遠都不可能得到所謂的“自由”、“民主”、“共產主義”等等這些脫離社會客觀現實的抽象的、空洞的、唯心主義的東西。
“社心引力”是永恆的客觀存在，是源於“人心”的束縛所有人的力量，使任何人都永遠不可能脫離社會的客觀現實，“社心引力”本身無所謂好壞。好壞在於人們是否能夠意識到“社心引力”的存在，好壞在於人們是否能夠分析、判斷、把握“社心引力”的來源及其變化。
如前述，“社心引力”的力量來源於“人心”，“人心”是複雜、不同向、並永恆矛盾的。分析、判斷、把握“社心引力”，其實就是分析、判斷、把握“人心”。吉安曾經寫過一篇專論，批判【三字經】中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認為是“人之初、性本惡”，並認為，講“性本善”，是中國的老祖宗所犯的一個大錯誤。
所謂“性本惡”，就是“人心本惡”。惡，是“人心”與生具來的主要方面。如果“性本善”，“人心本善”，那么，古時孔子不必講“克己復禮”，今時靠講講“論語”也賺不到什麼錢了。當然，“學習雷鋒”、“八榮、八恥”也都不必講了。“性本善”嘛，“人心本善”嘛，還講什麼“學習雷鋒”、講什麼“八榮”呢？還復什麼禮呢？
最近看到鳳凰的劉長樂和星雲在廟裡的對話，不知在他人看是何觀感？在吉安看，實在覺得有些滑稽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對“社心引力”毫無意識，以為佛教可以使人脫離社會客觀現實。不講其它多的，只講一條，佛教禁慾、乃至禁婚，便是置“社心引力”於不顧而試圖脫離社會客觀現實的大不道、大惡。不欲、不婚，焉有生？人都被你佛教禁光了，還要你佛教乾甚？人有欲、乃婚、乃生，才使你佛教後續有人。單此一點，就可以看出佛教與社會客觀現實的尖銳矛盾，看出佛教對“社心引力”的毫無知覺，甚至反“社心引力”之荒唐。當然，也可看出佛教自身的尖銳矛盾，一面要人向善，一面卻立禁慾、禁婚之大惡規，實在是矛盾得滑稽可笑。在吉安看，佛教之香火，或星雲的飯食、衣著、廟宇、乃至星雲自身，包括在一旁的劉長樂的飯食、衣著、電視台、乃至劉長樂自身，皆來自佛教所禁的欲，所禁的婚。
“人心”其實就是人的各種欲望，或謂七情六慾的代名詞。“七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欲，早見於《禮記·禮運》；“六欲”者，生、死、耳、目、口、鼻，早見於《呂氏春秋·貴生》。今就吉安所見，“七情”所含之“欲”，一字足論“人心”；而“六欲”者，既為詳列，便顯大不足，君不見，那和尚所禁情慾、色慾便未列其中，不知是為何故？若以人之官能而論，耳、目、口、鼻官能之外，最重要莫過於生殖器、副生殖器官能，人若無此官能，或有此官能而無此欲，焉能繁殖後代，又談何耳、目、口、鼻之欲？
毛澤東高度評價寫【二十四史】（後有專名【史記】）的司馬遷，遭漢武帝的宮刑，便是生殖器被閹割，時為僅次死刑的最高刑罰。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奮之所為作也。”其實，乃司馬遷自我寫照，遭宮刑而作【二十四史】。由此可證，生殖器之官能在所有官能之中最為重要。
近見余秋雨與北大學生在鳳凰電視的節目中談論司馬遷及歷史寫作的有關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似困惑余秋雨與北大學生，即歷史的“正統性”問題，並舉司馬遷【二十四史】中描述陳勝、吳廣等歷史上農民起義似為非正統的觀念為例，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在吉安看，這就是欠缺“客學”的觀念，欠缺“陰陽論”的觀念，欠缺“社心引力”觀念的結果。若按“客學”、“陰陽論”和“社心引力”觀念去看待【二十四史】或全部歷史，去看司馬遷，就根本不會存在什麼“正統”的疑惑了。很簡單，相對於“客學”、“陰陽論”和“社心引力”觀念，“正統”只不過是一個偽概念。
你看，相對於蔣介石1949年以前所謂的“正統”的統治，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就是所謂的“非正統”，而1949年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便取代蔣介石成為了所謂的“正統”。而再往前推，蔣介石相對於晚清所謂“正統”的統治，就是所謂的“非正統”。同理，可以一直前推至原始社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所謂“正統”的政權，與前述任何一門所謂“科學”的學科都含有偽的一面，都永遠是被不斷地否定的。所以，根本無所謂什麼“科學”，也根本無所謂什麼“正統”，而只有“客學”、“陰陽論”和“社心引力”。
所謂的“正統”，所修歷史，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只舉一例，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遍查網路，居然沒有一部中國抗日戰爭編年史。請問，國民黨正統乎？共產黨正統乎？為什麼兩黨當政之時，卻皆無修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之舉措，而大大便宜了罪惡滔天的日本人？！於是，吉安發奮，用大半年時間，在紀念勝利六十周年日之前，在眾多網友和網站的支持、幫助之下，拚命編寫出十數稿的【中國抗日戰爭編年史】（可用google搜尋），且自命後半生，將不懈努力，不斷地去完善這部歷史。再請問，吉安“正統”乎？司馬遷寫【二十四史】，是絕不會考慮到什麼所謂的“正統”的；吉安寫【中國抗日戰爭編年史】，是置什麼所謂的“正統”於不顧的，吉安只顧一條，就是所編寫的內容是否“客學”。
以上，不知解得余秋雨與北大學生有關“正統”的疑惑否？
歷史上許多人面對世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但都未能悟出“社心引力”，皆與“社心引力”擦肩而過。前面所提到毛澤東講的，以後他可能會摔得粉身碎骨，這裡的一個“摔”字，便是借用了“地心引力”，這，可以看到毛澤東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其實，因為“社心引力”，古人，不論中外，“摔跤”、“跌跟頭”的事比比皆是。
其它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的例子，隨便舉些個：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616年）四百年前寫的名著《唐吉訶德》，主人翁就是想憑個人的能力到處去當救世主的典型，小說以文學形式形象地反映出“社心引力”之無處不在，之不可違背，之永恆，主人翁想跳出“社心引力”束縛的行為之滑稽、之可笑、之可悲，然而，塞萬提斯並沒有悟出“社心引力”這個概念，這，可以看到塞萬提斯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616年）四百年前寫的名著《唐吉訶德》，主人翁就是想憑個人的能力到處去當救世主的典型，小說以文學形式形象地反映出“社心引力”之無處不在，之不可違背，之永恆，主人翁想跳出“社心引力”束縛的行為之滑稽、之可笑、之可悲，然而，塞萬提斯並沒有悟出“社心引力”這個概念，這，可以看到塞萬提斯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
1944年，郭沫諾寫《甲申三百年祭》，講明朝的滅亡，吉安看，他其實也暗指了清朝的滅亡，一明一暗地講了明、清兩個朝代的滅亡，很明顯，明亡後三百年，是清朝的三百年，1944年，清已經滅亡多時。毛澤東曾經要全黨思考《甲申三百年祭》，這，是共產黨執政前幾年的事情，毛澤東當然是擔心中共政權復蹈明、清之前轍。郭沫若所祭，非對“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有所悟，若有所悟，此文是要改寫的了，這，可以看到郭沫若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當然，也可以再次看到毛澤東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吉安看，郭沫若無非頂多是一明一暗地陳述了明、清兩個蘋果掉在地上的歷史事實，毛澤東是擔心中共這個蘋果將也會掉在地上。
電影《天下無賊》中的傻根，之所以冠其為傻，是因為看不到賊，沒經歷過賊，便以為天下無賊。實際上，賊是反映社心引力客觀存在的一種典型現象。傻根看不到賊，當然便更看不到“社心引力”的存在，與“社心引力”一樣，賊也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永恆的，並不因為傻根看不到而不存在。很明顯，趙本夫寫作時，也沒有悟出“社心引力”，馮小剛在改編和拍片時，也沒有悟出“社心引力”，這，可以看到他們與“社心引力”這個概念擦肩而過。吉安看，“天下無賊”是個偽概念，而這個偽概念對於傻根而言，在趙本夫、馮小剛們看是一個懸在空中的假蘋果，那對賊夫婦對傻根之六萬元不偷，甚至保護傻根不讓其他賊們偷，不過是力圖幫助傻根儘可能長久地維持這個偽概念而已，在專業的賊們來講，不偷則是作偽，由此而出的種種反“社心引力”概念的邏輯錯誤及懸念當然是很能吸引人，也很能讓人為之感嘆的。
綜上，可以明確，一，“社心引力”是客學的，即客觀存在的概念；二，“社心引力”是惟人的，是永遠伴隨人類社會存在的，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就會有“社心引力”的存在；三，“社心引力”來源於人心的不同向，即來源於人心的矛盾；四，人心原本是惡的，惡是人心的本來面目，惡是人心不同向，或人心矛盾的主要方面，惡也就是“社心引力”的本源；五，人是不可能脫離“社心引力”的，任何政治、宗教都不可能使人脫離“社心引力”，就像地球上的物質不能脫離“地心引力”一樣。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話，從“陰陽論”的角度來看，是比較接近本文命題“社心引力”這個概念的，也可以講這句話是“社心引力”客觀存在的典型寫照。吉安見過這句話的多種英文翻譯，其中一種，最符合本文所闡述的主題，如下：“when men stop looking out for themselves,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world”。把這句英文再翻譯回中文，意思就是，“人們不再為己之時，便是世界之末日”。請問，何為世界之末日？當然也就是人類社會之末日。反言之，“不到世界之末日，人們不會不為己”。
例如，在中日之間，日本民族對中華民族之惡，在日本近次侵華戰爭中，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達到了世界之極惡，而懦弱的儒家教化了數千年的中國之極善，不論中共還是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提出的口號，都只是“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而已，而不是“徹底乾淨地消滅日本侵略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話，在日本人為己之極惡，在中國人為人之極善，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日軍殺害的三十萬人的亡靈，在日本侵略中國數十年，殺害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亡靈面前，應該早已有使中國人頓覺全新的涵義。
吉安想，抗戰之時，毛澤東若用十多二十年後滅麻雀的狠勁和惡法來滅日本人，今日的中日關係便會大不一樣。吉安以為，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批判和反對是無濟於事的，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學習帝國主義，搞帝國主義。中國人不應該把帝國主義這麽個寶貝錯誤地、老老實實地當成西方的專利，而把中國搞成了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專業戶（可用google搜尋【學習帝國主義要從一點一滴做起－吉安再謝梵蒂岡】和【林則徐燒鴉片與西班牙燒鞋】）。否則，中國必將遭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惡報。
與“地心引力”一樣，人不能脫離“社心引力”的束縛，但人是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有限度地克服“社心引力”。例如，人可以在特定的時間、空間，經過特定的方式，諸如藉助槓桿、扁擔、推車、汽車、飛機、火箭等工具有限度地克服“地心引力”；同樣，人可以在特定的時間、空間，經過特定的方式，諸如藉助文化，法律等手段，有限度地克服人的惡的本面，有限度地克服“社心引力”的束縛。
吉安以為，自本文後，所有的仁人志士或政治家們都該意識到，社會發展的課題只有一個，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制約“社心引力”，而不是如何幻想脫離社會客觀現實，或如何幻想擺脫“社心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