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年譜新編 》 作者：歷史研究所 周永祥 。《瞿秋白年譜新編》(以下簡稱《新編》)是在《瞿秋白年譜》 (以下簡稱《年譜》)版本基礎上擴編而成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瞿秋白年譜新編
- 外文名：Qu qiubai pu new
- 作者：周永祥
- 地位：歷史研究所
《瞿秋白年譜新編》
具有如下：
一、突出了譜主的政治活動。比較詳盡地記述了譜主黨內外的社會政治活動(包括譜主參與主持有關的黨內重要會議的活動)。重點反映了譜主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建設和政治宣傳作出的重大貢獻。《新編》對譜主先後兩次在蘇俄期間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最後在江西蘇區的活動，都補充了許多新的材料。
二、將譜主的自身活動和歷史背景有機地結合起來。《新編》沒有羅列大量的背景資料，喧賓奪主，而是對於同譜主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作了扼要的介紹，並將這些介紹穿插於譜主活動之中，使之有機地結合，便於讀者橫向比較，了解史實的來龍去脈。年譜既反映了譜主，也反映了譜主生活的那個時代。
三、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譜主的著述活動。譜主的絕大部分的著譯在《新編》中都有了反映，其中包括許多未曾發表或今人未曾發現的作品。例如30年代譜主自編的《茂聲集》、《英雄死後》、《戰鼓集》中的許多文章及《當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等重要文章。《新編》還對譜主一百多篇(部)的文章或專著或譯述，作了簡要的介紹和評析，或介紹其中心思想、基本論點，以供讀者研究譜主的作品和思想時作參考。
四、《新編》不僅使用了大量回憶錄，而且增加了許多檔案、文獻資料，其中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新史料。例如：譜主曾於 1926年參與領導北京4萬多民眾召開國民大會，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譜主主持中央會議，討論關於由鄧中夏、陳獨秀等組成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問題；1929年譜主在莫斯科曾任《共產》雜誌的主編，並為該刊撰寫《發刊詞》、《編後》；1933年12月，譜主《致信中共中央——談五中全會召開的意義》以及從未發表過的譜主多次在黨內重要會議上的講話等等。
五、對譜主的評價比較全面而公正，並且寓觀點於材料的敘述之中。對譜主的評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不誇大，也不縮小；既肯定其功績，也不掩飾其錯誤和不足之處。例如對譜主曾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過低估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否定蔡廷鍇在“一·二八”事變中的愛國行動、錯誤地提出“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而混淆它同“現實主義”的界限，以及譜主在《多餘的話》中流露出的頹廢、低沉、消極的情緒，等等，都作了如實的紀述，並聯繫當時的歷史條件作了適當的分析。
六、《新編》適當地紀述了譜主的生活細節，反映了譜主高尚的革命情操。《新編》以適當的篇幅，表述譜主的戀愛生活、家庭細故，及其同魯迅、茅盾、鄭振鐸等人的交往和友情。《新編》還記述了譜主如下細節：譜主對犯錯誤的陳獨秀能一分為二，而不是一棍打死；對自己的錯誤，能勇於自我批評和承擔責任；在黨內作風民主等。《新編》從生活的側面，充分反映譜主的高貴的革命品質。
一、突出了譜主的政治活動。比較詳盡地記述了譜主黨內外的社會政治活動(包括譜主參與主持有關的黨內重要會議的活動)。重點反映了譜主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建設和政治宣傳作出的重大貢獻。《新編》對譜主先後兩次在蘇俄期間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最後在江西蘇區的活動，都補充了許多新的材料。
二、將譜主的自身活動和歷史背景有機地結合起來。《新編》沒有羅列大量的背景資料，喧賓奪主，而是對於同譜主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作了扼要的介紹，並將這些介紹穿插於譜主活動之中，使之有機地結合，便於讀者橫向比較，了解史實的來龍去脈。年譜既反映了譜主，也反映了譜主生活的那個時代。
三、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譜主的著述活動。譜主的絕大部分的著譯在《新編》中都有了反映，其中包括許多未曾發表或今人未曾發現的作品。例如30年代譜主自編的《茂聲集》、《英雄死後》、《戰鼓集》中的許多文章及《當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等重要文章。《新編》還對譜主一百多篇(部)的文章或專著或譯述，作了簡要的介紹和評析，或介紹其中心思想、基本論點，以供讀者研究譜主的作品和思想時作參考。
四、《新編》不僅使用了大量回憶錄，而且增加了許多檔案、文獻資料，其中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新史料。例如：譜主曾於 1926年參與領導北京4萬多民眾召開國民大會，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譜主主持中央會議，討論關於由鄧中夏、陳獨秀等組成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問題；1929年譜主在莫斯科曾任《共產》雜誌的主編，並為該刊撰寫《發刊詞》、《編後》；1933年12月，譜主《致信中共中央——談五中全會召開的意義》以及從未發表過的譜主多次在黨內重要會議上的講話等等。
五、對譜主的評價比較全面而公正，並且寓觀點於材料的敘述之中。對譜主的評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不誇大，也不縮小；既肯定其功績，也不掩飾其錯誤和不足之處。例如對譜主曾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過低估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否定蔡廷鍇在“一·二八”事變中的愛國行動、錯誤地提出“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而混淆它同“現實主義”的界限，以及譜主在《多餘的話》中流露出的頹廢、低沉、消極的情緒，等等，都作了如實的紀述，並聯繫當時的歷史條件作了適當的分析。
六、《新編》適當地紀述了譜主的生活細節，反映了譜主高尚的革命情操。《新編》以適當的篇幅，表述譜主的戀愛生活、家庭細故，及其同魯迅、茅盾、鄭振鐸等人的交往和友情。《新編》還記述了譜主如下細節：譜主對犯錯誤的陳獨秀能一分為二，而不是一棍打死；對自己的錯誤，能勇於自我批評和承擔責任；在黨內作風民主等。《新編》從生活的側面，充分反映譜主的高貴的革命品質。
文章出處：上海市社會科學院
本書獲得院科研成果(1991-1992年)著作獎；獲得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1989-1992年)優秀著作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