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紳權

皇權與紳權

社會是何以可能的?這是社會學大師齊美爾追問的問題。而這本書無疑是回答“中國社會是何以可能的”一本經典。不在於答案的可信與否,關鍵是給人諸多啟發。整本著作中,論點最精當、論據最充分、論述最嚴密的首推吳晗的《論紳權》,從魏晉門閥制度到北宋考試制度,再到元朝之後的軍法治臣,吳晗一步一步將紳權與皇權從共存、共治到降而為奴役的過程剝絲抽繭揭露無遺。對歷史材料信手拈來,運用自如。但是,幾篇文章讀下來,字裡行間也隱隱透出吳晗對自由知識分子的仇視和輕蔑,說古代那些熱衷於維護自身財產和特權的士大夫,用今天的名詞來講,就叫做自由主義者。

基本介紹

  • 書名:皇權與紳權
  • 作者:吳晗、費孝通等
  • ISBN:9787201002019
  • 頁數:150
  • 定價:2.20元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88-10
  • 裝幀:平裝
簡介,內容詳析,儒家與神權,目錄,

簡介

費孝通、吳晗兩位先生領銜的這本小冊子值得一讀。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小書,緣起於上世紀三十年代諸位先生講授“社會結構”課後組織的研討班。今天我們再來討論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焦點多會投向城市。我們無法否認近八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六十年。讀此書時,於這點我每每感到慶幸,今日的中國在很多方面與八十年前大為改觀了。 
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農村——直到今天,那裡仍生活著超過半數的中國人——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一些因素產生著持續性的影響。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結構並沒有因為無數次政治運動和市場興起而面目全非。 
對於今天的學人而言,《皇權與紳權》的重要在於,它指明了中國政治在基層的均衡分界在“村”(行政村或自然村)。無論是傳統社會、人民公社時代還是八十年代後的選舉時代,上層政權與基層組織在“村”這一級握手言和。在傳統社會中,皇權要籠絡紳權,紳權則依附於皇權。紳權作為一種地方權威,其施加影響的範圍是“村”。人民公社時代經歷動盪,最後也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961年)的治理格局,隊的規格與村是重合的。而選舉則直接以中國農村兩萬多個行政村為單位。

內容詳析

雖然從來沒有人證明這種均衡存在的必然性,但它似乎是穩定的,執拗地無視這種分野會造成災難,五九至六一年的大饑荒即是一例。不管它的本意是好是壞,由於信息和距離的因素,上級政權無力將政策初衷貫徹到基層。它必然在基層尋找其代理。皇權可以縱容紳權凌虐百姓,但皇權也必須倚靠地方紳士——通常兼為地主和知識階級——作為其政治基礎。在共和國,黨也面臨類似的問題。黨需要依靠鄉村兩級的基層幹部完成稅收、計畫生育、基礎教育和社會改造的使命,卻無力管制他們。這一利益團體的形成使基礎治理狀況急劇惡化。村莊選舉成為國家動員社會力量加入其聯盟的權宜之計,這是一種假說,但我認為很有解釋力。 
現在回過頭來綜述一下這本小冊子諸位先生的看法。鄭也夫老師以費先生的三篇文章為線索,將之歸納為政治結構、知識分子、政統與道統三個問題(見鄭也夫:讀《皇權與紳權》)。我認為這本書中討論的問題其實是一以貫之的,即如何理解傳統中國社會中政治運作的方式。

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是皇權,費先生傾向認為,皇權受到來自文官體系和紳權的約束。對於前者的討論,近來又頗熱門,或認為“道”是古代中國的憲法,或認為皇帝受百官牽制,依政治規範行事,不可為所欲為(比如好像人人都讀過的《萬曆十五年》)。後者,即紳權,是小書討論的重點。吳晗先生則傾向於認為,皇權是絕對的,而且越來越絕對,道統和紳權對其都不構成有效的約制,後者更是從合伙人淪落到奴役。這和他在《朱元璋傳》中表達的觀念是一致的。

儘管觀點各有側重,諸位先生達成了共識,即皇權與紳權的共事是利害的結合。紳士的利益基礎是地主,“皇權若不和地主階層結在一起,十九是要失敗的。”皇帝在朝廷要官僚作奴才,在鄉間要士紳背黑鍋,離不開士紳。另一方面,中國乃一家族本位的社會,地主要保衛家族的田產、利益,出仕做官是最佳的途徑。政權在皇帝,士大夫諂媚都還在來不及,哪兒還談得上約制?紳權必得依附於皇權。如此這般,“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知識分子售予皇家的賣身契便訂立了。而文字知識,作為這個階級的獨占品,則成為了分化社會的工具,使士紳得以高人一等,不再與農民為伍。順便提一句,傳統上講,士大夫居鄉者為紳,紳士與大夫本是一體的。

這個故事邏輯自洽,圓滿得很。另一個討論是焦點是如何看待在鄉的紳權,是好是壞。有時,至少我自己,喜歡批判現在或並不久遠的過去,而傾向於美化遙遠的過去。然而由上面的故事,我們早該意識到,紳權退出歷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胡慶鈞先生的話值得玩味:“紳權不是現代民權的概念所能解釋的……分化後的社會階層是不可能產生同意權力的,紳權便是指對農民的控制而言。”(《論紳權》)然而,這並不意味的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一無是處。地方權威可以稱之為權威,必仰於威望和信譽,可能來自家世、財富,也可能來自對地方的貢獻。史靖認為,地方精英離開鄉村、滯留城市使士紳繼替困難,是造成紳治沒落、鄉村衰敗的重要原因。我在張靜老師的書中讀到了這位前輩思想的痕跡。

幾位先生還提到一些有趣的觀點。例如,賤商是政治結果,因為以農業為基礎的政治是不能允許商業這種不安定因素存在的。看來,經由財富獲得權力只是近代社會才有的是,在傳統中國,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有效地保障財富。又如,皇權的基礎是兵,而兵必須受制於皇權,被皇權軟禁,從而才有長貫穿中國歷史的文武分家、重文輕武的傳統。這些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為我們多少能從當下的現實里品味出些許歷史的餘味來。

儒家與神權

可以看出,雖然儒家並未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被單獨談論,但卻是費孝通整個研究架構里一個重要的環節。儒學不僅作為士紳階層與紳權形成的起點被提出,更是解讀皇權與紳權之間關係的關鍵。儒學的發展與紳權的發展並行為研究的脈絡。費老的文章視野開闊,清晰明了,字裡行間充滿真知灼見,不愧為一代大師。但是,誠如他在後記中所說,這本書是“不成熟的”。的確,我覺得書中也不乏值得商榷和發展之處。  作為一代大師,費孝通有其獨立的歷史哲學主張。“我並不願意把一種社會意識的形成歸原於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在我看來,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的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一般的觀點,他們不過把已經由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罷了。” 社會事實決定社會存在的唯物史觀主張使得道統與政統的關係問題迎刃而解,但是在這裡,“為什麼士紳不選擇攻占皇權?”這是一個費孝通不知有意或是無意迴避了的問題。
西洋的歷史,先有教權壓制皇權,後有民權推翻皇權,在中國,卻是士紳階級作為皇權的工具穩定地存在了千餘年。這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吳晗先生直接對之解釋為皇權從來就是絕對,紳權只能從屬,且不說正確與否,下面的論述的確是順理成章了。費孝通卻認為政道分離後,皇權與紳權原是可以分庭抗禮的。《論紳士》一文中的“政治老虎”,是紳權最初逃避皇權的結果,本身並不是原因。這樣看來費孝通是無法在社會事實中找到依據自圓其說的。而在解釋道統的消極等待時,費孝通只能依賴對孔子言論的解讀,而單單一個“孔子很固執”,卻搬不出更多的社會事實的支持,也是稍顯牽強。
我以為,承認孔子等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對社會意識的影響,這對於費先生的分析,還是必要的。士紳階層最初能立於天下,得益於儒家孔孟之言。孔孟之言之興起,是與孔孟之時的社會事實相符的。如蕭公權所言,春秋之時,封建宗法制衰落,政權無所,若聽任群雄逐鹿,則天下秩序無存。因而孔子言君子,提規範,“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 ,是為了維持秩序的穩定,而無改弦更張之意,只為改進政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本來的思想,就是道統有餘,政統不足的。
到了後世師儒的時代,社會事實是有所變化的,主要是秦之後皇權已經開始了對士紳的壓制。但士紳不圖積極地去侵占或壓制皇權。這首先是因為師儒的自身局限。士紳自身能夠對儒學加以改進,但絕不能跳出儒學的圈子對儒學的根本思想進行改變。譬如說,董仲舒可以對儒學加以改造以制約皇權,但是絕不能提出一個道統在政統之上的理論,因為董仲舒自身也是苦讀十年書的儒者,儒家對其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他自不能構想道統凌駕於政統之上,因為這是對孔子思想全然的背叛。另外,既然士紳最初的權力源於孔孟之言,每一次背離了孔孟之道,士紳的權力來源實則是更岌岌可危的。公孫弘乃至後世的韓愈等等,提倡完全的忠君而非“不可而止”,雖也是叛離了孔子,但其權力的來源已發生改變,而依附皇權與政統了。
因而,道統之所以不能凌駕於政統之上,紳權之所以最終淪落,都主要緣於儒家自身的思想缺陷。這個缺陷始於孔孟,而非後世社會事實所肇。或者也可以說,孔孟之道本無過,因為它們是與那個時代相適的,但是時過境遷思想內在的固守最終始得它成為一種消極的力量。西洋的民權之興起,得益於革新。然而儒家支撐著士紳階層在中國綿延千餘年,最終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力量。這內里儒家與士紳孰是孰非,又是誰影響了誰,這是值得深思的

目錄

論紳士
論“知識階級”
論師儒(以上費孝通)
論皇權
論紳權
再論紳權
論士大夫(以上吳晗)
論天高皇帝遠
皇權下的商賈(以上袁方)
論王權與兵
論“家天下”(以上全慰天)
論紳權(以上胡慶鈞)
紳權的本質
紳權的繼替(以上史靖)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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