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名人自傳叢書：懶尋舊夢錄》是2012年3月1日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夏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現代文化名人自傳叢書:懶尋舊夢錄
-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 頁數：497頁
- 開本：32
- 作者：夏衍
- 出版日期：2012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9950080, 9787539950082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現代文化名人自傳叢書:懶尋舊夢錄》主要講述了，夏衍在30年代，是上海地下黨的風雲人物，“左聯”領袖之一；（我國話劇——歐、田、洪——和電影的元老）陪都重慶時期，又是《救亡日報》、《華商報》、《新華日報》的知名報人，49年，是協助陳毅接管上海的市級幹部—常委、宣傳部長、文化局長。50、60年代，是國務院電影局長。《懶尋舊夢錄》回憶自少年至建國初期之歷史，以親歷親見，為世人揭示半個世紀中眾多重大事件的歷史側面，為現代文藝史和電影史的研究提供豐贍的資料。夏公是“世紀人物”，95年離世。以自身經歷為脈絡，“家世·童年——心隨東棹——左聯十年——救亡時期（廣州·桂林·香港·重慶）——迎接新中國誕生。”《現代文化名人自傳叢書:懶尋舊夢錄》作於81—85年，文嵌鬆動，可抒真言，讀來頗有意趣，也解幾許疑惑。
《現代文化名人自傳叢書:懶尋舊夢錄》寫到，被稱為“世紀同齡人”的夏衍，是中國現代文壇的一位重要作家。作為20世紀中國諸多文化、政治事件的親身參與者，夏衍在八十四歲高齡開始撰寫的這部自傳體回憶錄，為世人提示了半個世紀間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電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豐贍的史料，其中關於“左聯十年”的記述，尤為文壇所關注。名場歷盡的老人，心史縱橫，懶尋舊夢，刻意反思，顯得勁節清操，老而彌堅，令人悠然神往
作者簡介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作為現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藝活動的領導人，作者在84歲高齡開始撰寫的這部自傳體回憶錄，以自己的親歷親見，為世人揭示了近半個世紀間許多重要的歷史側面，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電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豐贍的史料。其中，關於“左聯十年”的記述，尤為文壇關注。
圖書目錄
自序
一家世·童年
二從“辛亥”到“五四”
三心隨東棹憶華年
四左翼十年（上）
五左翼十年（下）
六記者生涯
七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附錄一新的跋涉
附錄二《武訓傳》事件始末
一家世·童年
二從“辛亥”到“五四”
三心隨東棹憶華年
四左翼十年（上）
五左翼十年（下）
六記者生涯
七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附錄一新的跋涉
附錄二《武訓傳》事件始末
序言
上了年紀，常常會想起過去的往事，這也許是人之常情。
六十歲以前，偶然碰到中學或大學時期的同學，或者聽到來自故鄉的訊息，也不免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事情，但除了1939年寫過一篇《舊家的火葬》之外，從來沒有寫過回憶往事的文章，這主要是我很同意喬冠華的意見：寫文章儘可能“少談自己”。
我認真地回憶過去，是在1966年冬被“監護”之後，我記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特偵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著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討，不準你替自己樹碑立傳。，”我記得這樣的“交代”前後寫過三四次，後來才懂得，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要從“交代”中找到“外調”的線索，其次是想從前後所寫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為繼續逼供的突破口。這是一種惡作劇，但這也逼使我比較系統地回憶了過去走過來的足跡。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失眠，也很少做夢；可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一入睡就會做夢，奇怪的是夢見的都是童午時期的舊事，夢見我的母親，我的姊姊，夢見和我一起在後園捉金龜子的赤腳朋友。每次夢醒之後，總使我感到驚奇，事隔半個多世紀，為什麼夢境中的人、事、細節，竟會那樣的清晰，那樣的詳細！我二十歲那一年離開杭州，久矣乎聽不到故鄉的鄉音了，而夢境中聽到的，卻是純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當時寫“交代”，目的是為了對付特偵組的逼供，所以寫的只是簡單的梗概。那時批鬥猛烈，審訊頻繁，既不敢說真話，也不能說假話，因為說真話會觸怒“革命派”，說假晤會株連親友。全國解放後，我經歷過許多次“運動”，可以說已經有了一點“鬥爭經驗”，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對策是寧可寫違心的檢討，不暴露真實的思想。
真正能靜下心來追尋一下半個多世紀走過來的足跡，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為的是非功過，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從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兩年多的獨房靜思的機會，不是說“吃一塹，長一智”么，我就利用這一“安靜”的時期，對我前半生的歷史，進行了初步的回顧。這像是一團亂麻，要把它解開和理順，是不容易的，要對做過的每一件事，寫過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難了。任何人都有主觀，任何人都會不自覺地替自己辯護，1966年夏天被關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廟，“革命小將”用鞭子逼著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無論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經過了兩年多的“游斗”、拳打腳踢、無休止的疲勞審訊，我倒真的覺得自己的過去百無一是，真的是應該“低頭認罪”了，這不單是對淫威的屈服，也還有一種思想上的壓力，這就是對無上權威的迷信。
從“交通幹校”轉移到“秦城監獄”之後，獲得了很大的恩典，準許看書了，準許看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這時我的右艱已近失明，牢房裡。光照時間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線較好的時間，選讀了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關哲學和經濟學的篇章。在秦城讀書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受干擾，可以邊讀邊想，邊聯繫中國的實際。歷史唯物主義、瓣證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應該說過去已經讀過不止一遍了，而這時候讀，邊讀邊聯繫過去幾十年間的實際，才覺得“漸入佳境”，別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這一段“獨房靜思”的時間太短了，1975年7月12日清晨，特偵組和監獄負責人突然宣布：“周揚一案可從寬處理”，即日解除“監護”。我感到意外，怛我還是冷靜地對那個特偵組的小頭目說：“關了八年半，批鬥了幾年，要解除監護，得給我一令審查的結論。”對方蠻橫地回答說：結論還沒有，但可以告訴你，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時，和特偵組一起來的對外文委的項明同志對我說，已經通知了你的家屬，都在等著你，先回去吧，於是我就拄著雙拐離開了秦城。 和闊別了多年的家人團聚，當然是高興的，但在當時，大地上的黑雲還沒有消散，審查還沒有結論，“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處理”，這表明我當時的身份依舊是“從寬處理”的“敵人”。監護是解除了，但“監視”則一直沒有解除，我家門口經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視，後來有人告訴我，有一個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過的人，還向特偵組和于會泳的文化部打過關於我的“小報告”。但我還是在壓城的夜氣中望到了光明，在炎涼的世態中感到了友情的溫暖，在我回家的幾天之後，首先來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樂觀，一氓的安詳，給了我無窮的勇氣。寥用兩手按住我的肩膀，箋著說：居然還活著，這就好！人間不會永遠是冬天。
春天來得很遲，嚴冬過去之後叉碰上了春寒，1976年1月，直接領導過我幾十年的周恩來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鄧穎超同志的關照，我得到了向恩來同志遺體告別的機會，我這個人是鐵石心腸，很少流淚，這一天，我不僅流了淚，而且放蘆大哭了一場。這叉使我回想起過去。說實話，要是沒有恩來和陳毅同志，我是逃下過1957、1959、1964年這些關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靜下心來讀書，讀的主要是中國歷史和黨史。務件比以前好多了，齊燕銘給我弄來了一張內部書刊的購書證，於是我買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歷史的書，有中國人寫的，有外國人寫的，有同情中國革命的，也有敵視中國革命的，當然也買了一些過去不想看、不敢看的書，如變節者寫的回憶錄之類。我沒有浪費時間，從“天安門事件”之後到1976年秋，我一直閉戶讀書，從實出發，又回到虛，從看史書出發，又回到了哲學。為了解決一些長期以來想不通的問題，我又讀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這本書我20年代就讀過，後來又不止讀過一次，可是現在再讀，感受就很不一樣了，這本書開始照亮了我的心，從辯證的認識論來回憶自己走過來的道路，才驚覺到我們這些一直以唯物主義者自居的人，原來已經走到了唯物主義的對立面！這就是公式主義、本本主義、教條主義，也就是唯心主義。
恩格斯說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么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這裡所說的對立物，不就是形上學和唯心主義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嚴厲地批評過教條主義者，他說：“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把這一標籤貼上去，以為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來把自己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儘快地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從這些名言回想起我們30年代的那一段歷史，這些話不也正是對著我們的挑評嗎？就在《自然辯證法》這本書中恩格斯還說過：“的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我們這些人受到了懲罰，我想，我們民族、黨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懲罰。
1977年秋，我鼓起勇氣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記得是請萬里同志轉送的)，這樣，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恢復了組織關係，也真巧，這正好是我的黨齡滿五十年的時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厲害的是兩件事，一件是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戰”，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戰前夕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因此，我又認真地回憶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對前一個問題，我的立場是站在“創造社”和“太陽社”這一邊的，但當時我還不是“文藝工作者”，我沒有參加這一場論戰，這隻要翻閱一下李何林編輯的《中國文藝論戰》這一本書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個問題，則我是主要的當事人之一。事實上，這個問題在抗戰初期已經有了結論，毛澤東同志也曾說過這是革命文藝界的內部論爭，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本來就不需要我們這些受過懲罰的當事人出來饒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幫”遺毒還沒有肅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後的許許多多不確切的、乃至有明顯傾向性的記述和評論“左翼十年”的文章還在流傳，甚至還寫進了現代中國文學史教材，那么，為了讓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藝運動的真實情況，我們這些來日無多的當事人似乎就有把當時的歷史背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具體情況、黨內外文藝工作者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等等，儘可能如實地記錄下來，供後人研究和評說的責任。“左翼十年”，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起至1937年抗戰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的十年，現在，對於這個時期的國際風雲，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鬥爭的消長起伏，身歷其境的人已經不多了。至於在這種複雜情況下領導和參加過“左翼”文化運動的人，潘漢年、錢杏屯-j、茅盾、馮乃超、成仿吾相繼逝世之後，倖存者已屈指可數，因此，在1980年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前後，朋友們慫恿我寫一點回憶文章，我才動了寫一本自傳體回憶錄的念頭。
有人說我是世紀同齡人，其實，我出生於19世紀最後的一年，可以說已經是跨世紀了，從1900年到現在，八十多年過去了，我這個人很平凡，但我經過的這個時代，實在是太偉大了。我看到過亞洲第一頂王冠的落地，我卷進過五四運動的狂瀾，我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我親眼看到了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冉冉·升起，我在這個大時代的洪流中蹣跚學步，迷失過方向，摔過跤，也受到過不尊重辯證法而招致的懲罰。經過回憶和反思，特別是處身在今天這樣一個偉大的改革時期，覺得我們這些人有把自己走過來的道路，經受過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記錄下來，供後人參考的必要。親身經歷過的，耳聞目睹過的記述，應該比輾轉傳聞和在歷次運動中留傳下來的“材料”真實一些，但我能夠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紀的人寫回憶錄，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客觀各方面的制約，一是記憶力遠遠不如往年，對幾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會記錯，具體的細節(時日、地點等等)就難免會有差錯；二是“交遊零落，只今余幾”，過去一起工作過的戰友，健在的已經不多，要核實或查對往事，只能從他們遺留下來的為數不多遺著中去尋覓了；三是記事離不開論人，這就還有一個該不該“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問題。這本書是從1982年暮春開始動筆的，斷斷續續地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這中間動筆寫的時間比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蒐集和查核各種各樣的資料，對此，唐搜、丁景唐、方行、常君實、李子云、黃會林等同志幫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經記不清楚的事，還承內山嘉吉、阿部幸夫兩位日本朋友給我提供了線索和資料，在這裡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寫這本書難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兩次文藝論爭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之外，的確也還有一個哪些該“諱”、哪些不該“諱”的問題。這一章寫完之後，曾請幾位“左聯”戰友和現代文學史家提過意見，作過幾次修改，但就在這個“諱”的問題上，意見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說：這些都是陳年舊賬了，不說也罷，說了會使當事人(或他們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說：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我們歌，我們哭，我們春秋逝去了的賢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隱諱，也就是失真。驚濤駭浪的“左翼十年”中，這一類事是不少的，我們對穆木天的誤會，就是一個例子。1936年9月，鄭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過魯迅先生，這件事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這是查核無誤的事實，不僅鄭伯奇和當時在場的鹿地亘和我談過，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詩的旅途》中寫過，因此，我認為諱言這一類事，對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經把我知道的“內情”完全記下來了呢？那也不是，舉凡涉及個人私德和政治品質的事，我還是儘可能避開了的。清人章學誠說：“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我以為這是一條應該自律的原則。
也正是寫完了“左翼十年”這一章的時候，李一氓同志送給我一副他寫的集宋人詞的對聯：“從前心事都休，懶尋舊夢；肯把壯懷消了，作個閒人。”我非常喜歡，就把上聯的後句作為這部回憶錄的書名。 1984年冬
六十歲以前，偶然碰到中學或大學時期的同學，或者聽到來自故鄉的訊息，也不免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事情，但除了1939年寫過一篇《舊家的火葬》之外，從來沒有寫過回憶往事的文章，這主要是我很同意喬冠華的意見：寫文章儘可能“少談自己”。
我認真地回憶過去，是在1966年冬被“監護”之後，我記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特偵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著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討，不準你替自己樹碑立傳。，”我記得這樣的“交代”前後寫過三四次，後來才懂得，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要從“交代”中找到“外調”的線索，其次是想從前後所寫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為繼續逼供的突破口。這是一種惡作劇，但這也逼使我比較系統地回憶了過去走過來的足跡。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失眠，也很少做夢；可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一入睡就會做夢，奇怪的是夢見的都是童午時期的舊事，夢見我的母親，我的姊姊，夢見和我一起在後園捉金龜子的赤腳朋友。每次夢醒之後，總使我感到驚奇，事隔半個多世紀，為什麼夢境中的人、事、細節，竟會那樣的清晰，那樣的詳細！我二十歲那一年離開杭州，久矣乎聽不到故鄉的鄉音了，而夢境中聽到的，卻是純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當時寫“交代”，目的是為了對付特偵組的逼供，所以寫的只是簡單的梗概。那時批鬥猛烈，審訊頻繁，既不敢說真話，也不能說假話，因為說真話會觸怒“革命派”，說假晤會株連親友。全國解放後，我經歷過許多次“運動”，可以說已經有了一點“鬥爭經驗”，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對策是寧可寫違心的檢討，不暴露真實的思想。
真正能靜下心來追尋一下半個多世紀走過來的足跡，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為的是非功過，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從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兩年多的獨房靜思的機會，不是說“吃一塹，長一智”么，我就利用這一“安靜”的時期，對我前半生的歷史，進行了初步的回顧。這像是一團亂麻，要把它解開和理順，是不容易的，要對做過的每一件事，寫過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難了。任何人都有主觀，任何人都會不自覺地替自己辯護，1966年夏天被關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廟，“革命小將”用鞭子逼著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無論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經過了兩年多的“游斗”、拳打腳踢、無休止的疲勞審訊，我倒真的覺得自己的過去百無一是，真的是應該“低頭認罪”了，這不單是對淫威的屈服，也還有一種思想上的壓力，這就是對無上權威的迷信。
從“交通幹校”轉移到“秦城監獄”之後，獲得了很大的恩典，準許看書了，準許看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這時我的右艱已近失明，牢房裡。光照時間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線較好的時間，選讀了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關哲學和經濟學的篇章。在秦城讀書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受干擾，可以邊讀邊想，邊聯繫中國的實際。歷史唯物主義、瓣證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應該說過去已經讀過不止一遍了，而這時候讀，邊讀邊聯繫過去幾十年間的實際，才覺得“漸入佳境”，別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這一段“獨房靜思”的時間太短了，1975年7月12日清晨，特偵組和監獄負責人突然宣布：“周揚一案可從寬處理”，即日解除“監護”。我感到意外，怛我還是冷靜地對那個特偵組的小頭目說：“關了八年半，批鬥了幾年，要解除監護，得給我一令審查的結論。”對方蠻橫地回答說：結論還沒有，但可以告訴你，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時，和特偵組一起來的對外文委的項明同志對我說，已經通知了你的家屬，都在等著你，先回去吧，於是我就拄著雙拐離開了秦城。 和闊別了多年的家人團聚，當然是高興的，但在當時，大地上的黑雲還沒有消散，審查還沒有結論，“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處理”，這表明我當時的身份依舊是“從寬處理”的“敵人”。監護是解除了，但“監視”則一直沒有解除，我家門口經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視，後來有人告訴我，有一個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過的人，還向特偵組和于會泳的文化部打過關於我的“小報告”。但我還是在壓城的夜氣中望到了光明，在炎涼的世態中感到了友情的溫暖，在我回家的幾天之後，首先來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樂觀，一氓的安詳，給了我無窮的勇氣。寥用兩手按住我的肩膀，箋著說：居然還活著，這就好！人間不會永遠是冬天。
春天來得很遲，嚴冬過去之後叉碰上了春寒，1976年1月，直接領導過我幾十年的周恩來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鄧穎超同志的關照，我得到了向恩來同志遺體告別的機會，我這個人是鐵石心腸，很少流淚，這一天，我不僅流了淚，而且放蘆大哭了一場。這叉使我回想起過去。說實話，要是沒有恩來和陳毅同志，我是逃下過1957、1959、1964年這些關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靜下心來讀書，讀的主要是中國歷史和黨史。務件比以前好多了，齊燕銘給我弄來了一張內部書刊的購書證，於是我買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歷史的書，有中國人寫的，有外國人寫的，有同情中國革命的，也有敵視中國革命的，當然也買了一些過去不想看、不敢看的書，如變節者寫的回憶錄之類。我沒有浪費時間，從“天安門事件”之後到1976年秋，我一直閉戶讀書，從實出發，又回到虛，從看史書出發，又回到了哲學。為了解決一些長期以來想不通的問題，我又讀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這本書我20年代就讀過，後來又不止讀過一次，可是現在再讀，感受就很不一樣了，這本書開始照亮了我的心，從辯證的認識論來回憶自己走過來的道路，才驚覺到我們這些一直以唯物主義者自居的人，原來已經走到了唯物主義的對立面！這就是公式主義、本本主義、教條主義，也就是唯心主義。
恩格斯說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么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這裡所說的對立物，不就是形上學和唯心主義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嚴厲地批評過教條主義者，他說：“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把這一標籤貼上去，以為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來把自己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儘快地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從這些名言回想起我們30年代的那一段歷史，這些話不也正是對著我們的挑評嗎？就在《自然辯證法》這本書中恩格斯還說過：“的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我們這些人受到了懲罰，我想，我們民族、黨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懲罰。
1977年秋，我鼓起勇氣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記得是請萬里同志轉送的)，這樣，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恢復了組織關係，也真巧，這正好是我的黨齡滿五十年的時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厲害的是兩件事，一件是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戰”，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戰前夕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因此，我又認真地回憶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對前一個問題，我的立場是站在“創造社”和“太陽社”這一邊的，但當時我還不是“文藝工作者”，我沒有參加這一場論戰，這隻要翻閱一下李何林編輯的《中國文藝論戰》這一本書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個問題，則我是主要的當事人之一。事實上，這個問題在抗戰初期已經有了結論，毛澤東同志也曾說過這是革命文藝界的內部論爭，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本來就不需要我們這些受過懲罰的當事人出來饒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幫”遺毒還沒有肅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後的許許多多不確切的、乃至有明顯傾向性的記述和評論“左翼十年”的文章還在流傳，甚至還寫進了現代中國文學史教材，那么，為了讓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藝運動的真實情況，我們這些來日無多的當事人似乎就有把當時的歷史背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具體情況、黨內外文藝工作者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等等，儘可能如實地記錄下來，供後人研究和評說的責任。“左翼十年”，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起至1937年抗戰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的十年，現在，對於這個時期的國際風雲，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鬥爭的消長起伏，身歷其境的人已經不多了。至於在這種複雜情況下領導和參加過“左翼”文化運動的人，潘漢年、錢杏屯-j、茅盾、馮乃超、成仿吾相繼逝世之後，倖存者已屈指可數，因此，在1980年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前後，朋友們慫恿我寫一點回憶文章，我才動了寫一本自傳體回憶錄的念頭。
有人說我是世紀同齡人，其實，我出生於19世紀最後的一年，可以說已經是跨世紀了，從1900年到現在，八十多年過去了，我這個人很平凡，但我經過的這個時代，實在是太偉大了。我看到過亞洲第一頂王冠的落地，我卷進過五四運動的狂瀾，我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我親眼看到了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冉冉·升起，我在這個大時代的洪流中蹣跚學步，迷失過方向，摔過跤，也受到過不尊重辯證法而招致的懲罰。經過回憶和反思，特別是處身在今天這樣一個偉大的改革時期，覺得我們這些人有把自己走過來的道路，經受過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記錄下來，供後人參考的必要。親身經歷過的，耳聞目睹過的記述，應該比輾轉傳聞和在歷次運動中留傳下來的“材料”真實一些，但我能夠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紀的人寫回憶錄，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主客觀各方面的制約，一是記憶力遠遠不如往年，對幾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會記錯，具體的細節(時日、地點等等)就難免會有差錯；二是“交遊零落，只今余幾”，過去一起工作過的戰友，健在的已經不多，要核實或查對往事，只能從他們遺留下來的為數不多遺著中去尋覓了；三是記事離不開論人，這就還有一個該不該“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問題。這本書是從1982年暮春開始動筆的，斷斷續續地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這中間動筆寫的時間比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蒐集和查核各種各樣的資料，對此，唐搜、丁景唐、方行、常君實、李子云、黃會林等同志幫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經記不清楚的事，還承內山嘉吉、阿部幸夫兩位日本朋友給我提供了線索和資料，在這裡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寫這本書難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兩次文藝論爭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之外，的確也還有一個哪些該“諱”、哪些不該“諱”的問題。這一章寫完之後，曾請幾位“左聯”戰友和現代文學史家提過意見，作過幾次修改，但就在這個“諱”的問題上，意見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說：這些都是陳年舊賬了，不說也罷，說了會使當事人(或他們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說：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我們歌，我們哭，我們春秋逝去了的賢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隱諱，也就是失真。驚濤駭浪的“左翼十年”中，這一類事是不少的，我們對穆木天的誤會，就是一個例子。1936年9月，鄭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過魯迅先生，這件事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這是查核無誤的事實，不僅鄭伯奇和當時在場的鹿地亘和我談過，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詩的旅途》中寫過，因此，我認為諱言這一類事，對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經把我知道的“內情”完全記下來了呢？那也不是，舉凡涉及個人私德和政治品質的事，我還是儘可能避開了的。清人章學誠說：“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我以為這是一條應該自律的原則。
也正是寫完了“左翼十年”這一章的時候，李一氓同志送給我一副他寫的集宋人詞的對聯：“從前心事都休，懶尋舊夢；肯把壯懷消了，作個閒人。”我非常喜歡，就把上聯的後句作為這部回憶錄的書名。 1984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