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詩話

《王道詩話》作者是瞿秋白，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時所作，《王道詩話》文章中有的是根據魯迅的意見或與魯迅交換意見後寫成的。魯迅對章曾做過字句上的改動，並請人謄抄後，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給《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後來又分別將它們收入自己的雜文集。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王道詩話
• 創作年代：一九三三年
• 作者：瞿秋白
• 地點：上海

簡介

《王道詩話》文章從那隻鸚鵡開頭，因為“‘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那么，到底如何看待當年的人權論呢？魯/瞿一語了斷：“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按：這話聽起來就像我們今天說的人權是霸權的粉飾一樣）。至於胡適之流不過是“中國的幫忙文人”，亦即魯迅的“三幫”之一。例舉了胡適“幫忙”的證據後，文章作詩四首給胡適定案，最後一首曰：“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原文欣賞

王道詩話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裡大火，它就用翅膀蘸著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一點水怎么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在這裡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事出《櫟園書影》，見胡適《人權論集》序所引。）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實驗主義。

王道詩話

但是，這火怎么救，在“人權論”時期（一九二九——三○年），還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賣價格做出來之後，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登載胡博士的談話說：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

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么？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於只說：“一隻手拿著寶劍，一隻手拿著經典！”如什麼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著法律。

中國的幫忙文人，總有這一套秘訣，說什麼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離得殺豬的地方遠遠的，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詩曰：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三月五日。

寫作特點

《王道詩話》其特點是用“戲仿”的修辭手段和批評策略，在多重反諷中對此胡適當時的某些行為及其隱含的思想進行鞭辟入裡的剖析。在文章中，瞿秋白戲仿了胡適的“人權說”、“實驗主義”和“鸚鵡對話”，並用詩話的形式對胡適替當局說話，壓制民主的言行予以反諷。《王道詩話》文章篇幅短小，以摘引報章為主，仍然採用雙重敘述結構；但在表層的修辭策略和深層的詩學結構上與其它文章都迥然不同。具體言之，採用了我們稱之為“戲仿”的修辭策略。在《王道詩話》文字中，“戲仿”修辭和“戲仿”敘事的運用卻相當成熟，使批評的力量陡然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產生了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它提升了瞿秋白文學的藝術品位，豐富了瞿秋白的詩學樣式，凸現了瞿秋白的美學特質。

寫作手法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

文章的第一句是：“‘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這句話直接點明批評的是胡適，因為《人權論集》是胡適與羅隆基、梁實秋在1929年間所寫的關於談論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這本小冊子在當時頗有影響。胡適因談論人權問題寫了《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警戒”，並對部分《新月》雜誌予以查封，頗受到一些自由主義人士的好評，他也以人權衛士自居，獲得更大的聲譽。這裡所說的“人權論”是指這個事件和《人權論集》這本書。

嘗僑居是山 不忍見耳 所謂“從鸚鵡開頭”是指胡適1929年12月為《人權論集》所做的“序”中，曾引明末周櫟園《書影》中的一則故事：“昔有鸚武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隨後胡適寫道：“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明眼人一望便知，這是胡適受到政府的“警戒”以後，藉機做出的辯白：以鸚鵡自喻，以滴水之功來表白心跡。

嘗僑居是山 不忍見耳

意象聯繫 問題不止於此，關鍵是魯迅把“人權論”與鸚鵡的意象聯繫在一起。誰都知道，鸚鵡是一個善學人言的家養動物，它能模仿人的說話以博人一笑；它還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象徵，以機巧和聰明讓人喜愛，胡適在《人權論集》的序言中自比鸚鵡，本意是以濡濕翅膀救火來說明自己無意得罪當道，只不過盡一個中國人的微末力量而已；但胡適殊難料到，鸚鵡的意象早已進入人們的想像視野，約定俗成地固化為一個能言巧辯的喻象，魯迅正是抓住這一點，把鸚鵡的這個特徵發揮出來，令胡氏無意中自暴身份，自落陷阱。魯迅評論道：“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試驗主義’。”短短几句話，便內涵了多重“戲仿”。

意象聯繫

戲仿了胡適的《人權論集》的序言 重點落在鸚鵡形象的意義疊加上。魯迅把鸚鵡的名字改換成更為通俗的“鸚哥兒”，更突出了它的家養性和賞玩性；又把鸚鵡的能言善辯和討人喜歡的一面給予暗示，使這個意象的意義指稱更加多樣繁複，令人聯想到胡適性格裡面有同樣複雜多重的結構，認識到主張“人權”的目的並非如此簡單，變幻花樣為“人權”辯護，為自己辯解，到頭來爭取來的是社會名流的聲譽、政府當局的重視和地方權要的禮遇。

戲仿了胡適的《人權論集》的序言

戲仿了胡適推崇的“試驗主義”哲學 用胡適自己的行動——即接受湖南省主席何建贈送的5000元路費，作為演講《我們應走的路》的回饋——來踐行自己信奉的主義。再者，鸚鵡善言，主人自然喜歡，多施捨幾把穀米更屬正當，主席贈金伍千，作為酬謝，理所當然。

戲仿了胡適推崇的“試驗主義”哲學

戲仿了胡適對周櫟園的模仿 在《人權論集》中胡適模仿了天神與鸚鵡的對話。天神說：“爾雖有志願，何足雲也？”，鸚鵡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胡適的模仿是“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實在不忍袖手旁觀。”而魯迅對這段話的戲仿是：“我總在這裡住過，現在不得不盡點心。”這裡，胡適把天神與鸚鵡的對話改造成一個自我指涉的敘述語句，主體由雙方變成一人，掩蓋了天神對鸚鵡動機和行為的質詢。天神本來是覺得鸚鵡滴水救火不過是做做樣子，聊以自欺，但經胡適的改造，意義反轉過來，變成自己赴湯蹈火、奔赴國難的一個新寓言。其實，胡適戲仿了周櫟園，顛倒了所引《櫟園書影》中原本的意思。而魯迅對胡適的再次戲仿，不僅把胡適顛倒了的意義重新回復到原本的意義鏈條上來，而且，又添加了新的意義因素。所謂“我總算在這裡住過”是暗指胡適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並不熱衷；“在這裡住過”，表明是“客居”，（鸚鵡說是“僑居”）既然是客居、僑居，他的祖國和故鄉在哪裡？胡適早在留學時期就說過他的第一故鄉是美國，那是一個“黃金世界”，而中國卻是“五鬼擾亂”的國度，擎起美國的鏡子，照出中國的“百不如人”[③]由此更能理解“我總算在這裡住過”裡面的微妙含義。

戲仿了胡適對周櫟園的模仿

戲仿的功能是打掉變戲法的手巾 戲仿並非文字遊戲，多重戲仿並不妨礙意義表達的明確；通過戲仿，為的是撇清浮沫，淘洗渣滓，讓事物的真相更清晰地呈現出來。戲仿的功能是打掉變戲法的手巾，揭破說謊者的嘴臉，用更儉省的筆墨勾勒出生活的本相。《王道詩話》所用的“詩話”，又是另一種戲仿，它模仿古代文論中的一種文體形式，故稱“文體戲仿”，用“詩”的簡潔與概括，以“話”的敘述與描繪力量，字字傳神，句句盡相。比如，上面的關於鸚鵡的那段戲仿，就用了四句詩來概括：“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胡適的“救火說”發生在所謂人權論時期（1929-1930年），而到了東三省被日本占領，華北岌岌可危，中華民族真的被架在火上烤炙的時期，胡適怎樣“救火”的呢？魯迅觀察到，胡適這時便不再講什麼人權，而是大講王權、“政府權”了。

戲仿的功能是打掉變戲法的手巾

文化班頭博士銜 對於胡適的一些“深謀遠慮”和搖擺變化，魯迅心裡跟明鏡一般雪亮，但他在《王道詩話》中沒有過多地排比事實，羅列證據，只消把鸚鵡的意象點出來，把王權與人權之間的演變軌跡畫出來，把胡適在報紙上的一段談話摘出來，把“一手拿著寶劍，一手拿著經典”的西諺排出來，接著用詩話的形式予以戲仿，一個鮮明的形象便躍然紙上：“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文化班頭博士銜

背景資料

《王道詩話》和《出賣靈魂的秘訣》等原始底稿系瞿秋白所作，但卻是經與魯迅商定了主題，交換了意見後的產物。當時的情況是，瞿秋白寫完交由魯迅修改，魯迅請人謄抄後，用自己的筆名送《申報·自由談》發表。參閱《魯迅年譜》（增訂本）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396-397頁。《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414-4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