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煉利，1952年12月出生，女，學者。上海人，祖籍浙江寧波。課堂學歷國中二年級（67屆國中）。77年高考高分通過錄取分數線。 85年中國船舶工業系統第一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通過者（不享用任何公共資源的自學考）。34年工齡，乾過企業各個層面工作，擅長做踏踏實實的事情。現為寫手，當紅評論者，走紅於網路自強不息的寫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煉利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52年12月
- 職業：學者
- 代表作品：《希望與危機並存的上海房地產市場》
- 祖籍：浙江寧波
文章,網上家園,有關報導,開發商與政府的利益糾纏,“幸好有書”,“一個公民”,
文章
國家須有“大是非觀”
數字說話：為什麼說中國普通工人的工資低？
國家統計局進步了，還望能更加進步
王煉利的價值在哪裡（一）
王煉利的價值在哪裡（二）
王煉利的價值在哪裡（三）
王煉利的價值在哪裡（四）
王煉利的價值在哪裡（五）
“原罪”的本意與“剝削”無關！
城市建築、城市精神與城市繁榮（上）
城市建築、城市精神與城市繁榮（中）
城市建築、城市精神與城市繁榮（下）
我為什麼堅決反對“私有化”（上）
我為什麼堅決反對“私有化”（中）
我為什麼堅決反對“私有化”（下）
“圖釘型”社會得不了“M型”富貴病
五、六十年代償還外債的準確數額
1955年到2006年中國農村儲蓄變化
本來就不是市場,何談“救市”！
有個應對“三鹿問題”的長效辦法
溫總理：我想要個說法
以訛傳訛：乾隆未說過“天朝富有四海”
我為“工資兩位數增長”再解惑！
是“增長6.3倍”還是“增長31倍”？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六）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五）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四）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三）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二）
我們離資本主義有多遠（之一）
影響房價的真正原因
支持發展私有經濟，但反對“私有化”
警惕政府的公共開支
“就業難”是房地產業非正常發展的必然結局
中國房貸危機已經難以避免 一個審計人員和市場部經理眼中的市場經濟
“剝削”兩字是鴕鳥？ 上海火車站，你太不象話了！
基層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是如何統計的？
出讓“處分權”是我國土地出讓制度的最大弊端
數字說話：住房公積金制度為誰服務？
我其實比有關方面更盼望安定和諧
我來為“工資的兩位數增長”解惑！
請問政府部門，能這樣統計居民住房數據嗎？
《物權法》對“公共利益”侵犯“公民利益”很無..
網上家園
草根網王煉利部落格
鳳凰網煉利的部落格
天涯王煉利部落格
有關報導
劉兆瓊/文
也許是她的非官方身份給了她說真話的勇氣，或許是房地產行業所受到的社會關注而成就了她今天的名聲，人們稱王煉利為“民間學者”。
但是她卻稱，“我更喜歡的是‘學著’，進行時態的，我會用畢生的精力不斷地‘學著’。”
開發商與政府的利益糾纏
王煉利第一次寫房地產方面的文章是1998年。那年，她寫的文章被呈送給當時的總理朱鎔基。正是這一篇文章使她受到當時上海有關部門的“訓話”，也使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政府利益和房地產商利益的緊密聯繫。
“我被叫到市房地產部門，一個領導對我說：‘說話是要負責任的，暴利的結論是不能隨便下的，房地產商已經很苦了。’聽了這些話，我就覺得，政府怎么能站在房地產商的立場說話呢。這是我的直覺。”
“1998年某日，上海市建委主任約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內作了談話。他告訴我，上級領導、上海市委對我反映的問題非常重視，他坦誠對我說，關於征地費用，我所反映的1994年時浦東每畝土地征價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所聽到的都是每畝土地征地價是50萬元，被征地農民的安置費用也與他聽匯報的7至8萬相差太遠，他決定派人下去實地調查，通過直接與農民接觸，了解農民的真正所得，並從查看最原始的賬本入手，看征地費用到底應該是多少。他還說，市領導希望我提供的數據是正確的，果真如此，上海的有關房 將要有所改變。”
“當時我很欣慰。”王煉利說。
到了2002年，房價又開始大漲了。王煉利感覺到，房地產業的問題已經不是房地產業一個部門的問題了，她決定從國民經濟核算層面來分析中國的房地產問題。
“當我從上海看到厚厚的《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時，我瞬間熱血上涌——我知道這裡面有我需要的上海市民住房詳細資訊，這本是我從事研究的基礎數據，但我已經不敢奢望能得到它，現在，就這樣‘偶然’發現了”。之後，王煉利寫了一系列在業內有影響力的文章：《希望與危機並存的上海房地產市場》、《國民經濟核算中的上海房產市場和房地產業》、《努力少納稅的房地產商和不努力收稅的政府》、《住房改革：是大多數人受益，還是大多數人受損》、《中國學者官員在房地產問題上的邏輯錯誤》……這些文章都直陳中國房地產改革中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有些人士心知肚明，卻常常“無人敢言”。
王煉利想用數字來證明：地產商在獲得土地時的層層利益、政府在批土地時所涉及的貓膩、以及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是如何在房產改革中被盤剝的。王煉利說：“我希望大家分享我的思考成果，特別是底層社會的人們。由於種種客觀因素，底層社會的人們不可能像我這樣從事研究並取得令人關注的成果，他們雖然感覺到自己‘吃虧’了，但由於不能很順暢表達自己想要說的，有時只能用謾罵來表達這種情緒。而我的文章能告訴大家，‘吃虧’在哪裡，我們該怎么做才是既理性又能達到目的的，我的文章是在為人民監督政府、為政府提供方法。”
“幸好有書”
上世紀70年代初，王煉利就通讀了《馬恩選集》和《列寧選集》。而她對政治和時事的敏感也從那時候就開始累積。但是崎嶇的身世、當時的社會環境，使她一直都無從發揮。
一個夜晚，當她一個人面對如水的月光，看著鏡中的自己，那是一張如此美麗的面孔，但是社會卻給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她哭了，不僅是因為她的遭遇，更因為她是如此的寂寞，她的才華、心聲、抱負，無人傾聽、無人理解。
“如果說自殺的話，當時都可以死100次了。幸好有書，在讀書中，我得到了升華。我一直認為我不會就這樣過一輩子。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尋找自己價值的回歸。”
1988年，當了20年工人的王煉利走上工程預算技術員的崗位。而她僅僅花了3個月的時間就熟悉了工程預算這門專業技術工作。年底的時候，當初接收她的基建科長給她敬酒，還說：“王煉利，我可是從不給人敬酒的！”後來由於船廠資金缺乏，基建慢慢冷清了下來。王煉利感到了危機。90年代初，在一個跳槽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年代，她毅然辭去了船廠的工作。那時候，她雖然承擔土建、安裝、水工、園林、市政等眾多專業的工程預算工作，並且還是全廠審計“一支筆”，但是她離職的時候，職稱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技術員，不過，她對自己堅定的信心和超強的工作能力使她順利找到了工作。
這次是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這是她工作歷史上惟一一家房地產公司，但也就是這家公司使她對房地產行業的運作有了一定了解，也是在這一時期，她對上海房產的一些項目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1998年的時候，上海的商品房單價已經有3000-3500元，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要20多萬，普通老百姓是買不起的。而那時候，媒體一再鼓動老百姓買房子。我認為這很不正常。”
從船廠到了地產公司，對外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但是對王煉利卻“很普通”。“因為知識是觸類旁通的。我原本只是一個67屆國中生，相當於國中二年級水平。但我從70年代初就開始讀歷史、讀文學、讀哲學、讀美學、讀政治經濟學，還自學高中數學、高等數學和數理統計，是全行業公司第一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通過者，90年代因為工作需要又自學現代管理理論和現代經濟理論。我認為，是多年的知識積累使我能夠很快地進入一個新行業並能很快做出成績。”王煉利說。
“一個公民”
王煉利研究房地產，寫了很多批判房地產業“發展”的文章。她說：“我沒有資格代言什麼，我只代表我個人，一個普通市民。”“但我是個公民。”自始至終，王煉利一直強調著“公民身份”。
“看到很多房地產專家和經濟學專家寫的文章，但是他們無法從根本上解除我的疑惑。所以我就開始自己研究。我研究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就是因為專家不能給我解惑。”
她家裡電腦中的資料十分浩繁；她每天花在對各種數據的統計、各種材料的蒐集以及數據的分析上的時間超過8小時；她的文章曾受到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欣賞，但是在國內媒體曾經屢遭冷遇，“現在情況大有轉變了，好多報刊雜誌都來約稿，說明時代在進步啊。”
她1995年學會使用電腦，後來學習用網路傳送文章，在網上開部落格，她在網上發表的文章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和跟帖，人們開始對她的身份進行猜測，“作者不可考”，“王煉利這個人可能根本不存在，沒人敢這樣批評政府和房地產的利益勾結”，“王煉利可能是建委的人。”
王煉利的家是一處80年代建的公房，她周圍的朋友都是普通工人，他們平時和王煉利的接觸也僅僅是生活上的禮尚往來，這些人裡面沒有人知道她一天到晚來去匆匆是在進行經濟研究——她的研究領域遠不止房地產，工業經濟、第三產業經濟、國民收入等都是她的研究範圍，這些研究文章都登載在高層內參和大學學刊上；她還登上過國際經濟研討論壇發表有關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論文。“他們如果知道我在進行經濟研究，肯定嚇一跳。”她笑著說，就是她的家人也幾乎不知道她現在已經引起了如此巨大的社會關注。生活中的她十分謙和，只有談到她的研究、她的過去、她的思想的時候，她才變得犀利而動情。
她是上海民間最早指出房地產是“暴利”行業的人之一；是第一個用官方數據公開指出房地產行業和政府有利益牽涉的人；是第一個從房地產工程預算的角度對地產行業從拿地、到建設、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進行詳實核算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她，她的文章開始遠播海外，《聯合早報》、《世界日報》都對她有過評價和報導。有人說“她說真話的情操讓我等汗顏，惟有致敬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民間聲音從未削弱，但王煉利的聲音充滿感情卻又不過激。
經濟觀察報：是什麼樣的契機使您開始關注房地產這個行業？
王煉利：其實，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我對社會時事就已經很關注了，但是那時候並沒有特別關注房地產行業。我的經歷、讀過的書、所從事的工作，給了我眼界和能力研究新的行業。我以前是做基建的工程預算，所以對房地產比較熟悉，後來到房地產公司工作，也聽到了業內很多的現象和傳聞，對地產行業上下游的操作都有了相當的了解。我對這些有一些困惑和不解，社會上所謂的專家又不能給我合理的解答，所以我就決心自己來研究。
經濟觀察報：您感覺目前上海地產處於什麼樣的一個形勢呢？
王煉利：最近上海的一系列事件對上海甚至整個華東地區，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老百姓現在最敏感的也就是房價。老百姓走入了一個誤區，拚命想讓房價降下來，其實中國房地產的問題不在房價上。
中央1998年23號檔案里規定：低收入者用廉租房；中低收入者用經濟適用房；高收入者，才是買商品房。這個精神我覺得是正確的，應該把它堅持貫徹下去。
但是後來這個精神並沒有貫徹下去，因為房地產這個行業滲透了太多官員的利益，各級大大小小官員的利益。因為政府能夠參與經營買賣的只有土地。由於土地資源的稀缺和不可再生，而你又把中低收入者全部推向市場的話，這些人就必定沒有辦法買到房子，因為商品房是遵循市場規律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需要負起責任來，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如新加坡，針對低收入者免地價，然後再打八折；又如美國這樣高度市場化的國家，都不敢把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大規模地推向市場。
1945年的時候，美國住房私有率是40%多，到1965年才到63%，又過了25年，才達到65%。
經濟觀察報：最近有些媒體要求公布上海房屋成本。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王煉利：我們不需要房產商公布房價，建房成本是差不多的，比如上海，就是1400元左右，沒有太大的區別，重要的是地價的區別。2004年的第一次經濟普查，上海的利潤占據全國的34%，廣州是19%，兩個城市就占據了全國的50%之上。所以，上海土地增值稅就全部不收了，因為這裡面可以有很多的暗箱操作。而且，公布全部成本不現實，公布部分成本又毫無意義。盧灣區的一些新盤，2005年的時候是每平方米1.3萬元，現在是3萬多，漲了1.7萬元，你就可以從中算出利潤了。
經濟觀察報：您為什麼會認為房地產這個行業和政府利益是緊密相關的？
王煉利：我1998年的時候發表了那篇文章之後，被上海市建委的人叫過去問話。當時建委的人跟我說，“暴利的結論是不能隨便下的。房地產商已經很苦了。”我當時就覺得，為什麼政府部門的人這么袒護房地產商。後來，我又從納稅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寫了《努力少納稅的房地產商和不努力收稅的政府》一文。
人們往往根據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這些字眼望文生義，認為這些稅款都應該是房地產繳納的稅款。其實這是誤會。房產稅中，房地產業繳納的部分只占10%不到，其餘都是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的經營性房屋業主繳納的；城鎮土地使用稅中，房地產業繳納的部分占得更少，只有4%左右；只有土地增值稅，房地產業占到70%左右。從2001年到2005年，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只在國家整個稅收中占2.2%的比重，房地產業繳納的只占約3.5‰。
2001年到2005年，城鎮土地使用稅一共收了478.1億，其中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收的占51%。這478.1億中，屬於房地產業繳納的只占4%左右，即約20億，平均每年4億，如果城鎮土地使用稅增加兩倍，4億再增加兩倍是12億，年銷售額1.8萬億的房地產商不會在乎每年多繳納這8個億，由此看來，政府的不作為是很明顯的。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目前的調控政策對平抑房價有用嗎？
王煉利：起碼一點，老百姓看到了一個希望，他們還是把眼光盯在房價上。中低收入應該住什麼房子，已經沒有這個概念了。上海老百姓覺得，我如果不買房，我就是沒面子，現在的觀念是這樣的。很多人死要房子活受罪，現在又多是獨生子女，有些是雙方家庭傾其所有買了一套房子。我覺得這種消費觀念是畸形的消費觀。中央調控政策出來之後，很多老百姓要求退房，觀望氣氛也很明顯。我的看法是，住房可以是商品，但住房這個商品的消費一定要分層次，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就是不能完全市場化，為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承擔責任更是人民政府的天職。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