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原司令員)

王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原司令員)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人。原名王永昌。原空軍司令員。194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大專學歷。上將軍銜。

基本介绍

  • 中文名:王海
  • 外文名:Wang Hai
  • 別名:王永昌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東威海乳山市
  • 出生日期:1925年11月
  • 職業:軍人,將軍
  • 畢業院校:東北老航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抗美援朝
    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
    獲朝鮮二級國旗勳章
    二級自由獨立勳章
    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
    先後榮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
    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榮獲獨立功勳榮譽章
    所在大隊被譽為英雄的王海大隊
  • 軍銜:空軍上將
人物履歷,任職情況,訪談錄,

人物履歷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乳山市人,原名王永昌。1950年5月於東北老航校畢業後,成為共和國空軍的一名殲擊機飛行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率領年輕的我空軍“王海大隊”與號稱世界王牌的美國空軍激戰80餘次,擊落、擊傷美機29架,榮立集體一等功;他本人擊落敵機四架、擊傷五架,先後榮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所在大隊被譽為“英雄的王海大隊”。在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南廣場,至今還陳列著一架繪有9顆紅星的米格--15比斯殲擊機,就是王海當年駕駛過的功勳飛機。
1999年威海一中百年校慶典禮上講話1999年威海一中百年校慶典禮上講話
2010年10月24日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祭奠烈士2010年10月24日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祭奠烈士
1954、1955年間,王海是空軍殲擊航空兵師副師長、師長,他所在的部隊參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戰鬥。在解放一江山島的我軍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登入作戰中,他的師擔負協同陸、海軍奪取制空權並掩護陸軍登入作戰的任務。
王海先後擔任過飛行大隊長、副團長、團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1975年王海同志49歲時,中央軍委任命他為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 1985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8年我軍恢復軍銜制後第一次授銜中,被第一批授予空軍上將軍銜。先後被選為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列席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任職情況

1944年為山東威海青年中隊隊員,在山東革命大學學習。
1946年6月參軍,為東北航空學校機械隊學員、機械員、飛行員。
1950年為空軍第4航空學校飛行隊飛行員,空軍第4混成旅驅逐10團29大隊中隊長。
1951年任空軍3師9團1大隊大隊長。
1952年任空軍3師9團副團長、團長。
1953年任空軍師副師長。
1955年被授予空軍中校軍銜。
1956年任空軍師長。
1959年晉升為空軍上校軍銜。
1965年任空軍副軍長。
1969年任空軍司令部軍訓部第2部長。
1975年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1982年11月任空軍副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3年11月起)。
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3、5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12-14屆中央委員。獲3級解放勳章。
1988年9月被授予空軍上將軍銜。
1998年7月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

訪談錄

我們應該尊重歷史。你蓋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時中國空軍參戰,並不是突然冒出個空軍。 1936年紅軍長征剛到延安,毛主席、黨中央就決定在紅軍當中招一批年輕、優秀的幹部到新疆學飛行。那時候盛世才辦了一個航空隊。紅軍大概選了四十多個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學飛行,有一部分是學機務。以後盛世才叛變了,就把我們派去的這些人關起來,後來又被黨中央要回來了。早在 1938年,黨中央就考慮到要抓空軍,未來打仗,你得有空軍啊,這是一個情況。第二,1945年 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後,中央決定組建空軍。當時我們俘虜了日本的一個航空隊,有三百五十多個人,有三百架飛機。日本航空隊的頭叫林彌一郎伍修權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找林彌一郎談,讓他們幫助我們組建空軍。我們黨給林彌一郎做工作,林彌一郎後來就同意了。國民黨知道我們要建航校,很緊張,就派特務來破壞,派飛機來轟炸掃射。東北民主聯軍一看,就把航空學校弄到牡丹江。可以說,中國空軍航校的基礎就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隊和新疆原來的一幫人,還有國民黨起義的劉善本他們,以及從部隊調了一批優秀的幹部戰士。
我在東北航校學習的時候,維護飛機的統統是日本人,一些日本教員帶我們。那個時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飛機,有“ 99高”的,有單座的,還有雙發的機器,到處收集機器,收集來以後,由日本人組裝。我們人民空軍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起來的,離開這個就是不尊重歷史。
老航校是相當困難、相當艱苦的,吃飯是六個人一張桌子,也沒有座位。餐具都是泥燒的,平時吃大雜飯,禮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個紅燒肉,吃個大饅頭,炊事班長還在門口把門,只準吃,不準拿,我們就猛吃,吃得都彎不下腰。
我們在安東那個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覺呼吸的氣把被子都凍上了,放在盆子裡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塊。後來,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燒完了,沒有汽油怎么辦?中國人還是聰明,工程技術人員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據說法國曾經有這個構想,但沒有弄成。我們就研究,把發動機噴油的眼弄大一點,噴的量多一點,就是在哈爾濱生產出的酒精,燒了一段這個東西,湊合著也可以飛。我們當時飛航線,也沒有鞋,赤著腳丫子飛。
等我們飛出來以後,駐進上海虹橋機場,作了一次飛行表演,當時,陳毅同志來觀看,非常高興。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空軍了。他給每個人發了一塊手錶,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錶,還是瑞士表。我的那塊表,後來打仗時飛機負傷我跳了傘,表丟了,非常可惜。
空軍最早就是空四師、空三師兩個師。在空四師我是中隊長,因為我的飛行技術也不錯,所以組織上把我調到空三師,當了大隊長。那個時候我一年提了三級,從副團長到團長、副師長。我二十幾歲就當上師級幹部。
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空四師、空三師,加上另外兩個團,一共有兩百架飛機。而美國和聯合國空軍,飛機有一千兩百架,是我們的六倍。美國有十四個空軍聯隊,這十四個聯隊中,有兩個戰鬥機聯隊,三個轟炸機聯隊,兩個輕型轟炸機聯隊,三個中隊的轟炸機聯隊,一個海軍陸戰隊航空兵聯隊,三個殲擊機大隊。當時美國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時,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時,有幾百小時的,其中戴維斯、愛德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飛行員。
當時我們的飛行員在噴氣式飛機上飛了二、三十個小時。我因為老飛螺旋槳,加了十幾個小時。在這兒,我要給你講這么一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噴氣機沒有用於戰場上,所以美國飛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真正打過仗,中國開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打過仗。雖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作戰的經驗,但是你那個時候駕駛的飛機是螺旋槳的。飛行技術熟練一點,但也不是絕對的,不要忽略這個歷史條件。因為噴氣機真正的較量是在朝鮮戰場,中國年輕的志願軍空軍和美國老牌空軍大國的較量,雙方都有優勢。再加上我們那個時候的飛行員,在黨的教育培養下,覺悟高,非常憤恨敵人。
那個時候我當大隊長,還沒有參戰,空軍常乾坤副司令到瀋陽動員,他們的飛行員叫我講話,我說:中國這么多人,你美國人也是一個人,中國人也是一個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們。按照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是勇敢不怕死,把腦袋瓜子別在褲腰帶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踐證明我們年輕的空軍就是這樣的。我的體會是:說空話是不行的,一個人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在戰鬥中勇敢不怕死,你沒有這一條,說一千遍一萬遍都是假話。
當年毛主席發出號召以後,全國捐獻飛機三千六百架,三千六百架得多少錢啊!抗美援朝一開始,小孩子給我們寫信,非常鼓舞人:你們要是被美國人打下來,你就不配當一個共產黨員、不配為中國人民的飛行員。我還收到一封信,寫信的這個小女孩出生在蘇聯的防空洞裡,她父母親都會說俄文,就給她起了一個名叫西琳娜,在俄文里是警報防空的意思。那時她十二歲,才從蘇聯回來。回來以後給我寫一封信,先把她的出生經歷告訴我,然後就問我:回到祖國了,不會再天天聽防空警報、天天跑防空洞了吧?這對我是個非常大的激勵,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孩子。以前我當師長的時候,到北京去看看她,她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記得很清楚,朱德總司令給我們講過一句話:勇敢加技術就是戰術。想想那個時候的勁頭,確實是這樣,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勇敢不怕死,這是一個真理。當然,我們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的。抗美援朝我們擊落對方三百三十架,擊傷九十五架;我們被美國擊落二百三十一架,擊傷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國飛機擊落過,我跳傘了。我們副團長以上的幹部犧牲了一百一十六個人,代價很大。這一百一十六個飛行員,也不亞於一個師。抗美援朝後期,我們飛行員跳傘的跳傘,犧牲的犧牲,就剩不多了。我們團副中隊長以上的幹部加在一起,才湊足十二個人起飛。我們大隊雖然戰績很大,但是犧牲了四個飛行員———孫生祿、劉德林、閻俊武、田宇。我們能活下來,我們是倖存者。你們來採訪我,寫文章,不是紀念我們,而是紀念先烈。
我有一個觀點,高科技到了軍事領域,武器都比較先進,但是有一條我們不能忽視,人的因素還是根本的因素,武器再先進,掌握使用武器的人不能發揮這個武器的優越性,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飛行員沒有受過那個苦,光靠高科技的武器裝備是好啊,但你發揮不了先進武器的作用,再好的飛機也沒有用,你能把敵人打下來嗎?所以忽視這一點是不行的,光說空話,說大話,說瞎話根本不行。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在這方面下功夫,這個功夫下得太不夠了。
話又說回來,抗美援朝中,我這個大隊,也不是我王海有什麼高超的本領,主要是這個大隊,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僚機焦景文,我也不行。可以說,我在抗美援朝作戰中沒有後顧之憂,是因為焦景文履行僚機的職責。僚機掩護長機,長機打下敵機來,僚機你同樣有功勞。有他在,我沒有後顧之憂,所以我勇敢地帶領大家去打敵機。
王海和僚機焦景文王海和僚機焦景文
我這個大隊還出了個空中射擊能手孫生祿。孫生祿是飛行員的典範,敢於刺刀見紅。那時候,雙方的飛機沒有雷達,搜尋發現完全靠飛行員的眼睛。每次戰鬥,他都是提前發現敵機,發現了以後,他勇往直前接近敵人,抵近敵人射擊。他一共擊落擊傷敵人七架飛機。
我們這個師入朝參戰八十六天的作戰情況,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上親筆批了一段———空三師英勇作戰,甚好甚慰。後來我聽老一輩革命家說,我們跟著毛主席打了一輩子仗,他沒有給我們題過一個字,你們空三師很榮幸,毛主席給你們題字。
1951年 11月 18號下午兩點五十分,指揮部通報我們:美國有九批一百八十四架飛機起飛。美國一開始和我們打空戰的,主要是F-84戰鬥轟炸機。F-84這個飛機,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叫“油挑子”,因為兩邊翼尖各有兩個副油箱,是為了增加留空時間、飛行半徑。那天敵人的飛機一部分是戰鬥轟炸機F-84,一部分是F-86,是掩護它的。我當時是大隊長,我的直接領導是林虎副團長,我們一共有二十二架飛機。起飛之前檢查出有四架飛機出故障,剩下十八架。往清川江去的時候,有兩架掉隊,當時蘇聯紅軍起飛了八十八架,這樣一共一百零四架了。當時我們的高度是八千米,接近清川江時發現有敵機,林虎副團長要求我們下降高度,從八千米下降到六千米。我當時在空中搜尋也還是可以的,打仗也從來不害怕。我一看遠處左下方有幾十架飛機,我就帶了六架飛機,從六千米衝出去,下命令說跟我攻擊,就下去了。敵人這二十多架飛機有的炸彈還沒有投,因為飛機的兩個副油箱沒有擺脫掉,又帶著炸彈,靈活性就不行了。我們從六千米俯衝下來衝到一千五百米,速度起碼也得八百公里以上,不太好弄,你要接近不好弄。
他們飛機也很多,我一看不行,就下命令,爬高占位,我拉上來,占好位置再下去。一開始敵人沒有發現,後來發現我們以後,他們就趕緊扔炸彈,有的是扔在橋上了,有的扔在路上,扔完了飛機就靈活了。我正好看見一個飛機,我要去攻擊它,另一個敵機繞到我的後面,就在這個時候,焦景文看到了,動作很快,他先把這個敵機打掉了。打掉了以後,我脫離危險,我又看見一架敵機,我也把這個敵機打掉了……這次我和焦景文擊落了兩架,孫生祿擊落了一架,一共擊落了五架。
當時敵人採取一個戰術叫“圓圈戰”,圓圈戰就是一架又一架,你在前面,我在後面跟著,你攻擊誰也不好打,你不能打他。我們擊落了五架飛機,飛機雖然有副油箱,但是留空時間很短,打一次空戰不超過十分鐘。我們一看敵機那么多,我們的戰績也不錯,就下了一個命令——返航。這次是 1951年 11月 18號,自己一點損失也沒有,一下擊落了五架,很好的一次戰鬥。
最值得懷念的還應該是1952年12月2號和12月3號。12月2號下午我們打了一仗,這一仗孫生祿的飛機負傷了,飛機被打了十二個洞,但不是要害部位和作業系統。孫生祿駕著飛機到大虎山降落,飛機馬上修復不了,他就在那裡住了一晚上,到 12月 3號孫生祿坐了兩個多鐘頭的車趕回來了。我們就勸孫生祿,下午起飛就不要參加了。孫生祿就說:我又沒有病,人又這么少。結果他要起飛!上午打了一仗,下午又打了一仗,他打的是12月3號下午這一仗。到了清川江上空,孫生祿被十架敵機包圍了,好多敵機向他射擊,飛機著火了,他駕駛著火的飛機沖向敵機,犧牲的時候才二十四歲。
1984年 7月,我當時是空軍副司令,國防部長張愛萍帶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來沒有美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加布里埃爾要見我這個內容的。因為訪問過程中有一個空檔,加布里埃爾突然通過武官提出來,要單獨見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張部長報告,張部長同意了。
那時在駐美大使館當空軍武官的是張偉儀,他陪我去了五角大樓加布里埃爾的辦公室,我看見他的桌子上擺了好多飛機模型。我也是飛行員出身,也喜歡飛機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擺著的模型里有F-86,F-86這種飛機是我們抗美援朝時的主要對手。當時上級通報美國空軍情況時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空軍裝備F-86的,只有兩個大隊,一個是第51大隊,一個是第4大隊。51大隊的飛機在兩個翅膀上噴兩條黃線,這個我們在空中看見過。第 4大隊的飛機就沒有這兩條黃線。
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爾講:噴黃線的F-86是你們美國空軍第 51大隊。加布里埃爾很吃驚,他說你怎么知道?我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經常遇到噴黃線的F-86。他就問我:你認為噴黃線的和沒有噴黃線的,誰的技術好?我說:還是噴黃線的技術好,沒有噴黃線的,第4大隊不行。加布里埃爾一聽就很自豪地笑起來了,他說:我就是51大隊的,在朝鮮戰場上,我就是51大隊的中隊長。這樣我們就非常隨便地談起來了。
王海與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里埃爾王海與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里埃爾
後來我就想,他為什麼要見我呢?因為他參加過韓戰,在空中跟我們交過手,卻沒有到中國來過,更沒有見過中國的飛行員,我是中國空軍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見一見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國飛行員是什麼樣的人吧?!
這次訪問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兵種的頭頭,在五角大樓一個會議室里,和我們交換意見。張部長給他們介紹代表團成員,介紹到我的時候說:這是我們空軍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國,空軍參謀長就和空軍司令一樣。加布里埃爾說:我們認識,我們交過手。我就是被他打下來的。他最後這句話,我想可能是翻譯有誤,也可能他是這么說的,但是,只是一個表示友好的姿態。所以後來我在回憶錄上專門談到過這個問題。你想,咱們也不認識,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來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來的啊。我估計可能翻譯得不太準確,但他是有這個意思的。以後我說了一句話:你們再侵略我們,我還把你們打下來,我還是這個姿態。這個時候,張部長說了一句話:這叫不打不成交!
我還沒有退下來的時候,蘇聯老紅軍代表團來訪問,是我們邀請他們來的,年齡最高的八十二歲,其中有一個抗日戰爭的時候參加蘇聯援華航空隊在武漢打過日本人,還有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在一個機場的一個副團長,來的時候也是中將,也有八十多歲。我和林虎副司令負責接待他們。我講了三句話。我說:我們中國空軍永遠不會忘記您們對我們的幫助。第一是您們教給我們技術,第二是您們帶領我們打仗,第三是我們中國飛行員本來都不喝酒,您們每天晚上教我們喝———那個時候也是太累了,最多的時候我一天起飛三次,我專門實驗過,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開始我們飛行員不喝酒,和蘇聯紅軍在一個食堂吃飯,我們不會喝,他們就逼著我們喝,我們學會了。我給他們講這三件事,他們都笑了。
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住同一個機場,闊日杜布他們在東頭起飛,我們空三師在西頭起飛,我們經常見面。蘇聯解體後,我請示中央軍委讓他來訪問一下,軍委同意了,他已經答應了,但由於高血壓突發,去世了。後來他的愛人帶著他的兒子,俄羅斯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馬羅科夫上將的夫人陪著她來,我叫林虎陪著她,到抗美援朝時在丹東的機場參觀一下。我在航校的時候,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爆發,我還在學速成班,他就隨著蘇聯青年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那個時候他的職位是中校,在大禮堂給我們做了一上午報告。聽他的報告很有啟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下六十三架飛機,後來到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師長,回去以後當了空軍元帥。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兒子是海軍中校,退役了,一個月退休費三百美元。那個時候很困難。我們研究以後,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錢給她買了一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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