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研究與文化

簡介

我與李錫海教授相識，是從認識他主編的學術期刊開始的。李先生長期擔任《山東公安叢刊》的主編，該刊一貫突出刑事法學，富有個性，特色鮮明，學術精品不斷，一向有較高的轉載率，因而深受學術界喜愛。細讀這份學術期刊，深感刊如主編其人，從總體策劃到欄目設定，從學術導向到新生力量培養，都刻意追求創新，可以說，創新理念鮮明是該刊的一個重要特色。

20世紀90年代初，我讀過李先生所著的《偵察思維學》。該書首開我國偵查思維研究之先河，把思維科學的一般研究成果運用於犯罪偵查，揭示偵查思維活動的規律和特點，對偵查主體實現思維方式科學化、現代化，進而提高偵查思維效率和偵破水平無疑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書拓寬了犯罪偵查研究的領域，從選題到體系構建，再到基本理論闡釋，都充滿了創新精神，且明顯具有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特徵，因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生的學術專著同他主編的學術期刊一樣，把理論創新作為根本的價值理念，這是他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取得新成績的重要原因。

李先生一直重視犯罪學的理論研究，不僅他主編的刊物很重視，而且他自己也很重視，並且在這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關注文化與犯罪研究由來已久。記得90年代初，他發表過一篇論文，叫做《文化、文化環境與青少年犯罪》，因觀點新穎，被學術界認為是犯罪本源研究上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之一，並將其概括為“文化本性說。”這種概括是否準確暫且不論，論文因觀點新穎而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卻是事實。這部《文化與犯罪研究》實際上是上述論文理論觀點的全面展開、豐富、補充和發展。

關注文化與犯罪關係的研究不僅是很正確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為，文化不僅影響犯罪的產生，文化還可以定義(或否定)犯罪：對於“母親攜其兩名子女集體投水自殺”的行為是不是犯罪，不同國家就有截然相反的判斷。文化與犯罪的關係具有根本性，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終極”性的關係。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很久以來就引起了犯罪學家們的關注，對二者的關係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研究。西方犯罪學家的“文化衝突論”和所謂的“亞文化論”等都是在這方面很有影響的學說。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嚴景耀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這個問題予以關注。他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中，有專門一章講“犯罪者的文化”，並在論文中提出“為了了解犯罪，必須了解犯罪發生的文化”和“犯罪問題只能以文化來充分解釋”的著名論斷，給後人以深刻的啟迪。外國人和我國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不算很少。但是，文化與犯罪關係的問題是個永恆的研究課題。文化是具體的，是一定時空內的具體的東西。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有著不同的文化，文化與犯罪關係是個永遠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課題，值得犯罪學家們去不斷進行創新性的研究。再者，如果說文化與犯罪的關係具有根本性，那么，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文化與犯罪的關係的學術研究水平，也應當是這個國家整體犯罪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我相信，隨著我國犯罪學研究的不斷繁榮和發展，對文化與犯罪關係的研究將會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但長期以來，我國犯罪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重視不夠，因而成果不多，尤其對文化與犯罪作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學術專著很少，這對我國犯罪學界來說是件遺憾的事情。李先生的這部學術著作是在這方面進行研究嘗試的一部有開創性意義的學術著作，一定程度地彌補了這個遺憾，因此它的問世值得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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