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美學，是在災難發生後，以災難為主題的美學表現形式。這種災難美學往往出現在新聞報導中，用大量的真實的災難畫面來衝擊讀者的眼球，或者借災難題材博取眼球，來達到與災難救援本身無關的目的。災難美學本身是一種藝術手法，但在新聞中往往被作為貶義詞使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災難美學
- 外文名：Disaster aesthetics
- 所屬：美學
- 表現形式：道德美學，意志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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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災難美學最核心的體現，就是一種災難之後的政治美學，這種政治美學在一些自稱為輿論喉舌的“主流媒體”上體現得最為明顯。自然災難的發生誠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自然災難的應對，尤其是在全世界鎂光燈的聚焦下，如何做一種公共形象危機的應對，卻是一些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比如在地震發生後，人們看到地震災區諸多記者在忙碌工作，為外界發回可以影響救援和挽救生命的一切信息。而個別媒體記者所患的“新聞青光眼”卻不得不讓人質疑他們進入災區的目的，他們沒有看到災難的慘痛，也沒有看到人性的溫暖，卻能用鏡頭拍下榨菜的外包裝，甚至有勇氣在一片狼藉的安置地採訪抑或問剛剛失去親人的災民，“你開心嗎？”他們過於相信“災難美學”的表現技巧，卻不知道災難美學最終不應該掩蓋人性本能。
災難美學
災難美學表現形式
道德美學
災難美學在我們的公共生活里，一次次的災難所喚起的道德覺悟與人性反省，就好像“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瞬間的傷痛感，自我的省思，援助災民的道德衝動，迅速地被消費主義社會的滾滾洪流湮沒、淘洗。這就導致每次災難的發生，我們好像都是第一次感受如此巨大的苦難，道德性的提升與努力，每次似乎都是從零點出發。即便如此，災難過後，我們還是常常容易被自己的道德努力所感動。這樣的一種道德美學，可以稱之為“第二滴淚”的美學，即面對苦痛以及在苦痛中升華的自我的人性與德性，我們感動了，然後，我們看著自己因為感動而流淌的同情之淚水，又再一次被自己的感動（即自己的道德境界與人性美德）所感動。昆德拉將這種道德迷思稱之為“媚俗”。
災難美學
災難美學這種面對災難的道德美學，成為公眾集體性的媚俗藝術，其本質就是，我們面對災難及其受難者的態度，往往是“抽象的同情，具體的冷漠”。愛人民永遠比愛你的鄰人來得輕易。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我們毫不掩飾對受難者的慷慨的悲憫與同情，我們有一種“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的道德衝動；可同時，我們對於在受難者這個抽象符號背後的具體的個人的苦難，卻缺乏一種堅韌、持久、悲憫的道德激情，去進行救贖與援助，而是開始迅速地冷漠，不耐煩，遺忘。
因面對苦難而燃燒的道德激情，在柴米油鹽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的磨蝕之下，迅速地褪色、弱化，甚至因不合時宜而被“正確地遺忘”。道德是一台人情的發動機，我們似乎總是匱乏第一推動力。來自政治美學的力量，畢竟未能海枯石爛般持久。
意志美學
災難本來是在展示啟蒙運動以來人類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局限與虛妄。如今，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糾結、緊張與衝突，前所未有地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在傳統社會，巨大的自然災難，往往含蓄地告誡、警示統治者的“政治之惡”，所以才有罪己詔，普通人面對災難，則在苦痛之外，更增添了一份對於不可知的大自然的敬畏，因敬畏而生謙卑與自省意識。
人性包含著兩種可能，即向上提升的可能與向下陷溺的可能，也就是人性的自主性與可墮失性兩極，正因為此，無論是基督教教義，還是儒家的道德哲學，或其他宗教文明，都強調省察克治、反求諸己的重要，這也就是一種人性上的幽暗意識。可我們在面對自然災難的時候，幽暗意識往往被深度壓抑了，意志美學卻總是得到伸張與發揚。這種意志美學，是前面所說的政治美學與道德美學的理性根基，它不是從一次次的災難中去學習如何做一個梭羅式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而是從災難中看到了人類征服自然的努力尚且不夠，人類駕馭世界的能力有待提升。災難在強化著人類虛妄的主體性與貪得無厭的掠奪心理，災難不再被看成是對有罪的人類的一次警誡與懲罰，而被看成在考驗人類社會的物質成就與科技能力。
阿倫特在討論法國大革命時指出，雅各賓專政的領導人的道德世界，呈現出一種深刻的悖論：一方面對擁上巴黎街頭的普通人的苦難抱以無邊無際的悲憫與同情，另一方面卻對具體的個人在大革命中所承受的苦難回以刻意或無意的冷漠、遺忘與毫不在意。我們在面對自然災難的時候，似乎也存在這種悖論。
新聞事件
艾蘭2015年9月，在關於歐洲難民危機事件的報導中，被衝上土耳其海岸的敘利亞幼童艾蘭，被永遠定格在一張相片裡。紅色T恤、藍色短褲,小小的身軀淺淺地埋在冰冷的沙灘上。這一幕刺痛了全世界的心。艾蘭的照片由就職於土耳其DHA通訊社的尼魯弗·戴米爾（NilüferDemir）拍攝。在她看來，拍攝這組圖片就是要“用我的快門和鏡頭記錄下小艾蘭的聲音，並將它傳遞到全世界。”面對非議，戴米爾表示：“作為一個記者，我的職業告訴我別無選擇，我必須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下這一瞬間。”
艾蘭
艾蘭《華爾街日報》也刊文對戴米爾表示支持，文中指出：全球媒體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報導了小男孩不幸身亡的事件，隨後，大家憤怒的焦點一下子對準備了那些消極救援的已開發國家。
事實證明，自從這張照片問世，許多國家重新調整了對待難民的政策。以加拿大為例，哈伯首相在2015年9月3日當天就宣布拿出具體的難民救援方案，而這正式戴米爾那組照片帶來的影響力。媒體達到了廣泛傳播並警醒世人的目的。
不過，很快讀者就發現，大量的“災難美學”照片開始扎堆湧現出來，充斥了報導頁面。報導難民的路徑出現一種“比慘”的狀態。比如以著名新聞部落格Mashable上的這篇報導為例，標題直接就是“7張震撼人心的照片帶你直擊歐洲難民危機”。文中大量運用了難民的照片和逃難形象，直觀地凸顯難民逃亡的悲慘與辛酸。這種震撼的畫面確實起到了不錯的宣傳效果，Mashable上的這篇文章，短時間內點擊量就突破3400次。但難民無助的眼神以及悲傷的處境也在傳遞著一種消極情緒。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Hermida所說，“記者作為看門人，必須時刻問自己，所發布的圖像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每一個人都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這張照片的使用，卻忽視了一個問題：男孩的親人作何感想？他們是否願意自己孩子的死狀一次次地出現在報紙上，又是否能夠承受那接連不斷的刺激和痛苦？沒有人去問過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