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世論

儒家厚生濟世的學說。基本思想以天下為己任，實行仁政德治，厚生、養民、濟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淑世論
• 定義：儒家厚生濟世的學說

基本釋義

淑，意為善、好。善，義為慈惠。先秦儒家典籍尚未見“淑世”一詞，但善政、厚生濟世的觀念產生很早，《尚書·大禹謨》即有“惟德善政，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的記載。春秋時期，這類觀念已較普遍，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曰：“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又《左傳·成公十六年》：“德以施厚……民生厚而德正。”儒家創始人孔子把這種觀念總結並升華為仁，孟子、荀子又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實行仁政、王道（見王道霸道）的主張，奠定了儒家厚生淑世學說的基礎。

先秦時期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基本內容是“愛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孔子以仁為做人和為政的基礎，亦是他淑世思想的基本原則。他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同上），強調為政以德，惠民、利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孔子稱許子產為惠人，認為“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他主張為人、治學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從而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孟子淑世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學說，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認為平治天下必須施以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他認為仁政即為“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他強烈抨擊當政者只顧自己享樂不顧百姓死活的行為是“率獸而食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認為當政者應與民同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同上）。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恆產論”，主張給農民以固定的田產以保持生存。“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同上）孟子為實現仁政理想，孜孜以求，“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其“兼善天下”和“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對後世的淑世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荀子主張以王道治國，“仁厚兼愛天下”（《荀子·君道》），“澤被生民”（《荀子·臣道》）。認為立君為民，君主的責任就是“平政愛民”，“節用裕民”，養民、富民。“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荀子·王制》）。對有殘疾者，也要“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同上）。而不關心百姓痛癢，一味聚斂百姓則為亡國之政。“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同上）荀子厚生淑世思想有一個突出特點，即重視裁製萬物，充分利用自然條件，發展生產，以養萬民。他認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同上）只要為政者採取寬民的賦稅政策，百姓即可得其養。

漢唐時期

漢代以後，儒家學者的淑世思想，基本上是以先秦儒家的仁政、王道學說為理論基礎，以“三代”之治為藍本，強調重民，實行德治。賈誼鑒於秦亡的教訓，認為“民不可不畏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新書·大政上》），強調民為“萬世之本也”（同上）。主張“博愛人”、“博利人”（《新書·修政語上》）。董仲舒強調“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春秋繁露·仁義法》），認為“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反對“驅民而殘賊之”（《春秋繁露·竹林》），強調治理人民“務德而不務刑”（《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先富之而後加教”（《春秋繁露·仁義法》）。

唐代韓愈建儒家道統說，力排佛、老，強調以先王之道治國、恤民。認為聖人之教，重視相生相養之道，“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先王之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則謂義”，“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韓昌黎集·原道》）。韓愈把理想的先王之道作為淑世的藍本，認為以此即可政通人和，人安其業，“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同上）。

宋元明清時期

宋代，特別是明代以後，儒家的淑世思想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其根據民生凋敝的狀況，提出了種種救民淑世的主張。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主張，提倡“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正蒙·乾稱》）。他並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近思錄拾遺》）的淑世精神，作為其安身立命的基礎。范仲淹繼承並升華了孟子“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思想，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作為人生最高追求。

明代中期以後，儒家學者關心國計民生，強調實學經世，淑世救民，其代表當推黃宗羲、顧炎武。黃宗羲認為國家的主體是百姓，“以天下（即百姓）為主，君為客”，臣之事君，“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訪錄·原君》）。認為君主與百姓的關係是平等的，“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明夷待訪錄·原法》）。國家治亂的標準“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同上）。顧炎武以“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為懷，主張“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病起與薊門當事書》）。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以警世和自勵。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

歷史意義

儒家的淑世學說是中華文化的優秀遺產，儘管這一學說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提出的社會背景和動機，存在歷史的局限性，但這種厚生淑世的思想原則，則永遠不會失去意義。孔子的“愛人”說，張載“民吾同胞”的主張，尤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和人生追求，以及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的國家民族責任心，都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