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遺址簡介,嚴文明,夏正楷,黃宣佩,牟永抗,陳淳,劉軍,曹兵武,張敏,宋建,裴安平,陸建芳,趙輝（北京大學教授）,
遺址簡介
遺址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嵊州市文物管理處
考古領隊：王海明
小黃山遺址B區Ⅱ期遺存文化內涵中存在不少蕭山跨湖橋文化因素；A區Ⅱ期遺存繩紋圓底釜、雙鼻平底罐與河姆渡文化同類陶器可能具有內在的聯繫；小黃山遺址發掘"盤活"了浙江省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布格局。小黃山遺址兼有跨湖橋、河姆渡兩支文化因素，三者關係的結論為時尚早，但為三者關係的探討，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重要線索。
遺址低山丘陵的地形環境，接近生土的堆積特徵，對探索長江下游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及重大的學術價值。該遺址發掘對完整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認識長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區系類型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小黃山遺址三個階段的認識，我僅就擺的標本來談。第一段擺的陶器標本比較簡單，圈足缽、平底盆、圜底罐、小口壺等，夾砂陶質，器表有紅衣，陶器表皮處理、製法、風格基本相同。第二階段，我覺得發掘者在遺存分類和聚類的處理上出現問題，把相當部分屬於一段的遺存歸到第二段了。二段以黑陶的豆、缽、壺、罐為代表，豆、罐的口沿呈瓦形，豆折腹，盆口沿較深，也折腹；二段的陶器上存在明顯的輪制痕跡，其風格也明顯區別於一段。第三階段，目前展示的遺存類別比較少，比較單純。一段與二段有相當大的年代距離，風格迥然不同，當不是同一類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先後兩個階段，很可能是性質上不同的兩個考古學文化。第二段與第三段的年代差距，要小於一、二段之間的年代，是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先後兩個階段？還是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目前材料較少，難以討論。附帶說一句，對考古遺存的發掘與整理研究，還得緊緊把握層位學和類型學，要認真地摸陶片，不能跟著14C跑，因為它的測年還未能達到某些人所說的精確度。關於小黃山一段，從文化面貌、特徵、性質上看，既區別於河姆渡文化，又不同於馬家浜文化，還異於跨湖橋那類遺存，年代上當早於這裡提到的三類遺存，但早不了太多，肯定早不到距今9000年，依目前考古學的年代框架來看，頂多剛進入8000年。昨天我聽了小黃山遺址第三階段有2個14C測年數據，是距今8200～8800年，這個年代數據我覺得不可靠，第三階段絕對早不到這個年代。至於它與上山的關係，剛才會上介紹的上山遺存的情況，過於簡單，基本上只見盆一種器形，還有罐或釜的標本照片。據此，大膽說一句，基本相同。可以認為，小黃山一段為代表的遺存，不僅是浙江，而且也是長江下游地區迄今為止考古學的新發現。這個發現將人們對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的認識，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拓寬了人們的視野，預計長江下游當存在著較小黃山一段更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 小黃山一段，經深入研究後，當可作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的依據。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送給我的老校長馬寅初家鄉一份珍貴的禮物。馬老的“實事求是治學、剛正不阿做人”的精神，學者應追隨之。小黃山一段顯示的古老文化傳統，我們這個民族應繼承。小黃山遺址應妥善予以保護，一切有損於這個遺址的建設應為之讓路。
嚴文明
小黃山遺址是個比較早、比較大的遺址。雖然大部分被破壞，還剩下不少遺蹟遺物，彌足珍貴，希望採取措施保護下來。重要的原因看器物就知道。
第一期，器物比較單純，跟上山差不多，存在的微小差別也不一定是時期上的差別，也可能是隔了一定距離的關係。上山遺址測過年代，是距今9000～11000年，我覺得上山、小黃山第一期只能與南方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北方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放在一起，不能再早。因為這個階段的陶器才開始有分化，有炊器、水器、存儲器，造型上開始有了脖子、耳朵、圈足，再早一階段的譬如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洞穴遺址的陶器很簡單，就是圜底罐、釜。而這裡的陶器比較複雜，已不是陶器起源時期的樣子，這裡有圜底器、圈足器、平底器，同一類陶器中還有好多種器形。按我的分期，小黃山、上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或者說是早期的晚段。但在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是最早的，說明浙江還有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小黃山遺址發掘意義很大。
這一階段，在上山有明顯的稻穀遺存，小黃山也在紅燒土裡發現了稻穀遺存，在浙江稻作農業的起源研究上顯然也推進了一個階段。再就是聚落，小黃山遺址這么大，雖然比較破碎，只要按照田野操作規程一步一步做下去，以後可以弄得更清楚。這個遺址田野發掘工作難度很大，土色不好辨認，在這種土質中能找出這些遺蹟、能把地層基本劃清楚已很不容易，我對田野工作的評價是高的，做得好。做得好並不是每一部分都做清楚了，比如擺在第一期的M2（05XHSBM2。整理者注），兩件器物都是灰陶，一件灰陶豆、一件罐，罐肩以下有豎向細繩紋，跟別的器物風格不一樣，與跨湖橋很像。如果這是個墓，墓的開口把握的準不準，這就有個問題，至於第二、三階段有可能有些器物是第一階段的，所以我們看起來一、二、三階段的差別不大，這以後是否再根據考古單元，根據地層學、類型學仔細推敲，把工作做紮實了。因為現在劃分的第二階段中有部分陶器與跨湖橋差不多。跨湖橋很多東西這兒沒有，如彩陶和黑光陶；這兒有的器物與跨湖橋幾乎看不出差別。從第一階段怎么變成第二階段，這個跨度可能很大，但看其他的陶器差別又不大，我不太明白。如果小黃山與跨湖橋屬於兩個文化系統，只是在第二階段受到跨湖橋的影響，但第三階段怎么又沒有這個影響？而且第三階段的14C測年比跨湖橋還早，明顯有矛盾。我講這些，並不說明這個發現不重要了。考古有些重要發現往往提出許多問題，能提出問題就是重要發現。
這裡有好多遺蹟，對它的性質一時難以提出確切的判斷，有多種想法很正常，重要的是找出證據來驗證想法，找證據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在野外做過細的工作。把這個進一步做好了，這次發掘的意義就更大。
總體講，第一，這次田野工作做得不錯。第二，這個遺址非常重要。第三，這個遺址可以劃分幾個階段，最早的階段與上山遺址屬於一個文化系統，同時大大豐富了上山遺址發掘的內涵，所以是個非常重大的發現。總體的年代，應把握住它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應劃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與彭頭山、裴李崗坐在一個板凳上。
我們要進一步尋找更早的新石器遺存，這是有根據的，像小黃山、上山那樣的文化在別的地方完全不見，說明它就是本地起源的，它已經有相當大的發展了。它的前身一定在當地。在浙江尋找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夏正楷
海面變動，尤其是晚更新世－全新世的海面變動對沿海地帶的古人類活動有極大的影響。地質學家已經證實，在距今1萬8千年左右的末次冰盛期，東海海面曾下降到現今海平面以下135米左右的地方，小黃山遺址所在的嵊州盆地瀕臨東海，東海海面的下降必然導致盆地內河流的強烈下切和深切河谷的形成。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全球氣候變暖、海面回升。據前人研究，在距今8千～9千年前後，東海海面已經回升到接近現今海平面的位置。海面的不斷上升，勢必造成冰盛期出現的深切河谷被河流堆積物充填，形成寬闊的沖積平原。當時嵊州盆地肥沃的沖積小平原和溫暖的氣候條件為古代人類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環境，地勢較高的小黃山遺址就是這一時期人類選擇的重要活動場所。通過小黃山遺址的古環境分析，可以揭示形成小黃山遺址文化面貌的環境因素，進而探討自然環境變化，尤其是海平面變動對沿海地區古文化的影響。
黃宣佩
小黃山遺址是目前浙江地區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它的發現與發掘，把浙江乃至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又推進了一大步。小黃山遺址與已知年代早於河姆渡與馬家浜的蕭山跨湖橋遺址相比，顯示許多更為原始的跡象，他的石器，大量為磨盤、磨石和石錘，種類不多，所見石斧、橫截面呈橢圓形，厚重，無孔，斧、錛二器，器形近似。有一種鑽孔石器，鑽孔技術和器形與江西萬年仙人洞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卵石鑽孔器相似，在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罕見，也表明遺址的年代較早，小黃山的石生產工具，主要用於研磨穀粒，敲砸硬果或骨髓，似乎他們的採集經濟，還占很大比重。
小黃山遺址的陶器，燒制火候不高，質地酥鬆，出土清洗時，容易鬆散。尤其在第一段遺存中，器形未見慢輪修整工藝，更未見跨湖橋那種器表黑亮、光潔的黑衣灰陶器，說明年代應比跨湖橋更早。如果說跨湖橋陶器的器形與彩陶片，與河姆渡或馬家浜相比，有一種另一類型的感覺，則小黃山陶器中的繩紋圜底釜，類似雞冠耳的小方把，環耳以及多角形的口沿，似乎就是河姆渡、馬家浜陶器的祖形。小黃山遺址發現的—側具有台階的儲藏坑，與之相同的遺蹟也曾見於青浦的崧澤墓地與江蘇宜興的駱駝墩崧澤文化墓地。他們之間應該也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小黃山遺址地處丘陵地帶的小山崗上，與同期浙江浦江的上山遺址地理環境一致。江浙一帶，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地理環境，良渚與崧澤文化多處於平地，河姆渡與羅家角埋藏較深，而跨湖橋遺址，則在水下湖底。小黃山與上山，二處都位於小山崗上，與新石器時代中後期的不同，應該也是一種早期遺址的地理特徵。
牟永抗
小黃山的陶器很有特點，馬家浜文化的陶器是外紅里黑，跨湖橋、河姆渡是里外都黑的夾炭陶，小黃山是兩面紅中間黑，它們共同構成浙江新石器時代三大陶器系統。這類陶片，從開化十里舖到衢縣、龍游，直到仙居下湯都有發現，但很難保留兩面原有的紅色陶衣，浦江上山陶片中間那層夾炭太厚，一時不易聯繫。小黃山的陶器群，這點很突出，而且可以和從早到晚都存在的那種斷面厚重略呈橢圓形的石斧聯繫在一起，成為很有自己特色的一支史前文化。在錢塘江以南的丘陵地區很有代表性。
第一次來學習時，對坑底保存石磨盤的“儲存坑”特別感興趣，它是先民依賴塊根、塊莖採集為生的重要遺蹟，國內還未見報導，當時曾建議保留剖面作孢粉或植物矽酸體分析並應長久保留，昨天有人提到可能是“柱坑”。夏天時我沒有下到坑底看標本，這次下去看到二例，好像都不是典型的石磨盤，這就使我聯想到1984年在海南黎族看到拆除“船屋”的木柱和柱洞。聯繫到這裡深坎小溝上保留的柱痕，如何將小黃山遺址的遺蹟搞清楚，還需要大家的繼續努力。
陳淳
小黃山遺址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它和這一地區其他早期遺址如跨湖橋和上山的年代都逼近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因此對研究人類在這一過渡階段的適應和經濟轉變具有重大意義。從國際學界將其定在全新世初的二、三千年來看，小黃山等遺址顯然處於這一階段。過去我國學界一般從北方細石器文化來認識這一過渡，但是小黃山等遺址體現了人類在這一過渡階段中表現的適應方式。小黃山等遺址的打制石器和舊石器類型明顯不同，體現了人類利用富裕野生資源的特殊適應。將小黃山等遺址放在全球背景中來研究人類經濟、技術和社會在全新世初的轉變，意義十分深遠。第二，小黃山等一批早期遺址在探索稻作起源上十分重要。農業起源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緩慢的過程。它普遍產生於一種“廣譜經濟”之中。人類在利用各種野生物種過程中，由不同原因造成對某些物種偏愛而導致的“偏差放大”，逐漸加大對某些物種的依賴，最終導致栽培作物的出現。因此，我們不應滿足於尋找最古老的稻穀，或把眼光放在分辨野生稻還是栽培稻上，還應該探索造成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選擇因素，這是農業起源研究最具挑戰性的課題之一。小黃山、跨湖橋及河姆渡等遺址在探索這個戰略性課題上具有潛在的重大科學價值。第三，小黃山等遺址反映了一種富裕採集經濟的特點，這種採集經濟往往可以產生出十分複雜的社會形態，比如北美西北部捕撈鮭魚的漁獵群產生了等級分化的複雜社會，有酋長、平民和奴隸，聚落形態複雜，並出現了各種標誌地位和財產的奢侈品。這說明只要資源充足，無論是採集還是農業經濟，技術和社會結構就會發展到很高的層次。長江下遊資源豐富的史前生態環境，有可能維持規模較大的人口，因此完全有可能形成技術先進、組織結構較為複雜的社會形態，因此生產出像小黃山和跨湖橋那樣的進步陶器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劉軍
上山遺址和小黃山遺址的相繼發現，使浙江新石器時代遺址最早年代上推到萬年左右。全新的文化面貌對我們來說都是初次接觸，感到陌生是自然的事。但是，這次小黃山遺址所展示的三個階段出土標本，提供了可供與跨湖橋遺址和河姆渡遺址相比較的器物，因此小黃山遺址有些器物似曾相識，小黃山遺址出土器物相對於跨湖橋和河姆渡遺址來說，總的看器種簡單，製作較粗糙，具體器物而言，敞口斜肩深腹圜底釜、半環形雙耳罐、紅衣斜腹平底盆、斂口缽、折斂口缽、坦腹平底盤和多角沿器等器物，另外還有小石錛一類石器都可以在跨湖橋遺址或者河姆渡遺址中找到相似的器形，表明它們之間應有聯繫，但是這種聯繫是屬何種性質的聯繫，能否稱先河姆渡文化，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
毫無疑問，小黃山遺址的科學發掘，為我們提供了一批具有地層關係的文化遺存，對認識浙江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文化面貌有重要的幫助，是浙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次突破性進展。
曹兵武
小黃山的發現將上山和跨湖橋關聯起來了，我有幸三個遺址及其出土遺物都看過，感覺它們確實具有密切的聯繫。發掘者劃分的第一段和上山十分相似，但更豐富一些。二段和跨湖橋很相似，但陶器質量沒有後者那么高，也沒有後者那么豐富，石器等就更是這樣。發掘者將其定在距今8000～10000年，時間跨度相當大，在同時期的遺址中遺蹟、遺物也算是豐富的。這三個遺址尤其是小黃山的三個階段讓我們看出在長達2000年裡這個地區一直有一個自己的傳統貫穿下來，值得深思。她更早的來源以及後面與河姆渡怎么接？以目前資料尚有難度，但這2000多年有她強烈的傳統在其中，把她定位在新石器早期，對於我們認識各地區新石器時代區域性文化傳統、農業起源、陶器起源、村落社會起源等問題，這是一批很好的材料。
上山、小黃山、跨湖橋等遺址的分布體現了某種相似性，即都在多山的河谷地帶的高崗上，這對我們認識這個階段聚落選址和人類生產、生活的階段性特徵很有啟發。可以認為小黃山是個比較穩定的村落型遺址，規模很大，灰坑、建築等表明定居程度很高，但在農業不很發達、狩獵採集又很豐富的情況下，是否是永久性的定居？有沒有季節或者其他變化，在進一步分析遺蹟、遺物及今後工作中需要高度關注。還有這裡較早的陶器和水稻遺存，這么重大的兩個發明大致同時代在南中國很多地方幾乎同時出現，究竟是一地發明後傳播，還是各地到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都在自己發明？它們不是簡單的文化因素的發明，必定有一套伴隨的知識系統。早期人類的遷徙能力、文化因素大範圍的同步性等文化現象應該重新認識，應與環境適應和人類行為的分析結合起來研究。
總之，這次小黃山遺址的發現很重要，是近年來長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這幾個遺址聯繫起來，讓我們在探尋長江下游稻作農業與陶器起源及新石器時代文化傳統的淵源方面又邁進了一大步。
張敏
從小黃山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來看，確實要早於河姆渡和馬家浜，因此，小黃山和跨湖橋都應為目前江南地區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小黃山遺址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我認為其發展序列是十分清晰的，其延續的時間很長是可以肯定的，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階段，文化發展是十分緩慢的；小黃山遺址陶器器形簡單，多平底、圜底器，陶質粗疏，裝飾單調。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特徵明顯，應為早於河姆渡、馬家浜的江南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小黃山遺址的面積大，在江南地區非常罕見，是個大型聚落。希望能再繼續做點工作，對江南地區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有更全面的認識；小黃山遺址的發掘，對於探討河姆渡和跨湖橋文化的來源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無疑也提出了新的思考；對於重新認識江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譜系和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考古資料；嵊州小黃山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不含跨湖橋文化遺存），文化面貌獨特，文化序列完整，文化風格一致，可考慮命名為一個新的文化或文化類型。
宋建
小黃山遺址考古發現的意義很重要，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當跨湖橋的文化遺存向學術界展示時，我們曾經為那樣高的發展水平而驚嘆，就當時的知識背景甚至有些不太容易理解。上山的發現，特別是在小黃山所揭示的地層關係，表明在浙江確實存在不同於河姆渡文化、羅家角－馬家浜文化的另外一系新石器文化傳統。這是近年來長江下游地區的重要考古發現，是浙江考古工作者為學術界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從所展示的小黃山三個階段的陶器看，既可以看到文化發展的延續性，也能看到發展過程中比較明顯的階段性，例如在第二階段有一群同跨湖橋所出相似的陶器，表現了明顯的變異，有必要探討它的原因，究竟是階段性的還是文化譜系方面的。另外跨湖橋磨光黑陶的質量似乎比小黃山同類陶器的質量更高，是聚落類型還是埋藏環境的差異所致，也需要做深一步的研究。
儘管14C測年數據所表示的小黃山遺址文化遺存的年代相當早，但是陶器等出土遺物均反映比較進步的特徵。小黃山的第一階段同上山關係密切，有些陶器形制相近，年代基本相接或部分重疊，因此上山雖然早於小黃山，但應該還不是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最初階段。上山和小黃山已經為我們了解不同於河姆渡文化、羅家角－馬家浜文化的先民生存環境與生存方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距探尋長江下游稻作農業起源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裴安平
小黃山遺址的發掘是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要發現。
小黃山遺址三期遺存的陶器皆流行“夾心餅乾”式的夾砂、夾炭陶，外紅里黑，器表普遍施有細泥質的紅陶衣，有的還有礦物顏料的紅陶衣，主要器型有深腹罐、高領罐、圈足器、平底盤、單耳盆等，顯示了作為一個文化整體的基本內涵。此外，小黃山各期又分別與周邊鄰近地區的文化有明顯的來往，其中早期的單耳盆應源於浦江上游的上山遺址，而中期的黑陶器又表明與跨湖橋文化有密切聯繫，與河姆渡有關係的器物雖然比較少，但淺碟形的器蓋體形較大，似乎又是河姆渡文化同類器的前身。
陸建芳
小黃山三個階段的遺物，我覺得文化面貌上還是比較一致的。第一階段和上山遺存毫無疑問可以接上。第二階段紅陶系的東西是第一階段一脈相承發展下來的，但黑陶系的遺存明顯不是小黃山本地發生的遺存，它應該是來源於跨湖橋或受到跨湖橋的影響。明確地講，這應該是兩個文化系列的遺存，兩種文化在這裡交匯，然後共同發展，才導致了後來河姆渡、馬家浜文化的蓬勃發展。浙江先是發現了以黑陶為主的跨湖橋遺存，現在又發現了以紅陶為主的小黃山，工作成就可喜可賀。小黃山文化系列，其獨特性是明顯的，但由於是剛剛發現，所以，更多的信息還有待於更多的工作。就遺址本身而言，必須弄清楚是以居址為主，還是作坊性質，抑或兼而有之。
趙輝（北京大學教授）
小黃山遺址主要遺存的年代顯得很早。在權衡了整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情況後，嚴文明先生提出，這些遺存應當屬新石時代中期的範圍，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按照發掘者的觀點，這些遺存還可分為三段。從器物群的面貌看，小黃山一段和浦江上山遺存有密切關係。二段出現了大量和蕭山跨湖橋遺址十分相似的文化因素，或者兩者本身就是性質相同的一類遺存。由於二段中跨湖橋類因素的大量出現，小黃山一二段之間的銜接顯得有些跳動，聯繫似乎不甚緊密。但兩段都有的細頸壺、大敞口斜壁盆、圈足碗等，又顯示它們之間確有承襲演變的關係。跨湖橋遺存自上個世紀80年代發現以來，其淵源和去向就一直是令人困惑的問題。這類遺存和長江中游皂市下層、湯家崗等遺存有諸多相似之處，卻出現在距離頗遠的浙江，顯得十分突兀。這次小黃山遺址的發掘，為跨湖橋這類遺存在本地找到了部分淵源，是繼續探討這一問題的重要線索。跨湖橋遺存的碳十四年代較河姆渡文化略早，在後者中至今沒有識別出多少跨湖橋的蹤跡。但兩者畢竟地域比鄰，從各自出土的動植物遺存看，它們的經濟生活內容很是接近。因此，文化面貌上的不同究竟是因為兩者分屬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還是另有原因，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隨著小黃山遺址發掘工作的繼續開展，其第三段遺存進一步豐富，可否為上述問題提供線索，也是頗令人期待的事情。總之，小黃山遺址的資料對於進一步探討長江下游地區文化區系及其演變發展的複雜性問題而言，將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
小黃山遺址面積約5萬平方米，是目前已知中國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中面積最大的一處。從發掘開來的1000多平方米的情況看，從一段開始，聚落生活就已經呈現出比較複雜的面貌。遺址A區橫寬25米多的南坡明顯為人工切成了現存寬5米餘的水平台面，北側沿下切的生土壁，再挖一道基槽，似為一頗具規模的建築之殘部。這以南30多米多的區域，約同一高度上，也發現了縱橫多道類似基槽的遺蹟，唯發掘面積有限，整體情況尚待進一步把握。更為矚目的該區域還發現了多座被發掘者稱為儲藏坑的遺蹟。典型的坑深1米左右，一側敞出，有台階進入坑內，坑底往往置放多塊石磨盤。B區有部分儲藏坑的坑口還發現了似為棚戶類圍苫設施的跡象。雖然其功用尚待進一步探討，但集中發現在一個區域，顯示出整個聚落是有一定功能區劃的。由於埋藏環境的原因，遺址的動植物遺存幾乎都已消失殆盡了，但仍檢點出稻屬植物矽酸體。連同石器群中比例甚高的磨盤、磨石等現象，構成復原小黃山聚落生產生活的重要線索。進而隨著對具有如此規模的小黃山聚落定居生活方式和經濟生活內容的綜合研究的展開，也將為南方稻作農業在江浙地區的早期發展研究提供一個關鍵性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