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社會學概念)

在社會學中，“流散”（Diaspora）是指由於戰爭、迫害、殖民、經濟等多種因素，一個群體（通常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宗教背景）從其原居住地分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現象。

這一群體在離開故土後，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中依然保持著對故土的集體記憶、文化傳統的傳承和一定程度的身份認同。例如，他們會通過家族故事、傳統習俗、宗教儀式等方式延續對原鄉的情感與記憶。

同時，流散群體在新的居住環境中會面臨身份認同的重塑和文化的變遷與融合。他們既與故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需要在新環境中構建新的社會關係和文化認同，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體現了空間遷移、文化傳承與變遷、身份認同動態變化等諸多特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流散
• 外文名：Diaspora
• 類型：社會學概念

一、起源與發展

“diaspora”（流散）一詞的前身diaspora在英語中是一個舶來詞，詞源始見於公元前３世紀希臘文版《舊約全書》第２８章，原義指公元前586年猶太人在“巴比倫之囚”後被迫流亡的歷史事件。自20世紀50、60年代起，“流散”這一歷史性概念的含義開始越出特指猶太人族群的外延；進入70、80年代後，隨著全球流動在人數、規模和距離等方面的空前拓展，跨境生存逐漸呈現出常態化的趨勢，由此，飽含著遷徙、別離、故鄉、記憶等諸多豐富內涵的“流散”概念，成為了一個表征這種人群大規模跨境流動狀態及其生存方式的極具涵蓋力的學術術語。原本僅限於描述猶太人被巴比倫人逐出故土後淪落天涯的“流散”生存狀況的辭彙，即大寫的“Diaspora”一詞，在相關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約而同地、並且已經越來越多地被小寫的“diaspora”所取代，學者們賦予了這種小寫形式的“diaspora”以更多的現實含義，它一般指任何在自己傳統家園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其中既包括猶太人流散群體、亞美尼亞流散群體和非洲流散群體，也包括亞洲流散群體、愛爾蘭女性流散群體，甚至同性戀流散群體，等等。不妨可以這樣說，流散研究正是伴隨著“diaspora”內涵的這種拓展而開始悄然興起，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展成為當代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

不過，這僅僅是有關流散研究興起的一種詞源上的解說，從根本上說，流散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與全球化語境密不可分，事實上，正如范可所指出的，只有在全球化語境和全球化視野的關照下談論流散研究才有意義。他借用當代美國知名學者弗里德曼的話指出，流散化（diasporization）本身就是全球化之擴散意義的隱喻，或許，更早從巨觀歷史視野關注這一問題的論述，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湯恩比根據其12卷本的鴻篇巨製《歷史研究》改寫壓縮而成的同名著作。在該書中，湯恩比預言，在未來的世界裡，民族國家將最終為流散社區所取代。同樣的觀點，在阿帕杜萊的《消失的現代性》一書中也有所表達。總之，綜觀當今流散研究領域的大多數文本可知，類似的預言幾乎成為一種主流話語。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得益於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廣泛影響，流散研究正在藉著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國際環境而得以突飛猛進地發展。

《歷史研究》作者 湯恩比

目前，流散研究已經體現在眾多學科的關注之中，且逐漸演化成為一個內涵豐富、交叉性強的研究領域，它覆蓋了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政治學及文學研究等諸多學科，在各領域中的相關研究彼此交織，互相影響。不過，總體上說來，流散研究具有社會學的基本學科特徵，種種流散問題研究的分支領域都離不開社會學的視角，其主要概念如民族、族群、移民、身份、文化等，向來為社會學所關注和強調。儘管如此，這種跨學科、多角度、交叉融合性強的研究領域的核心概念，即“流散”一詞本身，如同其字面上所蘊含的獨特意義一樣，因其現代性的所指和能指的流動性而導致學者們在關於它的定義問題上眾說紛紜，甚至有人認為“流散”是一個含義豐富但無法定義的術語，它的意義總是在多個領域中被不斷予以重構，甚至催生了一系列與此概念相關的辭彙，或者原本意義固定的概念在其研究中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這些概念互相關聯卻又有所區別，它們或者獨立出場，或者混搭亮相。一般來講，與流散研究關係緊密的概念有族群、外來移民、僑民、難民、族群屬性（簡稱族群性）和多元文化主義、跨國主義，等等。其中的大多數概念原本是社會學流動研究、人口流動或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概念，不過，其中一些概念在有關全球化的語境下逐漸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們或被進一步細化，如族群的概念被細化為古典流散族群和現代流散族群；有些則或被逐漸地邊緣化，或演變成為主流研究的核心概念，如跨國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總之，流散研究與這些概念密切相關，辨析這些相關概念在流散研究中的獨特意義，可以從深度和廣度上了解流散研究產生的淵源、發展及其在各個時期的特點，甚至有利於把握跨國流動的未來發展趨勢。

與移民和難民概念相比，移民概念側重於人口從一個國家或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行為本身，更關注遷移的過程和合法性等問題。而流散強調的是一種群體的、帶有歷史文化延續性的分散狀態。移民可能只是個體的行為選擇，而流散往往涉及到一個群體在被迫或因重大歷史事件驅動下的長期分散。例如，一個人通過技術移民的方式從德國到美國工作，這是移民行為；而猶太人在世界各地的長期分散和文化傳承則是流散現象。許多難民現象可以被看作是流散的一種形式。難民是因為戰爭、迫害等原因被迫離開自己國家的人群，他們在國際社會中分散安置，這符合流散在空間位移和被迫離開故土的特徵。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流散群體都是難民。有些流散群體可能是由於經濟因素等非被迫的情況離開故土，如一些為了尋找更好商業機會的商人群體。

二、核心特徵

（一）空間位移

這是流散最直觀的特徵。流散群體離開了他們原來的家園，在地理空間上分布到其他不同的國家或地區。

跨國性與跨地區性：流散群體的空間位移往往具有跨國或者跨地區的特點。這意味著他們跨越了國家的邊界或者從一個較大的地理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例如，在歐洲近代歷史上，由於戰爭和政治動盪，許多東歐人被迫向西歐國家遷移，這種跨越國家界限的遷移使得他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離開了熟悉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來到一個全新的、可能在語言、習俗和制度等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地方。

地理分布的分散性：流散群體不是集中在一個新的地點，而是在多個不同的地點分散開來。以非洲裔人群為例，在奴隸貿易時期，非洲黑人被運往美洲各地，包括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古巴等眾多國家。這種分散性使得他們在不同的地方面臨不同的社會融合和文化適應問題，並且不同地方的非洲裔群體也可能會因為當地環境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文化特點。

（二）集體記憶與故土聯繫

記憶的內容：流散群體的集體記憶包含了對故土的多個方面的回憶。比如對故鄉的地理環境，像山脈、河流、村莊布局等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記憶；對傳統習俗，如節日慶典、婚喪嫁娶等儀式的記憶；對家族和社群關係的記憶，包括親屬網路、鄰里情誼等。例如，海外華人對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的記憶，他們記得家人團聚、貼春聯、放鞭炮等習俗，這些記憶即使在遠離中國的地方也會通過社區活動等方式傳承下去。

記憶的傳承方式：集體記憶通過多種方式傳承。一是通過家庭內部的言傳身教，長輩向晚輩講述家族在故土的歷史、祖先的故事等。例如，許多猶太家庭會在安息日或其他家庭聚會時，講述家族先輩在以色列故土的經歷和猶太民族的歷史。二是通過社區組織的活動，如文化社團、宗教機構等。像印度裔社區會通過印度教寺廟組織宗教儀式和文化活動，來強化對印度文化和故土的記憶。三是通過文化產品，如文學、音樂、繪畫等。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後裔通過創作和傳唱反映非洲故鄉和黑奴歷史的音樂作品，來維繫他們對非洲故土的集體記憶。

海地奴隸將名為“法式鼓舞”（Tumba Francesa）的

故土聯繫的具體體現：流散群體與故土的聯繫體現在實際行動和情感兩個層面。在實際行動方面，他們可能會通過匯款、投資等經濟手段支持故土的發展。例如，許多海外菲律賓勞工定期向家鄉的家人匯款，這些匯款對菲律賓的經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情感層面，他們對故土的新聞、文化動態等非常關注。比如，愛爾蘭裔美國人對愛爾蘭的體育賽事（如愛爾蘭式足球）、文化藝術活動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種情感聯繫使得他們即使身處異國他鄉，依然心繫故土。

（三）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多重身份的形成：流散群體在新的環境中會逐漸形成多重身份。以華裔加拿大人為例，他們既認同自己是加拿大人，會遵守加拿大的法律法規，參與加拿大的社會事務，如投票選舉、加入加拿大的社團組織等；同時，他們也認同自己是華人，會保留華人的文化習慣，如慶祝春節、講中文等。這種多重身份是在與新環境的互動和對故土文化的傳承中逐漸形成的。

身份認同的動態變化：流散群體的身份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環境等因素而動態變化。例如，第二代移民可能比第一代移民對居住國的身份認同更強，因為他們在當地接受教育，更多地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遇到種族歧視事件或者國際衝突涉及到故土時，他們的身份認同又可能會向故土文化傾斜。例如，在中東地區發生衝突時，中東裔美國人可能會更加關注自己的中東民族身份，並且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故土和平的期望。

身份認同的衝突與調和：流散群體在構建身份認同時，可能會遇到衝突。一方面是來自新環境的主流文化對他們的同化壓力，另一方面是他們自身對故土文化的堅守。例如，穆斯林移民在歐洲國家，可能會面臨歐洲世俗化文化與自身宗教文化的衝突。為了調和這種衝突，他們可能會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部分文化習俗的基礎上，積極參與當地社會的公益活動、文化交流等，以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同時也維護自己的文化身份。

（四）文化傳承與變異

文化傳承的內容與方式：流散群體傳承的文化內容包括語言、宗教信仰、藝術形式、飲食文化等多個方面。以義大利裔美國人為例，他們傳承了義大利語，儘管可能只是在家庭內部或者社區的小範圍內使用；他們也傳承了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會定期去教堂做禮拜；在藝術形式方面，義大利歌劇、舞蹈等在義大利裔社區也有一定的傳承。傳承的方式主要通過家庭、社區和教育機構。家庭是文化傳承的基本單位，長輩會教晚輩製作義大利傳統美食等。社區會企業文化活動，如舉辦義大利文化節等。學校也可能會開設義大利語課程或者介紹義大利文化的課程。

文化變異的原因與表現：文化變異主要是由於流散群體與新環境的文化相互接觸和相互影響。在飲食文化方面，墨西哥裔美國人對墨西哥美食進行了改良，因為美國的食材供應和美國人的口味偏好與墨西哥有所不同。例如，墨西哥卷餅在美國可能會加入更多的美式食材，如生菜、乳酪等。在宗教文化方面，佛教在傳入歐美國家後，其傳播方式和部分儀式也發生了變化。比如，歐美國家的一些佛教寺廟在建築風格上可能會融合當地建築的特點，並且在宗教活動的組織形式上也會更加適應歐美人的生活習慣，以吸引更多的信徒。

三、當代流散研究

（一）以“根”為導向的雙重屬地理論

1991 年威廉 • 薩弗蘭（William Safran）在《流散》期刊第一期發表文章《現代社會的流散：家園和回歸神話》，這篇文章具有開創性意義，作為當代流散研究最有影響力的論斷之一，其強調一種以“根”為導向的流散研究範式。薩弗蘭將猶太人的流散作為一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認為猶太人被驅逐出他們歷史上的家園，分散到其他土地上，被迫離開家園的苦難成為猶太流散者的集體記憶，他們將祖先的家園理想化，並把回歸家園作為整個流散群體的集體意識。以“家園”和“回歸”為重要依據，薩弗蘭提出當代流散群體的六個特徵：（1）他們或他們的祖先，已經從一個特定的原始的“中心”分散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外部”地區或異域他鄉；（2）他們保留著關於最初家園的集體記憶、願景或神話——這是一種物理意義上的定位、歷史和歸屬；（3）他們認為他們不屬於——或是不能被他們的移居國完全接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被疏遠和孤立；（4）他們把祖先的家園視為自己真正的、理想的家園，並認為那是他們或他們的後代在條件成熟時最終將（或應該）返回的地方；（5）他們認為應該集體致力於維護或恢復其原始家園及其安全和繁榮；（6）他們繼續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與故土保持聯繫，他們的民族集體意識和團結是由與家園的聯繫來定義的。

典例：唐人街

根據薩弗蘭的觀點，以“根”為導向的家園記憶和回歸神話是當代流散群體的本質特徵，對於身在異鄉的流散者而言，以根源為紐帶能夠對流散群體形成凝聚作用，少數族裔流散群體的集體意識和團結力量能夠提供一種防禦機制，防止移居國對他們的不公待遇。“回歸”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神話的性質，其可以被視為一個末世論的概念（類似基督第二次降臨），大多數的流散者並不實際上或是有意願回歸家園，“回歸”的提出被作為一個烏托邦一或異托邦一讓異國生活變得更容易忍受。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加布里埃爾·謝弗（Gabriel Sheffer）教授同樣強調家園對於流散群體的重要性，其在1986年的文章《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國際政治中的現代流散》和2003年的著作《流散政治：在異國安家》中，深入地闡發了母國和客國雙重屬地對於流散群體的影響。謝弗區分了“古典流散族群”和“現代流散族群”，他指出古典流散族群以猶太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等群體為代表，雖然他們離開故國到異國生存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這些族群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始終都維持著與家園的聯繫，並懷有回歸家園的渴望。現代流散族群的出現以全球化為背景，涵蓋了印度人、義大利人、波蘭人等不同群體。謝弗認為與古典流散族群相比較，現代流散群體不再有強烈的家園回歸意願，一方面他們保持著與家園的聯繫，另一方面他們也積極融入移居國，在“母國一流散群體一客國”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三角關係”(triangular relationship)結構。由於在母國沒有立足之處或不受歡迎，而移居國能夠提供經濟和政治條件上的支持等，大部分流散者在離開家園時都意識到，他們不會再返回故園，這促進了流散者適應、同化，甚至完全融入移居國社會。面對母國和客國雙重屬地，大多數流散者很自然地與兩邊都建立聯結、保持聯繫，他們不認為對兩國的依賴是相互矛盾的，這往往會讓流散者產生一種暖昧的、雙重的或分裂的忠誠。

不論是薩弗蘭的家園回歸神話，還是謝弗的雙重屬地模式，他們都強調母國/家園/根源對於流散群體的重要作用。家園既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空間位置，也是精神意義上的歸屬象徵，其能為漂泊在異鄉的流散者帶來撫慰、信念和凝聚力。在母國和客國雙重屬地的境遇中，是背離根源、融入異國，或是保持身份、宣揚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流散者自己的選擇。無論如何，對於流散者而言，家園/根源始終作為一個參照體系，能夠有意義地解釋他們的過去和現在，並定位於未來，從而支撐流散者在異質文化的環境中構建自我主體。

（二）以“路”為導向的多元場景理論

家園 / 根源對於流散群體至關重要，但歷史上複雜多樣的流散實踐向人們揭示了其他可能性。以跨越大西洋的黑人流散群體為代表，多次的遷徙和輾轉經驗使得他們的故鄉在哪裡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數次的流散經驗和複雜的流散路線削弱了“根源”對於這些黑人群體的重要性。反之，這些黑人流散群體發展出一種更看重具體流散路線的理論，他們以“路”為導向，強調流散主體在多元場景中的動態變化，流散者的文化身份也呈現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和混雜的特徵。

英國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圖亞特 • 霍爾（Stuart Hall）是這一派流散理論的奠基者。霍爾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牙買加的一個中下層黑人家庭，其成長的文化環境及其流散經歷影響了他對於流散者文化身份的見解。他認為關於文化身份有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第一種方式認為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代碼，這些代碼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提供了穩定、不變和持續的價值框架；第二種方式認為文化身份處在變動的過程當中，它既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並非一成不變地取決於固定的本質，而是“在歷史和文化語境中形成的不穩定的認同點或縫合點”。黑人流散者的文化身份不能只用單一的方式來看待，非洲起源和黑人族群特點為他們指出過去的根基和延續，被強行拖入奴隸貿易、殖民進程、流放和遷移的歷史則切斷了黑人與家園的直接聯繫，使他們的文化身份出現斷裂，因此，霍爾主張根據變動和差異不斷更新其流散身份。以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流散者為例，霍爾指出至少有三個因素共同作用於他們的文化身份：對於非洲這個缺席的在場的集體想像，來自歐洲的關於殖民、強占和侵略的霸權話語，以及加勒比本土各種文化聚集的克里奧爾化，這些複雜的文化在場重新塑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

霍爾的學生保羅 • 吉爾羅伊（Paul Gilroy），繼承並發展了老師的思想，其 1993 年的代表作《黑色大西洋：現代性和雙重意識》成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該書打破了以“根”為導向的經典流散研究範式，標誌著當代流散理論的一個轉折點。吉爾羅伊以“路”為導向，強調流散經驗的去領土化和多線形態，推崇一種塊莖狀（rhizomorphic）、路徑化（routed）的流散文化。首先，吉爾羅伊將黑人流散群體放置於“非洲—加勒比—美洲—歐洲”這一跨國網路之中，提出了“黑色大西洋”的概念，作為跨文化跨國界的交流空間，從哥倫布航行和奴隸貿易的發端，黑人流散者就源源不絕地從非洲橫跨大西洋到達西半球。大西洋的歷史持續被黑人的移動所貫穿——他們不僅作為奴隸和商品，還創造和傳播了各種書籍、唱片、宣傳冊，積極地參與到追求解放、自治和公民權的鬥爭之中。其次，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傾向於將某一民族或種族與地理意義上的特定領土相連，吉爾羅伊對這一思想提出質疑。他討論了馬丁 • 德蘭尼（MartinDelany）、W.E.B. 杜波依斯（W.E.B. Du Bois）、理察 • 賴特（Richard Wright）等黑人作家和知識分子的流散經歷，指出幾乎所有這些流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一開始是非裔美國人或加勒比黑人，後來進入到另一種生活中，而這種生活避開了這些特定的標籤，避開了固定的國籍和民族身份觀念。無論他們的流散經歷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他們反覆表達了逃離族群劃分、民族認同，有時甚至是種族本身束縛的渴望。在此基礎上，吉爾羅伊繼續質疑身份認同與“根源”密切聯繫的觀念，並指出以“路徑”來考察身份的變動和調解過程是他更感興趣的話題，平等看待“根源”和“路徑”的意義，能夠削弱非洲中心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本質主義觀念 。總而言之，吉爾羅伊挑戰了“以根源為核心，強調固定起源”的觀點，在以“路徑”為導向的流散理論中，民族起源和家園回歸的權威地位被消解了。

受到吉爾羅伊的啟發，美國人類學家和跨文化研究者詹姆斯 •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進一步闡發了以“路”為導向的流散理論。在 1994 年的文章《流散》中，克利福德一開始就批判了薩弗蘭提出的“猶太流散理想類型”，他指出這種“以根源為導向，以回歸為目的”的模式，並不具有普適性，且不論黑人、印度人等其他族群不屬於這種流散範疇，就連猶太流散群體內部，都對於家園回歸的問題各執一端，爭論不休。隨著全球化時代通訊技術的發展，跨國勞動力市場不斷成熟，國際移民人口激增，曾經被遙遠大陸、浩瀚海洋以及各種政治原因阻隔的家園回歸變得不再困難。在多個地點之間停留、在母國和異國循環居住、跨越地區和國家的旅行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流散經驗不能再以一個真實的或象徵性的家園來表達，而應該以轉移地點、旅行路線和混雜場景等一系列動態維度的網路來界定。對比起源目的論的單一模式，克利福德提出一種部分連線歷史的跨國網路，一種持續移位和重新生成的時間 / 空間交叉，他將其稱之為橫向流散坐標（lateral axes of diaspora），認為“去中心的橫向連結可能與圍繞家園回歸目的論形成的連結一樣重要；而一個共同且持續的關於流亡、苦難、適應和抵抗的歷史，可能與特定的起源神話一樣重要”。

在 1997 年出版的著作《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中，克利福德更進一步探討了路徑與 20世紀晚期文化構成的關係。他指出 20 世紀以來，受到帝國主義的余續、兩次世界大戰的波及，以及工業資本主義破壞性重組的全球性後果這三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全球範圍內跨國界、跨文化的流動實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隨著固定的身份被打破、普遍性的文化受到質疑、家園的意義被顛覆、重新紮根（rerooting）的舉措愈加頻繁，鬆散的連線、破碎的敘事、混亂的秩序成為人們當下的歷史現實——處在一個未竟的全球化動態進程之中。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探討“主體如何定位”的話題具有迫切意義，克利福德認為所謂定位，不是一個定點，而是旅行或行動的路徑，它是一連串的相遇與翻譯的過程，多重的根源與路徑選擇，不同的關係和移置模式，在 20 世紀的脈絡下需要被重新界定。他將酒店大堂、汽車旅館、公共咖啡館、博物館展廳、流動的船和行駛的公車等場域作為文化接觸的時空體，質疑了“文化是具根性的有機體，在某地自然地成長、發生、死亡”這一觀念，指出歷史中的轉移、阻礙與互動路徑能夠清晰呈現文化的生成和再造過程，而身處其中的流動主體也具有多重定位。主體在旅行、流散、轉移和互動實踐中的定位，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政治話語、經濟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由於定位本身就是多重的、聯結的與交叉的，因此無法保證會有共享的觀點、經驗或一致性 。

不論霍爾的混雜文化身份、吉爾羅伊的“黑色大西洋”，還是克利福德的橫向流散坐標，這一派的流散理論朝著越來越開放的世界提出了“主體應該如何定位”的問題。當母國和客國雙重屬地已經不能夠囊括當代流散實踐的複雜程度和多樣形態時，以“路”為導向的流散理論家們重新界定了全球化時代以多元場景和跨國網路為依託的流散經驗。學界通常採用古羅馬兩面神傑納斯（Janus）的形象來比喻流散者 ，傑納斯的頭部前後有兩副面孔，一副看向過去，一副看向未來，代表了過渡的階段和變化的時間。流散者的兩面性與傑納斯不謀而合，他們一面看向家園和過去的根源，一面看向異國和未來的出路，並在故國和異國之間變化著身份。全球化時代的跨國流散者們更甚，他們的蹤跡超越了母國和客國的二元維度，他們身上帶有的不僅是兩副面孔，而是多副面孔，傑納斯的形象給予人們一個啟示：研究者不能只從一個方向介入流散研究，而應該全方位地看待流散現象。

四、跨國問題與跨國主義的流散研究

流散研究的發展也與跨國主義視野的形成及其理論發展密不可分。在19世紀，遠程通信和旅行交通手段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術突破，這直接加速了跨國社會空間的出現。遠洋汽輪、電報等經過改善的新型運輸通信方式，為跨國聯繫的發展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舞台。從此以後，不斷發展的通信運輸革命大大降低了遠程溝通及移動的費用，網際網路的革命性進程更使得跨國現象快速蔓延。

20世紀90年代初期，人類學家在研究美國拉丁美洲移民時發現，在這些移民的流動經歷及實際生活中並不能嚴格地限定其移出國和移入國的空間屬性，為此，他們提出了“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琳達·貝絲(Linda Basch)、尼娜·戈里珂·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和克里斯蒂納·桑東·布蘭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將“跨國主義”定義為：“跨國主義表達了移民群體與他們的移出國和移入國三者之間的支撐關係，藉以維繫與移出國家間的、經濟的、社會的、組織上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關係。它是移民建立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的社會場景的社會過程，跨國移民被理解為建立和維持跨界的家庭、經濟、社會、組織、宗教和政治的多重聯繫的群體，他們用這些多重聯繫來調適或抗拒其移民過程中遇到的困難”(Basch,etal.,1995)。

跨國主義視野的形成及其理論發展從根本上說是以跨國移民的大量出現為基礎的，後者恰恰是現代流散族群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從1991年起為推進流散研究創辦了期刊《流散：跨國研究雜誌》(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該期刊自從創刊後一直是流散研究與跨國主義研究相結合的風向標，其創辦者兼主編卡托洛里安(Tololyan,1991:4)曾明確指出：“流散一詞是具有跨國主義性質的辭彙”。

現在，跨國主義已經成為近年來在西方學術界方興未艾的一種新理論，它注重移民的機動性和跨界性，強調移民的生活取決於跨國社會場景，是與民族主義相對的一種研究進路（陳麗園，2003：71）。民族主義，簡言之是指民族共同體成員在民族意識基礎上形成的對本民族的忠誠和熱愛，認為自己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致力於促進民族利益和提高民族文化，對抗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屬於一種對維護本民族生存和發展權益具有大規模動員效應的意識形態。由此可見，與基於強調本民族優越性的民族主義視野來看待移民問題不同，倡導將移民問題置於跨國主義視野下來研究，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跨國主義”概念提出後不久，阿里加諾·坡茲(AlejandroPortes),、路易斯·噶尼祖(Luis Guarnizo)和帕儲西亞·蘭多特(Patricia Landolt)等又對其進行了新的補充定義，以期使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他們認為“跨國主義”定義的第一個首要限制條件就是移民群體和他們移出國之間的聯繫和交流的形式必須是一種長期並且持續的關係。因此，跨國移民群體應當是幾代移民的連續集合體。也就是說，跨國流動的移民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移民，而是具有跨國特色的移民，他們已經在移入國立足，但又維持著與移出國的多重聯繫。他們認為，這樣的移民最好被理解為“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或者“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s).。

的確，與跨國主義時代的移民不同的是，早期的移民是對不發達狀況的回應（塔皮諾斯，2001：47），為了生存，他們被迫離開經濟不發達或者戰亂的國家。移民生活往往成為一種個人或家庭解決其貧困生活狀況不得不採取的措施。而傳統移民的模式一般是指從移出國向移入國的單向流動過程，移民者自身一般經歷遷移、定居、適應、同化或融入等一系列的線性過程，最終被移入國的文化所融合。美國曾經引以為豪的“大熔爐”理論就是基於傳統移民模式而形成的，“大熔爐”理論斷言來自全世界的各民族移民都將最終在美國這個民族“大熔爐”中熔化成一個新的人群一“美國人”。但是這種傳統的移民模式在目前全球“大熔爐”的面前已經開始逐漸瓦解。從20世紀80年代起，新一輪的移民浪潮席捲全球，但卻呈現出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徵：第一，移民與再移民之間的緣由變得沒有界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再是為生活所迫。做出跨國生活的決定對他們而言也許已成為一種拓展自我更多空間和生活的策略，而不再是一種無奈的舉動；第二，跨國聯繫可以以非官方形式存在，諸如像家庭內部或家族之間的聯繫；或是制度化的，如在移民入境國和出境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各政黨或組織機構、企業等。毫無疑問，現代流散族群顯然是一種具有“跨國主義”特點的群體。

但是，現代流散族群的“跨國主義”特點和其他的跨國群體又有所不同，跨國群體雖然在移民化的過程中與移出國分離開來，但卻依然保留著來自於移出國的各種風俗習慣，這些習慣並不捆綁或者受約於國家及其政策。同時，也不是所有的跨國群體都是流散族群，如全世界的羅馬天主教徙都被認為是一個特殊的跨國群體，但是它們卻不是流散族群。也就是說，只有當身處國外的流散者群體成員與移出國甚至是（移出國及移入國以外的國家）之間發展出某些重要的社會聯繫和象徵聯繫時，他們才可以被稱之為一種跨國群體，否則無異於流亡或偷渡。儘管在流散的原因方面，現代流散族群也是或主動或被動地離開移出國，定居乃至入籍移入國，但對於該群體的成員而言，他們耿耿於懷的卻依然是自身所隸屬的民族或者國家。當這類群體還僅僅是移入國中少數的“異類”群體時，移入國主流社會的精英們或許還能對其不屑一顧；但如果這種流散群體的規模和範圍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持久且成為一種常態的話，尤其是當這種流散群體的人數達到或可以數百萬計的情況下，其潛在的影響必然就會引起人們的深思。如亨廷頓(Huntington,2004)在《我們是誰：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書中將大量操西班牙語的移民族群視為可能從根基上瓦解美國的致命挑戰。一些國際移民學者也一再指出，以貨物、資本、人口日益高漲的跨境流動而體現的“跨國主義”移民現象，已經並將不斷地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

在當今世界上，移民以空前規模在全球流動，幾乎所有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移民的影響。據統計，十年前世界人口中移民的比例為2.8%(Zlotnik,1998:429一468)；今天，全球跨國移民的人數達到2.14億，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跨國移民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數量的3.1%。換言之，全球大約每30人中就有1人是跨國移民，而在已開發國家中，這一比例高達10%（李明歡，2011：1）。跨國移民大潮使得流散研究成為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其研究領域也被進一步拓展到理解各種跨國的社會文化構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