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東波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中國湖北省應山縣
- 出生日期：1915
- 逝世日期：1946
- 職業：革命者
- 信仰：共產黨
- 性別：男
人物生平,人物事跡,
人物生平
7歲放牛拾柴。13歲隨父學裁縫手藝。19歲挑貨郎擔，走村串戶。為行商所需，自學文化，不但學會寫帳，還能閱讀報紙，關心國家時事。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從報紙上得知華北淪陷，憂心如焚。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從竹溝到達應山，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積極回響，聯絡一部分鄉民組成基幹隊，為新四軍站崗放哨，偵察敵情。後被委任為壽山鄉民眾後備隊副中隊長。1940年7月，黨組織派他在壽山新街以開雜貨鋪為掩護，建立情報聯絡站，任站長。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2月，任壽山鄉長。是年，應山遭受特大旱災，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他在全鄉採取“以工代賑，興修水利，救濟災荒”的政策，既解決了當前的饑荒，又為來年抗旱保收創造了有利條件，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受到縣委、縣政府的表揚。並及時總結經驗，在全縣推廣，掀起一場“千塘百壩”運動，多次受到鄂豫邊李先念、陳少敏、許子威等軍政領導人的表揚。訊息傳到延安，黨中央在廣播中特向安應人民祝賀，《解放日報》介紹了安應人民在敵後興修水利、堅持大生產的經驗。1942年春，被提升為壽山區副區長兼區農救會主席。1942年6月，被任命為壽山區委副書記。1945年7月，調鄂中地委工作，參加豫南幹部支隊，開闢新區。1946年6月27日，中原軍區部隊突圍西進，鄂中地委決定原壽山工委書記胡海泉為留守安應隨縣委書記，調他任縣長兼指揮長。並從原安應縣獨立營抽出一個戰鬥排和一部分手槍隊員，共40餘人，組成游擊支隊，交胡、汪二人指揮。為了不讓國民黨發現中原軍區部隊突圍跡象，他指揮戰士們在山上吹號出操、唱歌、練習刺殺等，迷惑國民黨軍隊。主力部隊轉移兩天后，國民黨軍才發覺。於是，集結應山、安陸、孝感三縣軍一擁而來，搶占了趙棚地區。隨後，又開到壽山，形成尾追我突圍部隊的態勢。為了減輕我突圍部隊的後衛壓力，率部開往壽山，牽制敵人。國民黨軍隊與壽山周圍的幾十個鄉公所糾結在一起，千方百計地想消滅胡、汪領導的這支隊伍。由於叛徒通風報信，部隊經常遭到敵人的包圍和堵截，傷亡較大。與胡海泉商議，決定把游擊隊帶到府河以西的隨南，整頓部隊，擴充武裝，開展游擊戰爭。當部隊向西轉移時，國民黨軍隊步步進逼，又連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濘。胡海泉左腿被毒蛇咬傷，行動不便，留在壽山隱蔽治傷。帶領隊伍繼續前進，於7月7日晚，到達府河的青龍潭東岸。正值府河洪水猛漲，一片汪洋，又無渡船。決定泅水過河，被激流衝進河心，卷進漩渦犧牲。
人物事跡
1937年4月，汪東波一家遷居壽山新街，一面耕種，一面經營小雜貨鋪。這時，他的文化知識日有長進，能記賬、計算簡單的收支業務，能寫普通書信，閱讀報紙。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從報紙上得知華北淪陷，憂心如焚。1938年10月日軍侵占應山，他耳聞目睹，深為同胞兄弟被屠殺、蹂躪，義憤填膺，並鼓動鄉民們起來參加抗日鬥爭。
1938年初春，李先念率領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從河南竹溝到達應山，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部隊走後，留下一些幹部在當地工作。汪東波積極聯絡一部分農民，組成基幹隊，參加了抗日的行列。在羅耀寰、柴森、李潔漢等的領導下，他們先是為新四軍站崗放哨、偵察敵情、遞送情報，繼而又協助新四軍鋤奸除害，籌集軍餉。後來，汪東波被委任為壽山鄉民眾後備隊的副中隊長。平時，他帶領青年民兵刻苦訓練，學習殺敵本領；戰時，他帶領民兵積極配合正規部隊抗擊日偽軍。
1940年7月，區委書記羅耀寰派汪東波在壽山新街以開雜貨鋪為掩護建立情報聯絡站，並委任他擔任站長。他和陳兆坤、汪宗有、吳正興等聯絡員，負責偵察陳巷、駱店、魏店、馬坪等地日偽軍的活動情況。為了及時、準確地摸清敵情，有效地打擊敵人，他又發展李文成、劉俊臣等人分別在焦家廟、三座橋等地建立情報分站。這樣，陳巷據點的敵人一出動，前沿分站的同志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可將情報傳遞給情報站，情報站迅速傳遞給區公署及其武裝組織，做好戰鬥準備。
7月8月，日軍到董家壠、陳家咀等村莊騷擾，汪東波為了摸清敵人的情況，便挑起了當年的1940年9月，汪東波由李潔漢、柴森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0月，駱店日軍的暗探張大樹，以走親戚為名到壽山新街，在茶館裡借喝茶之機，刺探新四軍情報，汪東波發覺後，欲親自捉住他，但轉念一想，不能因為這一個人而暴露身份。他一面暗地派人穩住他，一面派民兵以盤查通行證為由，將張大樹扭送到區公署。經審訊，證實這個傢伙的確是個多次來根據地刺探軍情的日偽暗探，於是區公署將其就地鎮壓了，並將張大樹的罪狀張貼在日偽軍占據的陳巷、駱店、魏店附近鄉村，極大地威懾了敵人。此後，日偽軍的暗探再也不敢輕易來我根據地胡作非為了。
1940年農曆正月，區委調汪東波擔任壽山鄉鄉長。這一年，安應縣遭受特大旱災，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汪東波及時召集鄉、保幹部討論制定救災辦法，安撫災民，具體採用了以下措施：一、動員、組織各行手藝人去非災區做手藝活；二、組織青壯年到應城鹽礦做短工；三、開展互助互借運動，號召有糧富戶放債，幹部加保，第二年加“二成”利歸還；四、興修水利，挖塘補堰，富戶出糧，窮戶出力，以工代賑。
在上級黨組織的支持下，汪東波在壽山鄉採取的“以工代賑，興修水利，救濟災荒”的政策，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則，順乎民情，既解決了當前的饑荒之急，又為將來抗旱創造了有利條件，深受農民擁護，大多數開明地主士紳也表示贊成。汪東波的做法得到了安應縣委、縣政府的表揚，並及時在全縣加以推廣。從1942年春起，到1943年春末止，安應全縣掀起了“千塘百壩”運動，多次受到李先念、陳少敏、許子威等黨政軍領導人的表揚。“千塘百壩”運動的情況傳到了延安，黨中央在廣播中特向安應人民祝賀。《解放日報》也把安應人民在敵後興修水利、堅持大生產的經驗，向全國各解放區作了介紹。
1942年春，汪東波升為壽山區副區長兼區農救會主席。這時，抗日戰爭已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敵、偽、頑趁饑荒之年，大肆向根據地進行“掃蕩”、“清鄉”和“蠶食”。黨根據這種形勢，採取了反“清鄉”、反“掃蕩”、反“蠶食”、瓦解敵人、鞏固抗日根據地的方針。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汪東波通過何成章妻子、岳母做工作，委書記胡海泉、區長周漢池提出，主動向區把在馬坪當偽軍分隊長的何成章爭取過來。
何成章在做了一番思想準備之後，終於在1942年5月13日率領全隊36人，步槍30支、手槍一支、輕機槍一挺、子彈一萬餘發、手榴彈100餘枚及其他軍用物品，脫離了日偽軍，棄暗投明，安全抵達壽山西麓的萬字寺。
新四軍五師三十八團和壽山區公署為何成章的反正舉行了歡迎儀式，將何成章的士兵編入第三十八團，團政治處發給何成章一筆獎金，並委任何成章為三十八團某連副連長。這件事給一些偽職人員及其家屬們提供了一個範例，為此後的策反工作樹立了榜樣。
1942年6月，安應縣第五區南北分治，北部五個鄉設立特二區，南部四個鄉改稱為壽山區(有一段時間稱萬壽中心鄉)，汪東波被任命為壽山區委書記，周漢池為區長。周漢池是小地主出身，私塾先生，在壽山一帶名望較高。他開明正直，具有民族正義感。應山淪陷後，黨把他作為重點統戰對象。他積極為新四軍籌集軍餉，後來當選為壽山鄉第一任鄉長。這時，他擔任了區長，與汪東波團結戰鬥，同舟共濟。國民黨應山縣長張勤如曾多次用優厚的待遇要他去任職，都被他嚴詞拒絕了。敵人又使用反間計、陷害他，也被汪東波識破，未能得逞。
汪東波在周漢池的耐心幫助下，文化水平進步很快。這時，他不但可以自己起草文化、寫工作報告，而且還會寫通訊文章。他曾用筆名汪洋撰寫揭露日軍暴行、號召全民抗戰的文章，多次發表在《七七報》、《農救報》上。他還經常擠出時間幫助區抗日兒童團長汪英等人學習文化，給他們講革命故事，啟發、提高他們的覺悟和思想認識。
汪東波關心愛護自己的同志和幹部，對破壞抗日的漢奸卻毫不留情。如潘瑞伍提出打進陳巷偽區公所，掛個日偽壽山鄉聯保主任的職銜，為新四軍採購藥品、文具、食鹽等物資。汪東波表示同意，並一再叮囑他：“要白皮紅心，思想堅定，不要做壞事，只應付敵人。”潘瑞伍表面服從，暗地裡卻兩面三刀，並公開地引導陳巷偽軍強迫民眾從觀音坡到劉家棚一線拆房毀田修建20多華里的公路，替日軍在根據地腹心地區建立據點，死心塌地當了漢奸。
汪東波決定鎮壓漢奸潘瑞伍，在向安應縣委匯報得到批准後，於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指揮武工隊員生擒了潘瑞伍。當晚，將潘瑞伍押送到安應縣公安局，根據他的罪惡，將他處決了。這次鋤奸的鬥爭，震懾了陳巷一帶的漢奸和日偽軍。
1945年4月，李先念率部經過壽山，作短期整訓，接著就西渡府河，收復白兆山根據地。陳巷據點的日偽軍100餘人竄到壽山騷擾，並留下兩個班的日軍及三名偽軍企圖趁麥熟之際，搶我糧食。
汪東波分析敵情時說：“敵人雖只20多人，但武器好，子彈足，我們不能和敵人硬打，只能智取。”5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下著小雨，汪東波趁敵不備，將20多名武工隊員和十餘名基幹民兵，布防在壽山新街南一里許的腳魚山松林里。他自己帶領的兩名武工隊員從街南頭匍匐前進，迅速幹掉了哨兵。此時，早已做好準備的武工隊員和民兵用兩門土罐炮，向街上的敵人開火了。驚恐萬狀的敵人放起大火，既用來照明，又向陳巷據點的日偽軍求救。
陳巷的敵人怕中埋伏，不敢出動。壽山新街的敵人只得背靠背向四面毫無目的地放槍。等槍聲稍停，汪東波又命令武工隊員用土炮轟擊，以此引誘敵人射擊，消耗敵人的子彈。就這樣一直到天亮，鬼子的子彈打完了，狼狽向東逃竄。汪東波命令隊員們乘勝追擊，敵人鬼哭狼嚎地逃回陳巷據點。
事隔不久，安應縣委來信要汪東波移交工作，到鄂中地委去集中，參加豫南幹部支隊開往新區。汪東波臨行前，還親自去做大地主唐子明的工作，要他借出糧食40多石，以解決日偽軍盤踞的壽山新街的受災戶。
日軍無條件投降後，國民黨為了搶奪勝利果實，於1945年9月至次年2月，先後搶占了馬坪、長嶺、平林、大邦、駱店、魏店、陳巷以及壽山東面的王家窪仰山寺等地，企圖將我壽山軍政機關擠走。這時，壽山工委書記胡海泉領導特二、特四、壽山三個區的幹部及武裝人員與國民黨軍隊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總覺得缺少領導力量，於是向鄂中地委組織部寫了報告，請求調回汪東波。
1946年6月，中原軍區突圍，安應縣的部隊和黨政機關也隨軍西進。6月中旬，鄂中地委決定胡海泉為留守安應縣委書記，調回汪東波任縣長兼指揮長，並從原安應縣獨立營抽出一個排和一部分手槍隊員共14餘人，組成游擊支隊，交胡、汪二人指揮。從此，胡海泉和汪東波就率領游擊支隊活動在大悟山到白兆山東西長200餘里，從安陸城到應山在南北寬90餘里的地區。
這一帶有一座吉陽山，為了保住吉陽山陣地，不讓國民黨軍隊發現中原軍區主力有突圍的跡象，汪東波率隊趁黑夜換防，換下原中原軍區十五旅四十四團第三營。山下的國民黨軍隊還以為中原軍區主力仍在山上，不敢進攻。
在主力和安應縣黨政機關轉移兩天后，國民黨軍隊才發覺。於是，就集結了應山、安陸，孝感三縣的國民黨軍，搶占了趙家棚地區，向吉陽山進攻。此時，敵眾我寡，汪東波機智地指揮游擊隊轉移到觀音山與蔽山之間的虎背沖，活動在一萬餘眾的國民黨軍隊空隙間，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這時，大批國民黨軍隊又開到壽山，形成尾追我突圍部隊的態勢。汪東波為了減輕突圍部隊的後衛壓力，率部開往壽山，牽制敵人。他們發動民眾拆毀王家窪敵人的碉堡，趕跑了仰山寺應山頑軍中隊，打擊了向民眾反攻倒算的地主吳傳蔭等，使壽山一帶人民知道共產黨、新四軍還沒有走，當時，老百姓都傳頌：“汪東波是老百姓的保鏢人!”
國民黨軍隊與壽山周圍的十幾個鄉公所糾結在一起，千方百計地想消滅這支隊伍。叛徒劉載之、劉東舟引著敵人趁夜偷襲，汪東波、胡海泉二人率領游擊隊幾經奮戰，才突出重圍。
由於叛徒通風報信，他們經常遭到敵人的包圍和堵截，傷亡較大。因此，汪東波與胡海泉商議，決定把游擊隊帶到府河以西的隨南去，擴充兵員，開闢光山區的游擊戰爭。隊伍向西轉移時，國民黨軍隊步步進逼，又連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濘。不料，胡海泉的左腿被毒蛇咬傷。汪東波帶領隊伍繼續前進，於7月7日晚到達府河的青龍潭東岸。
當游擊隊趕到隕水邊時，已是洪水奔瀉，一片汪洋，又沒有船隻渡水。在這前有洪水擋道，後有追兵的緊急情況下，汪東波決定泅水過河。於是，他先下河試水。當他游到河心時，由於體力疲憊，再加上河水過急，不幸被漩渦捲走，光榮犧牲，時年僅3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