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殖財養民論是薛福成提倡發展機器工業的思想。他認為振興商務必先“講求工藝”，大力發展機器工業。在《用機器殖財養民說》等文中提出：“中國果欲發憤自強，則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庸庵海外文編》卷三，《振百工說》) 認為機器可以“殖財”，即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省人工，降低產品售價，“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
他分析說： 機器具有人工所不具有的能力，採用機器生產，“十人百人之力所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 (同上書，《用機器殖財養民說》)。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品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從而使其市場競爭能力增強。中國如採用機器生產，一定會使商務殷盛，民生富厚，國勢勃興。在西方國家廣泛採用機器生產並向中國大肆傾銷商品的情況下，如果中國繼續採用手工勞動，其產品在質、量、價上都不足以同洋貨競爭，必使國勢更衰，民生更為艱難。薛福成雖未形成科學的價值論，但他把勞動力消耗同產品成本及商品價格聯繫起來說明機器生產的優越性，已初步觸及到了勞動價值論的要旨。把發展機器生產作為振興商務的關鍵，標誌著他已開始擺脫偏重流通的重商傾向。薛福成批駁了“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的謬論，指出發展近代機器生產，振興商務，可以增加就業途徑以養民。設一廠能使千萬人得以謀生，開一礦，則“仰食者不下數萬人或數千人”，建鐵路、開輪船都可使沿途地區增加謀生機會。如不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則“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於本國”(同上)，就會有更多的人在外國商品的衝擊下破產，不能“自食其力”。雖然“富商”是發展機器生產的最大獲利者，但“利歸富商”則利仍在中國，“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