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的兩項之間必然不對稱，出現次數較少的一項，是"標出項"(the marked)，而對立的使用較多的那一項，是"非標出項"(the unmarked)。因此，非標出項，就是正常項。關於標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對立項不對稱的規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標出性
- 外文名：the marked
- 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
- 提出人：特魯別茨柯伊
- 概念出自：一封信
- "非標出項：對立的使用較多的那一項
定義,語言學,文化研究,翻轉,中項,
定義
對立的兩項之間必然不對稱，出現次數較少的一項，是“標出項”（the marked），而對立的使用較多的那一項，是“非標出項”（the unmarked）。因此，非標出項，就是正常項。關於標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對立項不對稱的規律。
語言學
標出這個概念，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布拉格學派的俄國學者特魯別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在給他的朋友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一封信中提出的。特魯別茨柯伊發現，在對立的清濁輔音，如p-b, t-d, s-z, f-v等，兩項之間有相當清晰的不對稱現象：濁輔音因為發音器官多一項運動，從而“被積極地標出”，其結果是濁輔音使用次數較少。因此，特魯別茨柯伊把標出性定義為“兩個對立項中比較不常用的一項具有的特別品質”。
此後許多語言學家在語言學各個領域中，在各種語言中，考察研究標出性已經有大半個世紀之久，但是要到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語言學家才在標出性研究上取得某些基本的理論共識。語言學家發現標出性可以解釋許多語言現象，規律相當穩定，並不局限於印歐語言，在各種語言中都存在，成為語言學家所謂“統計共項”（statistical universals）：在對立的兩個語言現象之間，不對稱是普遍的。而且在形式上，標出項總是比未標出項組成複雜：例如在構詞法上，原詞對衍生詞（play v. player），單數對複數（play v. plays）等；在語法上，例如主動態對被動態（to play v. to be played），凡是長的都是標出項。
著名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於1963年總結了多達13條標出性的特徵之後，提出一個總結性定義：“當語言中有x特徵，也有y特徵時，非標出組分即不包含x的組分”。這話實際上是說：在對峙的兩項中，組成元素較多的（既有x也有y）的一方為標出項。1994年語言教學專家艾利斯（Rod Ellis）標出性：“某些語言特徵，相對於其他更‘基本’的特徵而言，以某種方式顯得比較‘特別’”。也就是說：如果相關兩項之一具有x特徵，另一者具有x+y特徵，那么x就是“基本特徵”，x+y項就具有“以y方式顯得比較‘特別’”的標出性。
格林伯格定義標出項，艾利斯定義標出特徵。兩位語言學家的總結，說的是同一回事：他們的定義都是落在在形態上。標出性從純形式看起來相當簡單，一旦在語用學層面檢查，問題就複雜得多。
功能主義語言學家吉馮（Talmy Givon）仔細總結了語言學中的標出性，認為可以在三個層次上檢查標出問題：在結構複雜性上，標出項結構較長；在分布頻率上，標出項出現次數較少；在認知複雜程度（cognitive complexity）上，標出項更為明顯(more salient)。吉馮解釋說：相比於非標出項而言，要理解標出項的人，需要更多注意力，需要作出更多努力，需要更多“加工時間”。
在吉馮說的三條定義中，形式上“標出項結構較長”可以明確驗證並統計，例如在清濁音不平衡對峙中，濁輔音“標出項結構較長”：在發聲上多一個聲帶振動要素。由此，非標出項（清輔音）之所以使用頻率較多，原因可以歸結為“使用經濟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此原則更精確的表述是所謂Zipf’s Law。美國語言學家Zipf在1931年發現的這條數理語言學定律，在今日用計算機驗證發現極其精確，已經套用在資訊理論，城市規劃等語言之外的領域，在漢語中的套用，至今局限於漢語的計算機模式。此定律必須用統計數學的公式才能說明白，非常通俗簡單的說法是：較短的詞用的較多。但是Zipf’s定律如何適用於漢語這樣詞長短不明顯的語言，不是很清楚。
文化研究
在文化研究中，符號組合的長度不是標出性的必然條件，使用頻率也難於統計甚至難以估計。從文化上看，標出性三特徵------組成較為複雜，出現頻率較少，認知難度較大------三者之間並沒有確定的因果關係，甚至三者不一定在同一個例子中全部出現。
英語中man v. woman的對峙中，man為非標出項，第二詞woman派生自man（來自古英語wifman，即wife+man），比較長，因而比較少用，因而是標出項。由此，既此亦彼兼指男女的“人”，就用非標出項man，例如“人類”作mankind。
但是從文化符號學角度看，“人類”一詞為mankind而不是womankind，原因不在詞的長短，認知難度也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現代女性主義抗議最激烈的一個文化問題，即男性的社會宰制。是男性社會權力，使男性為占據中項的“正常”性別，在不知性別或不分性別情況下，用男性裹挾全部人。這樣，標出性與詞項形態就拉開了距離：詞項形態因語言而不同，例如法語中homme（男人）與femme（女人）沒有派生關係，長度或形式複雜性也沒有明顯不同，但是homme依然有攜帶中項能力，因此femme依然是標出項；再例如漢語中“男人”“女人”長度相同，男女二元對立之不對稱依然存在，例如在代詞中：不分性別時用“他”，性別混雜時用“他們”。
既然在各種文化中，不管詞項形態如何，女性大多為標出項，那么女性標出的原因就不在詞法中，而在文化中。文化範疇的二元對立之間，有大量非此非彼情景，可以稱為“中項”。中項的特點是難以自我界定，經常必須靠即非標出項表達來表達自身。由此可以說，中項偏向的非標出項，就此被認為是正常的，中性的“正項”；中項離棄的標出項，就此被認為是異常的，邊緣的“異項”，
在文化中研究標出性，可以把標出項稱為異項，非標出的稱為正項，非正非異的稱為中項。中項偏邊是任何符號系統（語言或非語言）標出性的常見特徵，是因為標出性與二元對立的“不對稱”聯繫在一起。尤其在對立文化概念中，中項偏邊是共同特徵，中項無法自我表達，甚至意義不獨立，只能被二元對立範疇之一裹卷攜帶，即是只能靠向正項才能獲得文化意義。
符號學家艾科把符號的意義稱為“文化單元”，如果我們就意義，或概念範疇這些“文化單元”展開討論，那么在各種文化之中，各種二元對立，就有超出語言之外的文化標出性，有更多的共通性。因為不受語言形式束縛，文化範疇的標出性遠遠比語言更為普遍：而在語言中，並非每一個語言現象都有與其對立的標出項，例如只有一部分發音有清濁對比，只有一部分詞項有反義詞，而在文化中，有A範疇就會有-A範疇，任何意義範疇都有對立意義範疇，只要有範疇對立，就會有不對稱，就會捲入標出性問題
翻轉
對立文化範疇之間不對稱帶來的標出性，會隨著文化發展而變化：文化的發展，就是標出性變化的歷史。
男女性別對立，是語言學常舉的例子，在文化史上,性別對立中的標出性是不斷變化的：在前文明社會中，男性是標出的。與大部分高等動物（鳥類，哺乳類）一樣，多半是雄性標出。只是史前人類男性除了鬍鬚毛髮體味等生物性符號，已經加上紋身羽飾等人工裝飾：雄性/男性的標出，有助於吸引女性/雌性，而女性/雌性作為正常的主項，無須標出，自然界的這種標出性安排，有利於種族繁衍這個最重要的生存目的。
人類社會進入文明，出現一大特點，就是女性取代男性而標出：女性開始用各種妝飾給自己身上加風格標記，而男性成為以本色示人的非標出主項，這是人類“高級文明”最明顯的風格標誌。到現代社會,女性的刻意裝扮，巨大的百貨公司大部分是女人用品，時裝業靠在女性妝飾上不斷花樣翻新而變成龐大產業。列維-史特勞斯解釋說：女性的化妝是“難以辨認的象形文字，講述的是一個我們無法知曉的黃金時代，他們只能用裝飾圖案來頌揚這個年代，因為她們還沒有其他文字來表述它”。這位偉大的人類學家可能忘了，在那個尚無文字的女權黃金時代，女性根本不在臉上畫圖案。
隨著當代文化超熟發展進入所謂“後現代”，可以看到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標出項，有可能再度翻轉，造成文化的再次否定變遷：例如在前文化中身體公眾性表達（歌舞，競技）為主流，文字表達（甲骨文，金文，楔形文）困難稀少而帶有標記性；在成熟文化中，書寫，印刷等文字公眾性表達為主流,身體的公眾性表達（例如善歌舞的異族）為標出項；而當代文化中身體的公眾性表達重新興盛，體育與娛樂等身體表達又成為文化生活中心，文字表達開始邊緣化因而又開始帶上標記性。
中項
非標出項因為被文化視為“正常”，才獲得為中項代言的意義權力；反過來說也是對的，正是因為非標出項能為中項代言，才被認為是“正常”。中項是各種文化標出關係的最緊要問題。
對立的概念中的一項爭奪到攜帶中項的意義權力，就確立了正項地位，這是文化時時在進行的符號意義權力鬥爭。任何兩元對立文化範疇了兩元對立，都落在正項/異項/中項三個範疇之間的動力性關係中。如正常/異常，智/愚，賢/不肖，健康/病態，清醒/瘋狂，主流/邊緣，開化/化外等等，由於中項的介入和易邊，都處於動態變化之中。
為了能包容中項，非標出項不得不降低標準，例如把大善保留給聖人，把大惡留給魔鬼，而把一般人的道德標準則降到較低水平，這才能讓中項覺得他們自己是正常的：自己的小善即善，自己的小惡也不至於落入惡。中項傾向的善與惡，不是倫理道德問題。而是取決於文化符號的意義解釋：關鍵問題並不在於一個人做了什麼行為，而在於文化如何理解並命名這個行為，從而使中項惡其名而避之。《水經注·誅水》：“孔子至於暮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這才是標出性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