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

梁湘

梁湘(1919 11.06 - 1998 12.13),1919年11月生於華僑家庭,廣東開平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他是第五至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36年年僅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副主任、中共遼寧省西安縣工委書記、西安縣縣長、中共瀋陽市區委書記。1937年,不到18歲的他,不顧母親的反對毅然徒步奔赴延安,之後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出生入死。在深圳創建過程中,以梁湘的仕途起伏最為波折, 他被稱為創建特區最苦時期的“苦官”。他於1998年12月13日0點10分在廣州病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梁湘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廣東開平
  • 出生日期:1919年11月6日
  • 逝世日期:1998年12月13日
  • 職業: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 主要成就:深圳市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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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平

1919年11月6日梁湘出生在廣東開平縣月山鎮博健鄉會龍里
1926年7歲入私塾,入讀開平公益埠縣立國小和博健國小。
1936年年僅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副主任、中共遼寧省西安縣工委書記、西安縣縣長、中共瀋陽市區委書記。
梁湘1981年10月27日左起梁湘1981年10月27日左起
1949年後,1955年1月至1964年8月任廣東省廣州市副市長;
1964年8月至1972年11月任中共韶關地委副書記;
1972年11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第三屆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副書記);
1977年6月至1981年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中共廣州市委第二書記;
1981年2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深圳市委第一書記;
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為副省級市,並成立中共深圳市經濟特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仍由梁湘任書記;成立深圳經濟特區人民政府,梁湘任市長。
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
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
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1986年,成為《半月談》雜誌的封面人物,被推舉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
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籌備組副組長;
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書記;
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1989年9月14日被撤銷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省委常委、委員和海南省省長職務。
1998年12月13日0點10分在廣州病逝。

人物軼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南粵之子》一書中記錄了這樣的一個故事:1981年夏天,國畫大師劉海粟來深。他對梁湘說:“你梁湘在深圳特區率先推行市場經濟、引進外資,搞好了也會有人說你走的是復辟資本主義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會有人說你復辟資本主義!反正一頂大帽子正等著你去戴哩!”梁湘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為黨立功問心無愧,我什麼都不怕,千秋功罪,讓後人評說吧!”
1984年1月24日與鄧小平1984年1月24日與鄧小平
梁湘晚年坐過的輪椅,輪椅是由梁湘晚年的醫生杜克義教授捐贈的。
杜教授是改革開放後來深圳工作的,自認為是梁湘改革的受益者,剛來深圳時他還想如果能親眼見到梁湘就好了。1994年前後,梁湘在深圳市福田醫院住院,杜克義沒想到自己成了梁湘的肛腸主治醫生,在梁湘治病的四年中,兩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當時醫院給梁湘安排了一張輪椅,一用就是四年,梁湘個子高,當時體重超過80公斤,輪椅舊得很快,梁湘也沒想到換,輪椅上的帆布破了的地方,梁湘的夫人用針線縫好繼續用,後來杜教授為了紀念梁湘收藏了這張舊輪椅。
銀行貸款
那個仍處在計畫經濟的年代,國家規定“買醬油的錢不能用來買醋”。而梁湘“斗膽”拍板,要把“死錢用活”,自己擔保,向銀行貸款,把當時只能用來辦工業的貸款搞了基建,這種被認為“透支”的方式遭到內部通報批評。挨了批的梁湘沒停住腳步,他跟相關人員說:“你們大膽辦下去,如果錯了,要追究責任,由我來負責!”
1985年1月起,全國推行梁湘的做法——全國各地的基建投資由原來的國家撥款改為向建設銀行貸款。
招兵買馬 築巢引鳳
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擁有的將相兵馬才僅有2000餘人,寶安縣僅1名工程師。梁湘讓當時的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常委劉波上廣州弄幾百人來,但沒人願意。之後深圳築巢引鳳,出台七條優惠政策。希望通過住房、工資、戶口等方面的優惠籠絡人才。
離職講話
1986年5月22日上午梁湘在市委大樓全市局以上幹部大會上的離職講話:“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
梁湘功績之一梁湘功績之一
我首先表示完全擁護中央和省委的決定。當然此時此刻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靜,原因很多。我是很高興很放心的。有人曾經問我,深圳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說:是年輕。著名詩人艾青來深圳時寫有這樣一段詩:“這裡是年輕的特區,年輕的城,年輕的事業,年輕的人。”胡耀邦同志1983年視察深圳時也說:“英雄出自少年郎!”現在,我們又看到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幹部充實到領導班子來,這是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的表現。我已經是超期服役的年齡了,退下來,讓年輕同志接軌,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
遺囑
最後要說的一點,就是我個人今後的打算。我雖然退居二線,但我要做到“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因為共產黨人講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本色。當然,我在深圳工作了五年多,對特區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感情,對我們一起艱苦奮鬥的同志更有感情。因此,我還是留在這裡,定居在這裡,我時刻關心著特區的每一個發展,每個變化。還希望市長同志給我一個戶口。另外,在我未去之前,就此先立下遺囑,死後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李灝插話:梧桐山有幸埋忠骨!),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國的未來!智利大詩人聶魯達不是有這樣一段詩嗎?“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現我就借用這段話來回答同志們對我的關心。
至於今後的生活,我要在這裡潛心讀書,因為過去實踐得多,學習時間太少,所以,在有生之年還是要好好讀書,特別是有關經濟學方面的。根據特區的經驗,很好地研究一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準備到內地、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搞些社會調查,吸收他們的經驗,這對研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很大幫助的。

人物評價

鄧小平認可梁湘功績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第一次南巡視察深圳,下榻深圳迎賓館桂園別墅。隨後的幾天,鄧小平果然只看不說。但是,在視察途中,他卻不住地詢問。直到1月26日鄧小平離開時,他也沒有給深圳留下隻言片語,當時,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後來,一個令人振奮的好訊息傳到深圳,當年2月1日,大年三十,小平在廣州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深圳迎賓館6號樓大廳牆上,一直將這個題詞掛到現在。
梁湘梁湘
“在深圳真正打開局面的,是梁湘。”原廣東省領導劉田夫對媒體坦陳。
1986年梁湘成為《半月談》雜誌的封面人物,被推舉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
梁湘被稱為創建特區最苦時期的“苦官”。
梁湘之子梁明他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剛來時住在鐵皮屋裡。那時候的深圳只有一條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區。晚上開會看檔案只能躲在蚊帳里,因為蚊子太多。來一年就累得住進醫院”。

為政舉措

他是改革開放最早的試水者,也是一場世紀大變革的犧牲者。他是特區政府第一任市長,抱著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來打深圳,是深圳人永遠懷念的“拓荒牛“。
思想解放,開拓創新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區初立,“思想解放,開拓創新”仿佛就是她的空氣,充盈時精力充沛,缺失時頓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輩們在荊棘叢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氣和擔當,掙脫束縛,打破樊籬殺出了一條中國改革開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換來“蛇口這個試管嬰兒”誕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戰”,頂著“變天論”讓特區變模樣。歷史用“敢闖敢幹,敢為天下先”為深圳這座城市的氣質做了最好的註解。之後數年,特區在種種非議與責難中,歷經著前進、徘徊,又前進、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特區成立將滿28年之際,在財富的積累日益厚重之後,早年那“寧可掉帽子”也要主動改革的先鋒之氣已漸失。
頂著主權帽子招標
特區的每一步都是艱難的。而梁湘總在無畏的一路逆風前行。深圳的第一座高層建築“國際商業大廈”,這個53層高的樓是深圳特區當年第一座高層建築。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這座大樓的施工。省建工部門把大樓的施工任務分配給了省內一家建築公司,但這家公司漫天要價,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漲價三次,它還按老辦法要特區提供基建材料的供應指標等。雙方本談好兩個月,已經打好樁的工地上青草已長了很高,施工卻仍未開始。梁湘聞此,大為惱火。“我就不信沒有張屠夫,我們就要吃帶毛豬?”他跟同事商量後拍板借鑑香港經驗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場公開招標。這樣的創舉等於把省里上級部門手中的權給弄沒了。在那個年代這簡直是在“八級大風中頂風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對的是一場什麼樣的困難,但他不肯後退半步。他鼓勵同事“改革是一場革命,不改革就沒有特區的前途。誰要阻擋特區改革的道路,就把誰撤掉!”不久,省基建部門負責人陪同國家建委一位副主任來到深圳特區,這位負責人對特區建設提出了8條意見,稱不準對港澳公司招投標,這是“主權問題”。
梁湘站起來講了一番話:“競爭促改革,競爭促進步,不管省內還是省外,誰能幹就該誰來乾。特區要率先改革,就得讓省外的基建隊來參與投標,請港澳的建築公司進入特區投標。什麼叫國家主權?大家都清楚,請別拿大帽子嚇人!”這就是梁湘的性格,雖然60多了,卻依然生猛。老一輩的人今天想起這些還覺得很過癮。
頂著變天論建特區
在梁湘離開深圳領導崗位十年之後,深圳發展的基礎基本上還是梁湘和他的戰友們用巨大的手夯實的。
深圳特區應該辦成什麼樣子?這在當時誰也不清楚,也沒有先例可循。當時有意見認為是辦一個封閉式的加工區或辦一個“自由貿易區”,但範圍不要超過兩平方公里。在特區不知駛向何處時,梁湘用行動回答了特區的發展方向問題,在深圳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對深圳經濟發展提出“三個為主”。即產業以工業為主、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產品以外銷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變革換來“變天論”。“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著五星紅旗,一切都已資本主義了”,有人說“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一位從未來過深圳的老同志,聽說深圳“變天”的訊息,竟號啕大哭,認為“流血犧牲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後,中紀委派來了調查組。不久,北京有人發表文章《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然而,梁湘不為所動,仍請來了境內外逾百專家對剛剛擬出的《深圳經濟特區經濟發展的規劃大綱》進行評議。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印製。這份珍貴的文獻成了後來深圳的近十年的實踐大綱。
1982年1月,中央領導同志約見國家計委負責人,當年4月,北京還專門召開了有關深圳的會議,“仍然應該堅持計畫經濟”的論調,讓人開始懷疑特區還會不會繼續的擔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視察了深圳的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梁湘才渡過險灘,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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