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如果大家對於中國過去100多年來的思想的流變有一點基礎的了解，你就會知道全盤西化，或者一種非常激烈的反傳統主張，在過去是大受知識分子歡迎。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有很根本的文化缺陷，必須要徹底的向西方學習，才能夠拯救自己。可是問題是這種想法本身是怎么來的呢？有這么一位學者，他提出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說法，他認為這樣的想法本身正是一種中國式的思維。就是說想要全盤西化這種主張，恰恰是只有中國人才想得出來的一種主張、一種辦法。
作品內容,作者簡介,作品賞析,
作品內容
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的，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本書的作者林毓生教授，林毓生教授是自由主義的大經濟學家、思想家海耶克的弟子，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他的博士學位，已經成為一個經典著作。他提出的一個關於“五四”還有新文化時期的詮釋，跟我們昨天講的李澤厚他所說的啟蒙與救亡的關係一樣，被認為是一個很經典的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詮釋。那么這個詮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他要檢討的就是全盤西化或者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跟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個，看起來好像無關的一個人跟例子，就是毛澤東。我們知道毛澤東推動過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如果你仔細去看馬克思主義，或者列寧主義的原典，你會發現，他們裡面似乎沒有過這樣的一個想法。也就是說文革本身跟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直接的一個來源對應關係。那它到底怎么來的？林毓生就說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他特彆強調革命過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種主觀的因素，終究是被客觀的社會與經濟現實實質所制約的。比較之下，毛澤東則把進行革命和創造歷史實在的決定性作用，歸諸於人的意識。這想法是怎么來的呢？他就認為，或多或少是跟“五四”時期的一些全盤西化的想法，一些激烈的反傳統運動的想法是有關係的。
那么那個關係是什麼呢？我們要講的就是說，原來“五四”時期，很多的知識分子，他們那么樣反傳統。這種想法就是想把文化，把一個國家所有的東西，文化、政治、思想打成一個統一體來看，你要不就要全盤接受，要不就要全盤否定。那么這個想法怎么來的呢？林毓生就歸宿為是秦朝以來，中國帝國的建立和精心提出的，成為欽定儒家教育的有機式宇宙論。
也就是說從中國古代開始，經過特別是他重點去談儒家的影響，在這一兩千年來的影響下面，我們形成一種正統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什麼呢？就是認為，過去我們這種王朝時代，他的皇帝的權威、他的帝制、他的合法性，跟這個宇宙天道，乃至我們日常生活的文化、習慣、禮貌、禮節，各種大大小小的東西，是完全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它們是彼此相關的，它們不是說一塊一塊，它們是整個整合性的結構的。
因此，我們就很容易形成一種想法，什麼想法呢？比如說這裡面就講，就為後來的很多的學者在探討，或者知識人在探討，現代中國該怎么辦的時候，他們的思路基本上是延續以前傳統中國人的思路。比如說他們研究問題的特點是兩個層次的改變，第一個層次是要改變世界觀，改變了世界觀就能夠產生第二個層次，就是改變價值、信仰、系統，然後這種文化上的改變，就能夠促進政治和經濟的變革了。
那么他就說這種想借思想文化，我們看“五四”時期就很流行這種想法，借著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受到根深蒂固的，他的形態為一元論和為治論思想模式的中國傳統文化傾向的影響。第二，想借著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由演變成以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的潛力。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很容易就是把一個國家，它的文化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全部當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來看，受到侵略等等，怎么辦呢？我們就要從思想文化入手。為什麼從思想文化入手能夠改變它的政治命運呢？是因為它的思想文化到它的政治制度，包括官員個人的行為，完全是連在一塊兒的，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林毓生怎么樣去證明他這個說法呢？他就用了幾個人來做例子。比如說拿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個人有很多東西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像陳獨秀跟胡適，立場上面很多東西不一樣。但是在看待全盤西化，或者反傳統這個問題上面，他們卻驚人的一致，表示出一種共同的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種思維方法的特性。
魯迅比較複雜，魯迅有時候會在意到傳統的一些特殊的好處，但是問題是他仍然也是要主張一個全盤西化的。那么我們如果這么看的話，我們會說不是啊，中國知識分子難道想東西就是這么簡單嗎？要不就是全面肯定，要不就是全面否定，一定是這樣嗎？不一定吧。你比如說我們知道清末不是有自強運動嗎？他們說學洋人的什麼，學洋人的技，師夷長技，學他們的船堅炮利，學他們的工業技術、科學發展，但是我們整個文化本體仍然是我們中國的。
林毓生就這么講了，他說沒錯，的確如此，可是我們必須注意，這些自強論者，自強運動人，他們重視思想為主和思想力量這種觀點的基本相似之處。雖然他們所強調的思想和思想內容的直接目的不同，他們肯定中國傳統的正統世界觀，但是他們仍然有一種有機論的想法，就是把什麼東西都連線起來看。
那么這本書對我個人影響也很大，因為看完這本書之後，我雖然後來不一定完全能夠同意林毓生教授的講法。但是我發現，直到今天，我們身邊都還有很多人，特別是影響力很大的人，也像以前的前輩一樣，用這樣的思維方法來思考。比如說影響非常大的柏楊先生，又或者在香港特別流行的陶傑。一個人講中國人的醜惡的，它的劣根性，另一個人講中國文化的DNA，都有一種把整箇中國，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非常複雜的一團東西，簡化成為一個整體。而認為這個整體裡面有一些文化思想上的根本的漏洞，我們只要改變這些，或攻擊他們、打垮他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整個文化就會面目一新。這種想法，難道不就是一種非常簡化的，我們傳統的一元論思維嗎？
作者簡介
林毓生（Yu-sheng Lin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當代著名學者。林毓生，1934年生於瀋陽（原籍山東省龍口）。七歲時移居北京（當時稱作北平），先後畢業於北師附小、北師附中。14歲時隨家人遷入台灣，1958年獲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1960年赴美深造，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哲學博士，1969年至1970年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博士後研究。1970年開始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於2004年退休，改任該系榮譽教授。
作品賞析
《中國意識的危機》於1988出版）、《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1988）、《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1989）、《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合著，1994）、《從公民社會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