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鄉書院

桐鄉書院

桐鄉書院故址位於安徽省桐城市治東三十里孔城鎮中街。孔城,因漢屬桐鄉而得名。 桐鄉書院顯名全國,經典有載,戴鈞衡的《桐鄉書院四議》(即擇山長、祀鄉賢、課經、藏書),清廷曾諭令全國效法,並載入《皇朝正典類纂》。

桐鄉書院因戰火及年久失修,現僅存朝陽樓和《桐鄉書院記》碑。碑記為清翰林、通政大夫羅惇衍撰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桐鄉書院
  • 外文名稱:Tongxiang College
  • 地理位置:安徽省桐城市治東三十里孔城鎮中街
  • 創辦時間:清代
  • 代表人物:戴鈞衡
創辦歷史,書院建築,《桐鄉書院記》碑,簡介,《桐鄉書院記》碑文,戴鈞衡與桐鄉書院,戴鈞衡其人,桐鄉書院創辦始末,辦學理念,擇山長要共議產生,祀鄉賢以正德教,主張課經學格物窮理,藏書籍俾單寒之士有可讀之書,

創辦歷史

據《桐城縣誌》和《桐鄉書院志》載,桐鄉書院建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里人文聚奎、戴鈞衡、程恩綬為教化桑梓,謀設書院,呈知縣陳元中覆核建修。捐得大錢9000串零9820文,購置田產十數處,建房舍五重,設“朝陽樓”、“漱芳精舍”、“講堂”、“內堂”、“後堂”、“課堂”、“倉房”、“帳房”等,辟“曠懷園”,廣植異樹奇葩。
桐鄉書院桐鄉書院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鄉書院開課後,群賢聚首,學子鹹集。清桐城派學者方東樹有詩讚之:“膠庠(炎欠)起漢桐鄉,淳樸山川自一方。峻宇遙峰通一氣,秋陽螟色暖周堂。今來偶共壺觴聚,後會難憑筋力強。信識斯人多俊傑,不因興沒待文王。”
桐鄉書院宗旨為振文風,廣教化,“館同集雅,風雲開科第之基”。桐鄉書院創辦未及3年,成績卓著,縣試,府試,首卷均為該書院弟子所得,頗負盛名。
鹹豐三年(1853年)書院遭兵災。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買程姓屋宇,改建為書院,課士一如既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為“公立桐鄉高等國小堂”。
民國元年後,改名為“桐城縣立第三高等國小”。現為孔鎮學校。

書院建築

桐鄉書院分朝陽樓、瀨芳精舍、講堂、內堂、後堂、課堂、倉房、帳房等部分,另闢有“曠懷園”,廣植異樹奇葩。書院大門兩邊,有浮雕石鼓及石獅,門上嵌戴均衡書“桐鄉書院”石匾額。
桐鄉書院因年代久遠,主要建築今僅存“朝陽樓”一座,東西朝向,高8米,長12米,寬7米,系磚木結構,兩坡頂,上下各三開間,樓層木枋,飾花卉木雕,東西走廊設木欄桿,典雅大方,為課士抒懷之所。

《桐鄉書院記》碑

簡介

《桐鄉書院記》碑,在孔城鎮中街產。
碑橫條形,長1.6米,寬0.45米,厚0.08米,青潤石質。直書38行,全文為423字。楷書陰刻,工整嚴謹,字跡清晰,碑文完整,為道光乙未(1835)翰林院編修、通政大夫羅惇衍撰文,記述書院教化育才的功績,稱讚鄉賢達興學的風尚。
該碑對研究“桐鄉書院”及桐城學風均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桐鄉書院現為桐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桐鄉書院記》碑文

曩歲丁未,予督學安徽桐城,訓導馬國賓以新刊《桐鄉書院課藝》進閱。其文雅正有法,觀其序例,知訓導所以教士者,務根柢而崇正學,欣然譽之。既復以《桐鄉書院志》進請為之記,諾之,而未暇以為,庚戌春,門下士戴生鈞衡來都,復以為請。生即創建桐鄉書院人也。公餘閱志。
桐鄉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煙火數萬家;而其人乃能好義興學,崇禮道,培風化。任其事者,矢以實心;不數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觀,如是鄉校之有益於人才,非明驗哉!今天下府州廳縣,蓋莫不有書院矣,課士者,但以時文、帖體、詩賦,而以經史課者百不二三見焉。課經史者,又第搜羅箋注,否藏人物,求能與諸生講明聖賢之道,考鏡治亂之本,實踐返已之修,以務成明體達用之學,則千不二三聞焉。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傳諸先生,流風未遠,今又得賢訓導為主師,宜乎其教士與!士之所以學者,與世俗異也。吾又觀志載:戴生擇山長,祀鄉賢,課經,藏書四議。知生務正學,自勉以勉鄉人者,與訓導意合。予猶恐知此義者,獨訓導與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從而慕悅之也,乃為言以張之,書授戴生歸,語訓導,堅持此意,以導斯鄉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順德羅惇衍記。

戴鈞衡與桐鄉書院

戴鈞衡其人

戴鈞衡(1814?1855),字存莊,號蓉洲。安徽桐城人。幼年聰穎嗜學,稍長,泛讀百家,撰文賦詩,頗顯才氣。“予年二十,學古文,愛鄉先生耕南劉氏作,揣摩私效。”(《味經山館文鈔?自序》)年二十三,結交許吾田,攻考證學,務為匯古數典之文。其時,自編的《蓉州初稿》,刻印傳贈,以致毛生甫生,梅曾亮,姚瑩等人,驚為異才。年二十七,從游邑人方植之先生,“始知所作皆非”。(《味經山館文鈔?自序》)於是以鄉先輩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為宗,“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
道光二十九年(1849),赴南京參加鄉試,中舉。次年及鹹豐二年(1852),先後兩次入都,參加會試不第。其間結識了曾國藩、邵懿辰、魯一同、楊彝珍、吳敏樹等名流,並得到他們的指教和賞識,深得作文要領,成為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之一。太平軍攻克桐城後,避居臨淮,抑鬱得疾,嘔血而卒,時年四十有三。曾國藩念其故舊,“送戴存莊之侄銀五十兩,為存莊葬事之用。”(《曾國藩全集日記》並親題墓碑,文曰“大清舉人戴君存莊之墓。”
戴鈞衡雖然年僅四十多歲就去世,但留下的作品很能體現出他的創作思想,顯示其文學價值。他關愛民生,倡捐助學,募賑災民,體現出桐城派作家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為民分憂,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鈞衡自幼讀書,不甘為無用之學。每以人心世道為憂,寂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縣利弊,有所見聞,輒作文以言得失。父師恐遭時忌,輒命取稿焚之。及入都,私懷欲言者,更非一事。既念事無難易,得人則成。國無安危,得人則治。”(《味經山館文鈔》卷三《上羅椒生先生書》)諍諍之言,令人感動。他關心教育,頗有心得,除在桐鄉書院廣為施教外,也向羅椒生進言己見。他告誡友人:“每至一省預飭各教官詳察諸生平日學行,賢者,加考語,不肖者,條劣跡以聞,臨試時訪聞屬實,分別獎勵、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與考語劣跡不實者,即行參罷擾貢。拔貢一以採訪品學為先,不以時文小楷為尚。”(《同上》)只有做到因材選用,才能讓那些“登仕版者,無不先留心於經世之學矣!”
(《同上》)才能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
戴鈞衡飽讀桐城派大家方苞、劉大?、姚鼐等人作品,且長時間師事方東樹,繼承並弘揚桐城派文學創作思想,受到時人的讚賞和後人的肯定。曾國藩評價他說:“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後進,義無所讓也。”(《歐陽生文集序》)近人劉聲木評價他:“師事方東樹最久,受古文法,銳志文學,精力絕人,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詩文經學,卓然可表見於世,猶自謂其文理不能征諸實,神不能運於空,氣不能渾於內,味不能餘於外,自以生方苞、劉大?、姚鼐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清史列傳》本傳謂其:“所為文,以才氣勝。其始尚才華,繼好倫理及事之有關實用者。後遭喪亂,益喜為感時論事,表彰忠義節烈之文。”張舜徽先生則稱:“鈞衡之才之學,不逮方、姚,又遠甚。其文辭亦氣弱不能自振。雖欲從方東樹之後,以衛道自任,亦何足以肩斯文之重,徒衍為空論而已。”(《清人文集別錄?味經山館文鈔》),由於他在世的時間短,創作經歷和生活閱歷不夠豐富,散文創作上的貢獻肯定無法與方、姚大家比肩,但他留下了許多作品,且很有史料、文學價值,他在桐城派發展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著有《味經山館文鈔》四卷、《味經山館文續鈔》三卷、《味經山館詩鈔》六卷、《味經山館計續鈔》四卷、《公車日記》二卷、《尺牘》二卷、《書法補商》一七卷、《書傳纂疑》六卷等。
此外,戴鈞衡為保存桐城派大家作品,光大桐城派在文壇上的影響,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戴名世被殺,清廷文網嚴密的情況下,蒐集戴名世散佚作品,彙編成《潛虛先生文集》,為後人研究戴名世及桐城派提供了珍貴的傳世資料。他還會同蘇?元重訂《望溪文集》,與桐城派重要作家方宗誠共同選編《桐城文錄》,與邑友文漢光選編《古桐鄉詩選》。通過他的努力,使許多珍貴的先賢作品得以存世流傳,後來刊刻成集。這些既體現了他對桐城派先輩作家創立的文論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也反映了他對鄉賢文獻作品的保存傳世所作的努力和貢獻。

桐鄉書院創辦始末

清道光年間,桐城的東鄉、南鄉、西鄉相繼建立書院。道光二十年(1840),孔城當地諸生文聚奎、戴鈞衡、程恩綬等人積極奔走,倡儀籌建書院。因孔城漢屬桐鄉而稱書院為桐鄉書院。籌建之初,推舉廩生十數人任董事,籌得資金大錢9000串零9820文,構建房屋5幢,購買田產十數處。有識之事,對創辦桐鄉書院傾力支持,解囊相助,當時北鄉人吳祜臣就是典型代表,“里人議建桐鄉書院,君之尊甫捐錢三十萬,君以為歉,固請加十萬焉。”(《味經山館文鈔》卷四)道光二十一年秋,正式招生開課。書院的辦學宗旨為振文風、廣教化,“館同集雅,風雲開科第之基。”書院的日常事務由數名董事負責管理。書院的教學內容主要為四書五經、詩詞律賦和人倫綱常。
書院制度嚴密,程式井然,賞罰分明,措施有力。用大課、小課、散題課等辦法檢測教學效果,評定學生成績,分出高、低、優劣等次。書院規定每年大課兩次(春秋各一次),春課定於農曆2月15日,秋課定於農曆9月15日。一般情況是在開課前半個月,由書院董事稟請縣令親臨察視,或提請縣令開課前二日發題紙封固加印,屆時當堂拆封。考試內容有明確規定,即四書文一篇,試貼詩一首,律賦一首,經解一首。童生、生監文場各別。參加考試的每人給茶點兩道。交卷時,每名生童發席資七折銀一錢。董事在書院門外張貼成績揭曉日期,生童可以按時到書院查閱課卷,知曉等次。試卷由專人評閱,閱完後,由縣令或有名望的鄉賢甄定甲、乙。對那些成績優異者,獎勵16000文錢,超等生監和童生成績前10名者所作詩文,由書院彙編刊刻。
書院內考試除大課之外,還設小課和散題課。小課次數多寡不定,其試卷請縣學老師,或鄉中賢達評定等次,對優異者的獎賞依照大課標準減半。散題課除農曆正月、臘月及有春秋大課三個月外,每月舉行一次。由於地廣道遠,交通不便,生童難以月月集中應試,書院即採取靈活辦法,設點分散考試,每月初一命題,分送各路聚所(通常20里設一聚所作為臨時考點,一般多設在清靜的禪林中),每月25日集中收閱。成績位居前列者,獎給紙筆,屢居前列者,在大課時另提面試,確是真才,從重獎賞。每逢鄉試之年,停小課,增設決科一名。決科開考前一日,生監各自到書院報名,第二天清晨進院應試。試題預先請縣令擬定,採用“彌封”、“坐號”、“浮票”等措施嚴加管理,試日當堂開拆,以防舞弊現象出現。考試內容與大小課同。考試完畢,試卷密封送請縣令甄別甲、乙,或請鄉中賢達來書院評定等次。成績前10名者發給獎金:第一名獎紋銀1兩;二、三名獎紋銀8錢;四、五名獎紋銀6錢;六至十名各獎紋銀4錢。書院開課結束,諸生自行散去。願意住院肄業者,須自備膏火。若生員在課考中3次超等,童生3次進前10名的,每月補貼膏火紋銀5錢,以資獎勵。書院還規定,生監參加鄉試,補助試資,每人每科最多資助30000文。3年一次鄉試,其間書院大課5次,凡未能完全參加書院大課的,按缺課次數扣減。所有資助款額,由董事親赴金陵發給參加考試的生監。如遇恩科之年,補助試資多寡,視書院當年經費收入情況而定。
桐鄉書院創辦不到三年,生徒廣泛,成績卓著,盛名遠播。至道光三十年,戴鈞衡等人為彰顯書院事功,在京城請通政大夫羅衍撰寫《桐鄉書院記》,文曰:曩歲丁未,予督學安徽桐城,訓導馬國賓以新刊《桐鄉書院課藝》進。閱其文,雅正有法,觀其序例,知訓導所以教士者,務根祗而崇正學,欣然譽之。既復以《桐鄉書院志》進,請為之記,諾之而未暇以為。庚戍春,門下士戴生鈞衡來都,復以為請。生即創建桐鄉書院人也。公餘閱志,知桐鄉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煙火數萬家,而其人乃能好義興學,崇禮道,培風化。任其事者,矢以實心,不數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觀,如是鄉校之有益於人才,非明驗哉!今天下府、州、廳、縣,蓋莫不有書院矣,課士者,但以時文帖體詩賦,而以經史課者,百不二、三見焉。課經史者,又第搜羅箋注,否臧人物,求能與諸生講明聖賢之道,考鏡治亂之本,實踐返己之修,以務成明體達用之學,則千不二、三聞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傳諸先生流風未遠,今又得賢訓導為之師,宜乎其教士。與士之所以學者,與世俗異也。吾又觀志載,戴生《擇山長》、《祀鄉賢》、《課經》、《藏書》四議,知生務正學自勉以勉鄉人者,與訓導意合。予猶恐知此義者,獨訓導與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從而慕悅之也。乃為言以張之。書授戴生,歸語訓導,堅持此意,以導斯鄉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順德羅衍記
從碑記文中可以看出,羅衍對桐城的文化教育十分了解,同時,對桐鄉書院也寄予厚望。此後若干年,桐鄉書院為縣北及周邊地區培養了許多人才,在當時盛名遠播。鹹豐三年(1853),遭兵燹,書院被破壞。同治六年(1867),里人買程姓屋宇,改作書院,課士如先前一樣。隨著新學的興起,在科舉制度廢除的次年,即光緒三十二年(1906)桐鄉書院被改建為公立桐鄉高等國小堂。桐鄉書院有數十年的辦學歷程,培養了一大批鄉里才俊,在桐城教育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如今,尚存桐鄉書院朝陽樓匾額及《桐鄉書院記》碑刻。桐鄉書院朝陽樓已被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辦學理念

桐鄉書院創辦後,為了確保辦學質量,明確辦學思路,戴鈞衡撰寫了《桐鄉書院四議》,從擇山長、祀鄉賢、課經學、藏書籍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充分闡述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宗旨。

擇山長要共議產生

戴鈞衡認為書院中選擇稱職的人士任山長至關重要。山長對於書院教育來說乃是重中之重,選擇什麼樣的人任山長選擇山長的標準是什麼?他在文中都作了詳細論述。他肯定書院工作必由山長負責,由來已久,“山長之名,始於宋,及元時,與學正、教諭並列,為官選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味經山館文鈔》卷二《論議》)。近世雖然有所改變,但仍由官府或大吏推薦,其弊端是“往往終歲弗得見。”
這與眾人擇師和書院管理的要求相悖。因為百姓“為子弟延師,必將使朝夕與居,親承講畫,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資效法,而顧令遠隔數百里不相聞問,以是為教。”(《同上》)定在一個書院之中,必須有山長來統攬全局工作。他說:“竊謂山長必不可無”,山長人選“尤不可忽”(《同上》)因為人們為童子選擇老師,都要“審其學行可宗與否”,何況書院之重,“士類之繁,將合數百十人奉為榘范,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眾而懾世,則人豈樂從之游?”(《同上》)因此,他在桐鄉書院新議章程中明確規定:“山長由董事及諸生議,請經明行修,老成碩德之士”擔任,山長由共議產生,體現民意,這樣才能“有裨於世。”

祀鄉賢以正德教

戴鈞衡在創辦桐鄉書院之初,對書院中崇祀禮儀活動進行了認真思慮,對拜祀場地、內容和對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古者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餘各學,亦四時有釋奠先師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將使來學者,景仰先型,欽慕夙徽,以砥礪觀摩而成德,而亦使有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於其間。”(《同上》)那時全國各地郡州縣,都建有書院,且都開展崇祀之典。大的祭祀活動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小的祭祀活動,大多以祭祀當地先賢。因此戴鈞衡認為孔子大聖,朝廷已經在學宮中祀之,各地書院可以免之。可以“就其地奉大賢以為之主,其餘以次從列。”山長在春秋時節擇日,率諸生行祭。
他歷數桐城的先賢,認為可列入書院祀之者,一一枚舉。“吾鄉唐宋以前,儒者罕見。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國朝,講正學,敦實行者,凡數十輩,其尤著者數人,曰何省齋先生(何唐,正德十六年進士),桐鄉知學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同上》)因為他們在當時影響極大,像方明善先生,講學四方,賴以成學者眾多。方望溪先生學行篤實純粹,惜抱先生生當乾隆,“海內考證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義,先生獨卓識不為所惑,折衷論斷,一歸和平,數先生者,名在當時,功垂奕?,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同上》)祀鄉賢的目的,戴鈞衡闡述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正世俗”,廣教化,育民智。

主張課經學格物窮理

戴鈞衡一生對經學有其獨到見解和認識。他認為“治經者,格物窮理之大端也。”所以說“道術、政事、文藝皆必由治經而入。”(《同上》)為了強調治經對人修身養性的作用,他舉了非常生動的例子,“陸行者,資乎車。水行者,資乎舟。然而水陸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處,苟茫無定向。第飄搖轉徙於天地之間,而靡所歸止,則舟、車徒為苦人之具。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經之舟車也。治經而不求得聖人之心,亦何異飄搖、轉徙於天地哉!雖然舟車不具,無以行也,治經者,舍訓詁、章句、名物、典章,亦無由以入。”(《同上》)他認為治經學見效慢,而為了應付科舉考試,治經學的人就越來越少。他說“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久而久之,“師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學。”(《同上》)戴鈞衡認為經學重師承,“稽之漢代,《詩》、《書》、《易》、《禮》、《春秋》,各有專家,或屢世為之,其學始顯。”當今之時,“習科舉者輕之不求”。
為了在書院扭轉不治經學、輕視經學的現象,他提出了自己的措施,“今與諸生約,人各專治一經,以歲時會課書院山長發問,每經舉數事,各就其所能言以對,對一事者,獎若干。數事倍之。通全經者,歲給膏火常全。通二經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他相信,通過這一舉措,“十年之內,天才優者,必能舉數經,中才必能通一、二。”(《同上》)古人以為“通一經而終身用之有餘,”書院中諸生通過課治經學,每人掌握一經,實現“學與行合,”功莫大也。

藏書籍俾單寒之士有可讀之書

戴鈞衡認為辦好書院,豐富藏書十分重要,對那些貧寒之士來說尤為迫切。他說如今書籍浩若煙海,學者如果“欲以一人一家盡得古今之典冊,勢與力必有不能。即令得之,亦必不能盡讀,即令盡讀,而泛而無統。久之,遂汩沒其性靈,而於道義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同上》)這就象“農夫之殖五穀也,將以為食而養生;紅女之務蠶絲也,將以為衣而暖體。今五穀、蠶絲之不務,而惟蔬菜刺繡之是急焉,豈所以養生暖體之道哉!”(《同上》)他對當時有錢者吝嗇而不購書,無錢者想讀書,苦於無力購買的現象頗有微辭。他認為大都學者,學習中要購的必備之書有數十種,購買齊全要花數百金之多,“有力者,吝而弗求,無力者求而弗得。以故鄉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貧不能聚書,而世家之有書者,子弟多蓄而不觀,而又弗肯以公於寒士。”(《同上》)這些都是造成天下讀書人稀少的主要原因。
他對乾隆初年頒詔書給各郡縣學宮,讓貧寒之士,無力購書者,就近到學宮觀錄的做法大加讚賞,“竊欲取此舉奉行之於書院之中”,這裡明確表示要在桐鄉書院實行此善舉。他還歷數歷朝歷代書院之所以揚名久遠,並聲名不絕,主要原因應歸功於藏書眾多,而招致廣泛影響,“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他對近世創辦書院,不謀藏書於其中的做法,大加批評,以期有識之士在創辦書院中,重視藏書的作用,解決貧寒之士求書、讀書的困難。
戴鈞衡提出一整套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宗旨,並在桐鄉書院教學過程中推而廣之,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許多桐城學者或桐城派作家在各地書院講學中,或多或少受其影響,為其他書院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這也從另一外一個側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熱心教育,關注民瘼,為清代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建言獻策,值得深思和研究,也應引起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關注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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