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快樂鴻溝

東亞快樂鴻溝是指東亞的國家收入水平還很低的時候,收入與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當達到一定水平,這種相關性就會消失。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增加幸福感,但是人們的幸福度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非財富因素。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才能帶來幸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亞快樂鴻溝
  • 外文名:happiness gap
  • 提出者: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教授
  • 別名:幸福鴻溝
  • 主要含義:經濟發展有助於增加幸福感
來源,成因,形成經歷,改善,

來源

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快樂與經濟”的命題,對東亞地區“經濟快速增長而人民快樂不足”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並稱之為“快樂鴻溝”(happiness gap,也作“幸福鴻溝”)。
他指出:“雖然東亞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為國民謀快樂——這一人類的終極追求上卻毫無作為。對全球各國人們的快樂水平進行比較,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樂指數最低。這應該能讓我們稍事停頓,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問題,比如,終極目的、價值問題,經濟成長的代價問題,經濟成長而人們不快樂的理由何在?如何來改善?可以採取的公共對策有哪些?”

成因

專家認為,東亞快樂鴻溝的五個成因:
1、高生產高消費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城市更擁堵,污染更嚴重,還有更多其它形式的環境公害,尤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和工業區這些問題就更為嚴重。而傳統的GDP計量方式恰恰嚴重地忽略了這些問題。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地區的河流及湖泊的原產魚並不適合食用。“在東亞的一些主要城市中,空氣和水污染造成了20萬未成年人的夭折,並帶來了65萬個支氣管炎病例和每年20億個治療帶有呼吸病症的工作日”(Walton 1997)。
2、一般都認為東亞的競爭很強。這也是其所以能取得經濟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過於求競爭,不僅對個人,對整個社會也許都意味要對快樂做出一種犧牲。
3、東亞人的教育方式以及整個文化的影響。他們一心想著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尤其在正式應考制度中),但這卻無益於真正地提高創新能力,也妨礙了他們追求個人快樂和全民幸福。李遠哲認為,“多數台灣學生都擅於考試,他們高中階段的科學和數學成績都表現不錯。但是,高中一畢業,他們就精疲力竭了,等著要告老還鄉了……台灣的教育體系嚴重地束縛了學生的好奇心,造成了對學生創新的阻遏。”這種情況在東亞的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它不僅遏制創新,也不利於人們追求快樂。
4、東亞文化(尤其是它的教育體制)過分強調大同、秩序以及集體的利益,相應地也會造成對個人主義、自由、因而還有對快樂的漠視。當然,不能過分講究個人自由,而東亞國家似乎又誤入了一條方向相反的征途。
研究人員認為,儒家文化中存在一種禁慾傾向。比如“在儒家文化中……禁慾是一個重要元素”,還有“一味追求享樂是低級的,甚至是可恥的”。一個人如果從小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長大,你讓他/她如何能快樂起來。
禁慾傾向還體現在,東亞地區人們第一次性經歷的年紀普遍都偏大(在中國大陸21.9歲、台灣地區21.4歲、香港地區19歲,在日本18.9歲),就全球而言,一般平均年齡是18.1歲,其中美國人年齡最低為16.4歲,巴西16.5歲。
5、東亞文化過分強調面子問題。面子重於真情實感,保住面子要緊。外表重於實際,這一點從東亞的建築風格就可窺一斑。北京的天壇從外表看上去極為壯觀,可是再一看裡面,卻稀鬆平常。大多數西方教堂外表平淡無奇,可是內涵豐富,裝潢極盡工巧。在東亞,很多公寓樓都是浴室和廚房小,而客廳很大;在西方社會,人們管客廳叫起居室或休息室。同樣的房間在東西方社會具有不同的命名,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二者文化上的差別,前者重外在觀感,而後者更在乎內在舒適度。
再比如,在考慮孩子的婚姻問題上,多數西方父母都將婚姻是否給孩子帶來幸福放在首位;而東亞父母首先考慮的是兩個家庭是否門當戶對,以及其它的客觀條件問題。

形成經歷

中國快樂鴻溝的形成,除了具有東亞的一般特徵之外,還具有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
一是經濟發展不平衡;
二是弱勢階層承擔了社會轉型的主要代價;
三是精神文明、社會治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與經濟成長的嚴重不協調;
四是竭林而耕、竭澤而漁、竭礦而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的環境污染,城市盲目擴張和濫耗資源的影響;
五是缺乏健康的價值觀、積極的心態和自我調適能力。

改善

黃有光指出,“東亞的經濟應該朝著更適當的方向來發展。首先,環境質量的保護應該擺在第一優先考慮的位置。我們需要一個潔淨的增長環境,不需要一組髒兮兮的增長數字;第二,我們希望增長能真正地帶來更多快樂。這不僅需要大力節制私人的攀比消費,更應在那些能切實改善福利的領域,如公眾健康、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教育領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還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經費以用於更多新領域的探索,例如人們不快樂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應該在藥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東亞一些地方鼓勵人民消費,而我的觀念是鼓勵投資,節制消費。即使你要鼓勵消費,也應該鼓勵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較低的消費方式,例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絕對不應該鼓勵私人汽車消費。汽車消費有四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費、擁擠、空氣污染、對他人的意外傷亡),又有鑽石性物品的性質(貴重,顯示經濟地位)。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展示,在社會上相互抵消,沒有作用,純粹是浪費,但這種相互競爭卻會給人很大的壓力。
“如果中國能拿今後二三十年將會浪費在私人汽車上的資源的一半,來發展公共運輸,中國大城市將會有全世界所羨慕的現代化公共運輸!相反,中國大城市可能變成交通可怕的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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