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信》是“辛亥著名人物傳記叢書”之一，由林家有編著。 《朱執信》講述了： 朱執信（1885—1920），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該書真實記錄朱執信短暫而光輝的人生。1904年他以官費留學日本，結識了孫中山、廖仲愷等革命黨人。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他被選為評議部議員兼書記。1911年4月，參加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在辛亥武昌起義中，負責策動民軍會攻廣州。廣州獨立後，出任廣東都督府總參議。1912年4月，袁世凱篡權，他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1917年7月為捍衛《臨時約法》，又隨孫中山自上海下廣州，並擔任護法軍政府軍事聯絡和掌管機要文書工作，負責起草《建國方略》。後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朱“從事思想之革新”。1918年，在上海籌辦《建設》雜誌，寫了100多篇評論時政文章，共40多萬字。1920年9月21日，被桂系軍閥殺害於廣東虎門，時年35歲。
基本介紹
- 書名：朱執信/辛亥著名人物傳記叢書
-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
- 頁數：182頁
- 開本：16
- 作者：林家有
- 出版日期：2011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林家有編著的《朱執信》是辛亥著名人物傳記叢書之一，本書遴選出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力求客觀真實地記錄他們的生平事跡，他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響，以及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徵和人生命運，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和人物角度，闡述辛亥革命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功績，揭示其歷史必然性和時代局限性，總結辛亥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圖書目錄
引 言
第一章 早年教育與覺醒
一、出身及家世
二、早年教育
三、留學日本
四、革命思想的確立
第二章 投身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一、加人中國同盟會
二、闡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三、譯介馬克思主義
四、組織留日學界維持會
第三章 光復廣東的鬥爭
一、教書與革命
二、發動會黨和新軍參加革命
三、暗殺水師提督李準
四、戊申、庚戌廣州舉義
五、積極參與“三二九”廣州黃花崗起義
六、在廣東光復中的貢獻
第四章 捍衛共和與維護約法
一、建設共和政權
二、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
三、驅逐廣東軍閥龍濟光
四、襄助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五、協助援閩粵軍建設漳州
六、策劃援閩粵軍回粵
第五章 理論創新與思想發展
一、與時俱進，不斷進步
二、謳歌俄國十月革命
三、參與“五四”和新文化運動
四、呼籲兵的改造
五、重釋孫中山三民主義
六、讚譽馬克思主義
第六章 學術與革命
一、為革命而學術
二、革命與中國的存亡
三、革命與國民的覺醒
第七章 革命與建設
一、“反滿”與共和合一
二、民權與國權並重
三、社會革命與文明進步
第八章 永恆的紀念
一、虎門遇難
二、永恆的紀念
朱執信年譜簡編
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章 早年教育與覺醒
一、出身及家世
二、早年教育
三、留學日本
四、革命思想的確立
第二章 投身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一、加人中國同盟會
二、闡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三、譯介馬克思主義
四、組織留日學界維持會
第三章 光復廣東的鬥爭
一、教書與革命
二、發動會黨和新軍參加革命
三、暗殺水師提督李準
四、戊申、庚戌廣州舉義
五、積極參與“三二九”廣州黃花崗起義
六、在廣東光復中的貢獻
第四章 捍衛共和與維護約法
一、建設共和政權
二、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
三、驅逐廣東軍閥龍濟光
四、襄助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五、協助援閩粵軍建設漳州
六、策劃援閩粵軍回粵
第五章 理論創新與思想發展
一、與時俱進，不斷進步
二、謳歌俄國十月革命
三、參與“五四”和新文化運動
四、呼籲兵的改造
五、重釋孫中山三民主義
六、讚譽馬克思主義
第六章 學術與革命
一、為革命而學術
二、革命與中國的存亡
三、革命與國民的覺醒
第七章 革命與建設
一、“反滿”與共和合一
二、民權與國權並重
三、社會革命與文明進步
第八章 永恆的紀念
一、虎門遇難
二、永恆的紀念
朱執信年譜簡編
主要參考文獻
文摘
五、積極參與“三二九”廣州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中旬，孫中山約集黃興、趙聲、胡漢民在馬來西亞庇能（檳榔嶼）舉行會議，商議再次舉義廣州，成功後，由黃興指揮進攻兩湖，趙聲興師由江西攻南京。為奪取廣州起義勝利，革命黨人在香港設立統籌部總攬一切，優先辦理籌款、購械的相關事情。朱執信、胡毅生、姚雨平、陳炯明等屬於統籌部下的調度課成員，他們經常出入廣州，秘密活動。
在聯絡會黨方面，朱執信再次與廣東番禺的李福林、李雍、李湛、林駒、李伍平，南海的陸常、陸領、李錦、梁炳球，三水的陸蘭清、陸幅，順德的譚義、鄭江、張炳、黎義、陳林、劉世傑、吳培等人聯繫，以備回響起義。
在宣傳方面，朱執信同鄒魯、馬育航、葉夏聲、陳達生、凌子云等編輯出版《可報》。批評時政，影響很大。1911年4月8日，溫生才刺死廣州將軍孚琦後，《可報》藉機報導，言論相當激烈。22日，當局予以查封。
在組織方面，孫中山等人決定精選一批骨幹分子，組成選鋒隊（敢死隊），作為先鋒。選鋒隊初定500人，但實際只有300多人。隊員多由朱執信選定。為接納和隱藏選鋒隊員，朱執信等租賃房舍38處，分置機關，以設公館或米店的方式將軍械掩藏起來。運輸槍枝彈藥則由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等女志士以嫁娶的方式進行。
4月8日，統籌部決定4月18日發動起義。但由於該日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清方嚴加防範，加之美洲等地的籌款和從日本購買的軍械尚未到齊，起義推至26日。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越華路小東營5號建立起義總指揮部。黃興看到清軍在城內搜捕黨人，覺得局勢危殆，為了保存實力，建議由趙聲率領選鋒隊300人到香港暫避。事後，黃興獲悉新軍二標將於月內退伍，若不及時發動，則失去一臂之力。又聞李準從廣東順德調來防營，其士官多為黨人，正可乘機起事，遂將起義時間改為4月27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但由於清方突然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使參加起義人數銳減。黃興遂於4月26日晨決定改期再舉，“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當天，數十秘密機關陸續遭破壞，選鋒隊員分批撤回香港。對於起義一再延期，朱執信感到很無奈，並認為這種做法失信於人，但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服從決定。同時他又立刻赴順德縣樂從墟聯絡會黨，建議會黨改由樂從渡瀾石直趨佛山，進逼廣州。可是到了晚上，黃興又決定孤注一擲，仍按原計畫於4月27日發動起義。朱執信對此甚為不悅。他說：“此次改期之議，余意殊不為然，以已發之命令，不宜隨意變更，且當選鋒群集於廣州之時則不動，至遣散之後則又動，今人數未及當日之半，欲期成功事殊難言。”
儘管如此，朱執信仍以大局為重，坦言：“今日之事，革命也，寧有萬全，既公決舉事，我亦必從行。”27日下午3時，革命黨人紛紛到黃興寓所，聽候命令。當時，朱執信本來有別的任務（發動民軍），無需親臨戰場，激於義憤，他堅決要求參加戰鬥，有人指著朱執信仍舊穿著的兩截長衫風趣地說：？若御此衫奈何能陷陣？”朱執信笑言：“是何難！”遂用刀將長衫下半截掉，手持兩顆炸撣，毅然“從黃鬍子（按，指黃興）去拚命！”朱執信割袍上陣的行為，在黨人中傳開，個個稱讚，成為美談。
27日下午5時30分，為便於進入督署，黃興、朱執信等人喬裝日本人進謁總督。黃興乘第一轎，朱執信乘第三轎。事前，與督署轅門衛兵約定“下轎即揮白布為信號”。但轅門衛兵突然變計，開槍射擊。黃興、朱執信等人英勇反擊，沖人兩廣總督署，與清軍展開激戰。革命黨人四處搜尋兩廣總督張鳴岐，他們投擲炸彈，炸坍牆壁，引起火災。朱執信所帶一隊二十幾人，出總督署不遠正好遇關候補道台李象震乘坐四人轎趕來，轎夫吆喝“李大人來”，眾誤以為是水師提督李準，一齊向其轟擊，當場把他打死。朱執信在衝鋒陷陣中，被後到的選鋒隊員誤擊，傷及胸腿，血染外衣，但他不顧疼痛，仍奮勇作戰。不久，大批清軍到來，衝散了起義隊伍。朱執信知道大勢已去，不可再戰，鎮定地折人橫巷，輾轉行至雙門底，避入林雲陔家中，在林家居住了兩夜。朱執信認為林雲陔家中所藏軍械較多，為安全計，便轉至他處。翌日早晨，他改服換裝，從容不迫地離穗赴港，寄寓胡漢民處。因他這種從容不迫、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朱執信被許多志士稱為是個“不曉得有險字”的人！
南海、順德等地的會黨，因訊息隔閡，未知起義又按原計畫發動並已失敗。他們於4月28日起事，陸領率隊直人杏市、樂從、占領鰲溪公局，繳取器械。次日又取道瀾石灣到佛山。李準獲悉後，馬上派人前去彈壓。會黨與清軍展開激戰後便撤退。順德縣容奇、龍山、九江等地的會黨也紛紛回響，後在清軍的鎮壓下失敗。
參加此次起義的130人中，除少數倖存外，戰死和被捕犧牲的有100多人。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潘達微通過善堂出面，收殮烈士遺骸72具，安葬於廣州黃花崗。在隨後的革命征程中，朱執信對死難烈士們表示了無限的崇敬。1912年他任廣東核計院院長時，與鄧鏗、周之貞、潘達微等向廣東都督呈文，請撥款修建紀念碑文。1919年，他又與鄒魯具名公開登報，廣泛徵集有關黃花崗起義的歷史資料，以備編成信史。
廣州“三二九”起義，歷史上又稱為黃花崗起義，因為起義烈士歸葬之地為黃花崗得名。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黨人的英勇犧牲精神，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促進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一時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雖夙不贊成革命者，得知林時壤、方聲洞、喻培倫等七十二人死義之勇，與海防諸同志據米店為守，以數人抗巡防營千餘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脫險而出之事，無不奔走相告，眉飛色舞。”“由是而清廷上下震恐失措，民眾萬萬愈有‘曷喪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應，則正以三月二十九之役，為之先聲！”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得悉“三二九”起義失敗後，認為此役義軍的勇敢英烈，為世界各國所未曾有，“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起義雖然失敗，“然其影響世界各國實非常之大，而我海內外之同胞，無不以此而大生奮感”。1921年12月，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又稱這次起義之後“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1924年5月2日，孫中山《在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的演說》中又說：“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起來，還可以說是成功。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就是紀念他們當時的志氣，紀念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為國服務的志氣。”
P44-48
1910年11月中旬，孫中山約集黃興、趙聲、胡漢民在馬來西亞庇能（檳榔嶼）舉行會議，商議再次舉義廣州，成功後，由黃興指揮進攻兩湖，趙聲興師由江西攻南京。為奪取廣州起義勝利，革命黨人在香港設立統籌部總攬一切，優先辦理籌款、購械的相關事情。朱執信、胡毅生、姚雨平、陳炯明等屬於統籌部下的調度課成員，他們經常出入廣州，秘密活動。
在聯絡會黨方面，朱執信再次與廣東番禺的李福林、李雍、李湛、林駒、李伍平，南海的陸常、陸領、李錦、梁炳球，三水的陸蘭清、陸幅，順德的譚義、鄭江、張炳、黎義、陳林、劉世傑、吳培等人聯繫，以備回響起義。
在宣傳方面，朱執信同鄒魯、馬育航、葉夏聲、陳達生、凌子云等編輯出版《可報》。批評時政，影響很大。1911年4月8日，溫生才刺死廣州將軍孚琦後，《可報》藉機報導，言論相當激烈。22日，當局予以查封。
在組織方面，孫中山等人決定精選一批骨幹分子，組成選鋒隊（敢死隊），作為先鋒。選鋒隊初定500人，但實際只有300多人。隊員多由朱執信選定。為接納和隱藏選鋒隊員，朱執信等租賃房舍38處，分置機關，以設公館或米店的方式將軍械掩藏起來。運輸槍枝彈藥則由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等女志士以嫁娶的方式進行。
4月8日，統籌部決定4月18日發動起義。但由於該日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清方嚴加防範，加之美洲等地的籌款和從日本購買的軍械尚未到齊，起義推至26日。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越華路小東營5號建立起義總指揮部。黃興看到清軍在城內搜捕黨人，覺得局勢危殆，為了保存實力，建議由趙聲率領選鋒隊300人到香港暫避。事後，黃興獲悉新軍二標將於月內退伍，若不及時發動，則失去一臂之力。又聞李準從廣東順德調來防營，其士官多為黨人，正可乘機起事，遂將起義時間改為4月27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但由於清方突然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使參加起義人數銳減。黃興遂於4月26日晨決定改期再舉，“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當天，數十秘密機關陸續遭破壞，選鋒隊員分批撤回香港。對於起義一再延期，朱執信感到很無奈，並認為這種做法失信於人，但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服從決定。同時他又立刻赴順德縣樂從墟聯絡會黨，建議會黨改由樂從渡瀾石直趨佛山，進逼廣州。可是到了晚上，黃興又決定孤注一擲，仍按原計畫於4月27日發動起義。朱執信對此甚為不悅。他說：“此次改期之議，余意殊不為然，以已發之命令，不宜隨意變更，且當選鋒群集於廣州之時則不動，至遣散之後則又動，今人數未及當日之半，欲期成功事殊難言。”
儘管如此，朱執信仍以大局為重，坦言：“今日之事，革命也，寧有萬全，既公決舉事，我亦必從行。”27日下午3時，革命黨人紛紛到黃興寓所，聽候命令。當時，朱執信本來有別的任務（發動民軍），無需親臨戰場，激於義憤，他堅決要求參加戰鬥，有人指著朱執信仍舊穿著的兩截長衫風趣地說：？若御此衫奈何能陷陣？”朱執信笑言：“是何難！”遂用刀將長衫下半截掉，手持兩顆炸撣，毅然“從黃鬍子（按，指黃興）去拚命！”朱執信割袍上陣的行為，在黨人中傳開，個個稱讚，成為美談。
27日下午5時30分，為便於進入督署，黃興、朱執信等人喬裝日本人進謁總督。黃興乘第一轎，朱執信乘第三轎。事前，與督署轅門衛兵約定“下轎即揮白布為信號”。但轅門衛兵突然變計，開槍射擊。黃興、朱執信等人英勇反擊，沖人兩廣總督署，與清軍展開激戰。革命黨人四處搜尋兩廣總督張鳴岐，他們投擲炸彈，炸坍牆壁，引起火災。朱執信所帶一隊二十幾人，出總督署不遠正好遇關候補道台李象震乘坐四人轎趕來，轎夫吆喝“李大人來”，眾誤以為是水師提督李準，一齊向其轟擊，當場把他打死。朱執信在衝鋒陷陣中，被後到的選鋒隊員誤擊，傷及胸腿，血染外衣，但他不顧疼痛，仍奮勇作戰。不久，大批清軍到來，衝散了起義隊伍。朱執信知道大勢已去，不可再戰，鎮定地折人橫巷，輾轉行至雙門底，避入林雲陔家中，在林家居住了兩夜。朱執信認為林雲陔家中所藏軍械較多，為安全計，便轉至他處。翌日早晨，他改服換裝，從容不迫地離穗赴港，寄寓胡漢民處。因他這種從容不迫、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朱執信被許多志士稱為是個“不曉得有險字”的人！
南海、順德等地的會黨，因訊息隔閡，未知起義又按原計畫發動並已失敗。他們於4月28日起事，陸領率隊直人杏市、樂從、占領鰲溪公局，繳取器械。次日又取道瀾石灣到佛山。李準獲悉後，馬上派人前去彈壓。會黨與清軍展開激戰後便撤退。順德縣容奇、龍山、九江等地的會黨也紛紛回響，後在清軍的鎮壓下失敗。
參加此次起義的130人中，除少數倖存外，戰死和被捕犧牲的有100多人。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潘達微通過善堂出面，收殮烈士遺骸72具，安葬於廣州黃花崗。在隨後的革命征程中，朱執信對死難烈士們表示了無限的崇敬。1912年他任廣東核計院院長時，與鄧鏗、周之貞、潘達微等向廣東都督呈文，請撥款修建紀念碑文。1919年，他又與鄒魯具名公開登報，廣泛徵集有關黃花崗起義的歷史資料，以備編成信史。
廣州“三二九”起義，歷史上又稱為黃花崗起義，因為起義烈士歸葬之地為黃花崗得名。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黨人的英勇犧牲精神，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促進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一時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雖夙不贊成革命者，得知林時壤、方聲洞、喻培倫等七十二人死義之勇，與海防諸同志據米店為守，以數人抗巡防營千餘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脫險而出之事，無不奔走相告，眉飛色舞。”“由是而清廷上下震恐失措，民眾萬萬愈有‘曷喪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應，則正以三月二十九之役，為之先聲！”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得悉“三二九”起義失敗後，認為此役義軍的勇敢英烈，為世界各國所未曾有，“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起義雖然失敗，“然其影響世界各國實非常之大，而我海內外之同胞，無不以此而大生奮感”。1921年12月，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又稱這次起義之後“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1924年5月2日，孫中山《在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的演說》中又說：“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起來，還可以說是成功。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就是紀念他們當時的志氣，紀念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為國服務的志氣。”
P44-48
序言
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統治的時代，爆發了一場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巨大影響的革命，這就是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比較完全意義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同時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中華民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歷史進步的新紀元。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八年後，五四運動爆發；十年後，中國共產黨誕生。辛亥革命開啟的革新開放之門，對於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功績和偉大意義。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開啟思想閘門、傳播先進思想、點燃革命火種、推動歷史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站在時代前列，為追求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動勢力宣戰；他們不惜流血犧牲，站在鬥爭一線浴血奮戰；他們具有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愈挫愈奮，在失敗中不斷汲取和凝聚新的力量；他們適應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時俱進，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和鬥爭的目標。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革命先驅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也才有了以此為開端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斷發展和最終勝利。當然，我們在分析評價歷史人物時，既要看到他們有超越時代的進步性，又要看到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客觀條件影響而具有的局限性與片面性，這是我們在看待歷史人物時應當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就是既不文過飾非，也不苛求前人。
幾十年來，關於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不斷深入，也陸續出版了大量的圖書、畫冊等，但仍然不十分系統和完整，有些出版物受到時代因素和其它客觀條件的影響，難免有失偏頗和疏漏。在即將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刻，團結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本套《辛亥著名人物傳記叢書》，並得到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這充分表明了國家對於辛亥革命歷史研究的重視。這套叢書的出版，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既可以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填補空白和補充資料的作用，同時也是對立下豐功偉績的仁人志士的紀念與緬懷。
為了保證本套叢書的編輯質量，編輯委員會在民革中央的領導下，做了大量認真細緻的組織工作，特別是邀請了著名專家金沖及先生、章開沅先生、李文海先生擔任顧問，他們在百忙之中分別對本套叢書的編輯思想、人物範圍、框架體例、寫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成為本套叢書能夠高質量出版的重要保證。此外，參與本套叢書寫作的。都是在近代歷史和人物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專家學者，他們既有對辛亥革命歷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術功底，又有較豐富的寫作經驗和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我們可以寄希望於本套叢書的出版，會對推動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對弘揚愛國主義，提高民族凝聚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積極的影響。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開啟思想閘門、傳播先進思想、點燃革命火種、推動歷史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站在時代前列，為追求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動勢力宣戰；他們不惜流血犧牲，站在鬥爭一線浴血奮戰；他們具有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愈挫愈奮，在失敗中不斷汲取和凝聚新的力量；他們適應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時俱進，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和鬥爭的目標。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革命先驅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也才有了以此為開端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斷發展和最終勝利。當然，我們在分析評價歷史人物時，既要看到他們有超越時代的進步性，又要看到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客觀條件影響而具有的局限性與片面性，這是我們在看待歷史人物時應當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就是既不文過飾非，也不苛求前人。
幾十年來，關於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不斷深入，也陸續出版了大量的圖書、畫冊等，但仍然不十分系統和完整，有些出版物受到時代因素和其它客觀條件的影響，難免有失偏頗和疏漏。在即將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刻，團結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本套《辛亥著名人物傳記叢書》，並得到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這充分表明了國家對於辛亥革命歷史研究的重視。這套叢書的出版，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既可以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填補空白和補充資料的作用，同時也是對立下豐功偉績的仁人志士的紀念與緬懷。
為了保證本套叢書的編輯質量，編輯委員會在民革中央的領導下，做了大量認真細緻的組織工作，特別是邀請了著名專家金沖及先生、章開沅先生、李文海先生擔任顧問，他們在百忙之中分別對本套叢書的編輯思想、人物範圍、框架體例、寫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成為本套叢書能夠高質量出版的重要保證。此外，參與本套叢書寫作的。都是在近代歷史和人物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專家學者，他們既有對辛亥革命歷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術功底，又有較豐富的寫作經驗和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我們可以寄希望於本套叢書的出版，會對推動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對弘揚愛國主義，提高民族凝聚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積極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