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俘政策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戰場上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和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分別於1938年3月和1937年11月接收了第一批日兵俘虜。為了管理、教育和改造這些日俘，國解兩區分別制定了各自的俘虜政策。雖然這些政策都產生於中國大地，都隸屬於中國抗戰的大背景之下，而且都在指導日俘的改造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解兩區執政者的不同，執政理念的差別以及政治文化的異同，所以造成了兩區日俘政策出現了些許的差別。這些差別表現在對日俘的收容、改造、教育等多個方面。由此，出現了日俘政策。

日俘政策介紹

日俘問題在俘虜產生後就開始引起廣泛關注，並在抗戰時期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救亡日報》等報刊都有相關文章發表。其中代表性的如1939年1-6月間連載於桂林《救亡日報》由邢桐華、馮乃超翻譯，鹿地亘撰寫的《和平村記——俘虜收容所訪問記》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抗戰之初國統區日俘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對俘虜問題的研究更加豐富。有關俘虜管理方面的論著有：徐則浩著《從俘虜到戰友記八路軍 新四軍的敵軍工作》闡述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建立健全敵軍工作機構的過程，對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宣傳工作，寬待俘虜政策等內容都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秋山良照的《中國戰線的反戰士兵》對解放區的反戰組織及日本工農學校做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林春聚、謝林的《第二日俘收容所——鎮遠“和平村”概況》（《貴陽市委黨校學報》1993年第2期）胡朝棟的《鎮遠“和平村”紀實》（《貴陽文史叢刊》）兩篇文章對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軍政部設立在貴州鎮遠的第二收容所（又稱“和平村”）作了詳細介紹，為我們進一步考察國統區的日俘管理狀況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肖冬的論文《抗日戰爭時期在根據地創辦的日本工農學校》（《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介紹了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戰場上被俘的日本士兵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幫助下，逐漸覺醒起來，自願留在中國解放區，創建日本工農學校的過程。王雲風編著的《抗日戰爭中日本人在聖地延安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編者利用其所在的地理優勢——延安，收集和整理了一些目前尚在人世的事件親歷者的回憶錄，讀來使人深有感觸。

有關日俘反戰方面的論著

孫金科所著《國統區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將國統區反戰組織的發展分為準備時期、高潮時期、低潮時期。杜玉芳在《鹿地亘與國統區的在華日人反戰活動》（《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8月第4期）一文中論述了日本著名反戰作家鹿地亘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國統區積極領導和組織在華日人反戰活動的情況。沈殿忠主編的《日本僑民在中國》一書中對國統區的反戰活動也有所提及。李永璞所著《日本被俘士兵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戰活動》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被俘日本士兵在國統區成立反戰組織的經過，成立後的活動以及後來解散的經過和解散後的活動情況。水野靖夫所著《反戰士兵手記》，小林清所著《在中國的土地上》和《在華日人反戰運動組織史話》等，是作者對在華反戰活動親身經歷的記述。杜玉芳的《野坂參三與中國解放區的日人反戰運動》（《理論月刊》2005年第2期）一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抗日戰爭期間野坂參三在延安的活動。孫金科所著《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較全面系統地記述了從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敗降期間，在日本國內、中國解放區、中國國統區等地，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產生、發展和衍變的全部過程。王岳庭所著《在華日本人反戰運動史略》一書也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解放區反戰組織的發展壯大過程及他們的相關活動。日本學術界有：安井三吉的《日本人在抗日根據地的反戰活動的若干特點》及《抗日戰爭時期在解放區的日本人反戰運動》（《近鄰》第3號，1983年3月）；內田知行所著《重慶國民政府和日本人的反戰運動》及《日本人俘虜》（上下）也先後出版。論文方面有：堀井弘一郎的《日中戰爭期間華中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載《歷史學研究》第738號，2000年7月）；秦郁彥的《中國戰場的日本俘虜》（拓殖大學論集——社會科學第1卷1號，1993年4月）等。另外，1987年日本的《中國研究月報》從470期到472期連載了康大川的文章《我的抗日戰爭》,系統地回憶了他根據郭沫若的指示協助鹿地亘指導國統區日本人反戰運動的曲折經歷。為我們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

俘虜政策方面的論著

任彬彤、徐峰的《淺析抗戰時期黨對日俘的政策》（《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一文不僅總結了解放區日俘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而且進一步論述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俘的改造政策。該文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日俘不僅僅是局限於簡單的說服教育，更重要的是憑藉自身優良作風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對其加以薰染，同時還採用了俘虜教育俘虜及設立日俘專門學校的方式來改造日俘。內田知行、水谷尚子的《重慶國民政府的日本人俘虜政策》及井上久士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內俘虜政策的確立》兩篇文章對國解兩區的日俘政策做了專門介紹。但是，討論還不夠充分，研究還不夠深入。此外，菊池一隆著，林琦、陳中譯，朱家駿主編、校譯的《日本人反戰兵士與日中戰爭——與重慶國民政府地區俘虜收容所相關的情況》一書通過採訪尚在世的原反戰人士和鹿地亘本人,著重對以重慶為中心的日本人反戰運動的背景、成立、經過、意義和局限等，參照中日雙方有關資料,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討，尤其對於國統區有關俘虜收容所、優待政策、俘虜自治、俘虜人權等,做了詳盡考察，是國統區日俘政策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

另外，鹿地亘作為國統區反戰組織的親歷者，於戰爭結束後在日本先後出版了《和平村記——常德俘虜收容所訪問記》《脫出》《如火如風》《日本士兵的反戰運動》等多種圖書。特別是由其本人編著的《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資料》（共12卷），更是一部內容非常全面的資料集，其中收集了國解兩區反戰組織成立的時間、地點、活動情況等，尤其對國統區日人反戰活動的記載更是非常之詳盡，包括了反戰組織成員的構成、反戰宣傳的口號，反戰宣傳的活動示意圖、反戰組織出版發行的刊物及俘虜收容所的情況，是我們今天研究反戰活動不可多得的珍貴史.

歡送日軍俘虜大會上，八路軍戰士在唱歌:

抗戰期間到底有多少日軍被俘？

日本士兵向來以難被俘虜著稱，抗戰期間有多少日軍被俘虜眾說紛紜。中共對外公布的戰報有過俘虜日軍人數的統計。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中一共俘虜日軍6213名，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軍投誠。被俘日軍總數為6959名。但1944年10月的統計數字顯示，八路軍、新四軍俘虜日軍約2400人。還有常見的研究數據稱，1940年主動投降的日軍人數僅占當年俘虜日軍人數7%，1942年為18%，1943年增到48%，到1945年主動投降日軍比例升至125%。

而國軍俘虜了多少日軍還沒有完整的統計資料，在一些戰俘收容所和大戰役之後有零星的數據。

國民黨方面設立過兩個日本俘虜收容所。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位於西安，後遷寶雞，從1939年到抗戰結束，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戰俘500餘人”，其中大部分還是“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兵”——1939年以前八路軍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日軍戰俘上交國民政府。

圖註：第三次長沙會戰後被俘虜的日軍士兵

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始建常德，後設在貴州鎮遠縣，1944年後又遷於重慶。該所的日本戰俘“通常是500餘人，最多時達到700餘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1943年7月視察時統計，“自從1937年7月鎮遠收容所開始收容俘虜以來，總計收容603名俘虜，其中有約150名俘虜死亡。”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的重慶分所大約關押過約400人。

作為對外公布的戰報，國軍公開的數字也肯定有誇大。據稱，台兒莊戰役俘虜日軍719人，第三次長沙會戰俘虜日軍139人，印緬遠征軍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這還不包括一些小規模戰役俘虜的日軍數量。

相比於中共軍隊宣稱俘虜的近7千人，即使把國軍兩個戰俘收容所的俘虜人數和戰報中俘虜人數相加，大約也才2600人左右，遠遠低於中共軍隊俘虜的人數。

而日本方面的數據，跟國軍數量較為接近。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說，“隨著遣返輸送的進展，由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總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餘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可見日本方面的數據只有不到2000人。不過岡村寧次統計的僅僅是日軍士兵，不包括隨軍家屬、役夫，還有不少的韓國人、台灣人和琉球人，部分已加入八路軍的日本戰俘也沒統計進去。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在山西平型關伏擊日軍部隊，擊斃日軍1000餘人。這是中日全面開戰以來中方取得的第一次完勝，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不過，這場戰鬥中卻沒能俘虜一名日軍士兵。

日軍戰俘難抓的原因，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一文中曾有過總結：“日兵之死不肯繳械，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但最主要的，是過去華北軍隊對日軍俘虜政策之不正確，採用野蠻的活埋、火燒、剖肚等辦法。故我們今後須加緊對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語的政治宣傳與優待俘虜。”

平型關大捷一個月後，115師343旅再度伏擊一支日軍部隊，才抓住了第一個日軍俘虜，還是八路軍旅級參謀長陳士榘帶人在一間屋子裡抓住了這名俘虜。經審訊，這名俘虜是日軍第20師團第79聯隊輜重兵軍曹加膝幸夫。

國共如何對待日本戰俘？

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布了處理俘虜的命令：“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

抗戰早期中共的宣傳都是抓住日本戰俘後迅速釋放。1939年2月，毛澤東等在《關於優待日軍俘虜的指示》中還要求“在戰鬥中俘獲之日軍俘虜應儘量釋放，多則不超過兩星期，情況許可時則當場釋放，多加宣傳優待。”據一些日本老兵介紹，為了防止被釋放的日本俘虜影響士氣，而日軍長官通常都將獲釋俘虜一律處死。

1940年後，中共將釋放改為教育改造。日軍戰俘一旦留下，所享受的規格待遇很高，比如彭德懷曾要求解決日本戰俘的洗澡問題，劉伯承曾拎著一桶醬菜趕上百里去看望生病的戰俘山田一郎。

圖註：1940年元旦，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以日俘為主）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

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從莫斯科到延安從事戰俘改造活動，野坂1940年5月成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之後又經中共中央軍委批准在延安開辦了一所“日本工農學校”，野坂擔任校長，學校的學員從11人發展到300多人。這些學員參與書寫反戰標語，還有用擴音器直接同日軍士兵談話，增漲其反戰情緒。

八路軍對日俘極為優待，一伙食費比較八路軍菜金增加一倍，一伙食儘量供給的是大米或白面等。工農學校的學員早晚餐兩三個菜，周六加菜，甚至有白酒喝。每個學員每月固定的3元津貼，與八路軍連長待遇相同。在當時延安，3元可以買6斤豬肉，或6隻中等大小的雞。有技術俘虜往往被視為寶貴的資源，比如日軍醫生一般都會被安排在機要部門下屬的醫院中工作。

在2014年9月1日中國民政部公布的三百抗日英烈名錄中，還有一名日本人宮川英男，他在941年被八路軍俘虜，經改造教育後成為共產黨員，1943年由野坂參三調派到山東長清縣作敵偽工作，在被日軍包圍後為了不被俘虜舉槍自殺。包括宮川英男在內，共38名經改造教育後的日本戰俘在對日作戰中戰死，延安方面對這些人評價頗高。

1944年，八路軍曾與日軍有過一次交換戰俘。一架日軍飛機因機械故障墜落，中尉飛行員山田井馬被民兵活捉。沒想到山田是岡村寧次的遠房侄子。渤海軍區決定用山田井馬換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長李震和臨淄縣長李鐵鋒等10餘人，並儘量擴大交換中方被俘人員的數量。之後雙方達成交換協定，日軍釋放了李震等10多人，並“贈送”了一批武器彈藥，八路軍則釋放了山田井馬。隨後，日軍按協定又釋放了第二批被俘人員30多人。

由於國共兩黨的日俘政策都是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制定的，大致上相同，在具體的改造形式上有所區別。有意思的是，目前大陸方面宣揚共產黨優待俘虜的資料特別多，但涉及國軍抗戰中俘虜政策的資料極少，其中原因值得玩味。

近些年網上一直流傳孫立人活埋日軍俘虜，甚至數量達到1200人，但這無從證實，恐非歷史事實。

國軍在抗戰中曾經有過殺俘虜的情況。林彪1937年的《平型關戰鬥的經驗》就明確提到過“‘華北軍隊’曾活埋、火燒日軍俘虜”。史沫特萊在其《中國的戰歌》也提到過：“一個軍官告訴我，抗戰頭幾個月里肉搏中對舉手投降的鬼子決不寬恕。全中國都知道南京大屠殺案，幾十萬老百姓和動不了的傷兵被鬼子殺害了。楊團長一看到懇求饒命的鬼子就高喊:‘殺！殺！殺！’身先士卒，沖向敵人，不留一個活的。”在滇緬會戰抗戰老兵的回憶中，也有過殺俘虜的情況，當時中日仇恨過深，殺日本俘虜的情況在所難免。

被國軍俘虜的日軍

與共產黨採取的就地改造，有一定覺悟後再送往延安不同，國民黨對日俘的管理採用的是收容所的形式進行集中管理，並建立了第一、第二戰俘收容所。

第一戰俘收容所的日俘們一律剃著光頭，穿著灰粗布的外套。如果不是大都穿著木屐，從外觀上看跟當地百姓區別不大。戰俘們每天都會有運動的時間，主要是在操場上打籃球。第一戰俘收容所以日語教育家汪大捷為所長，他提出按照學校教育的方式來管理戰俘。1938年，戰俘營被命名為“大同學園”，校訓是“德法世仇，中日殷鑑；以德報怨，化敵為友”。

第二俘虜收容所別名“和平村”，在貴州鎮遠期間，管理人員堅持善待俘虜的原則，挖水井、修澡堂，建醫務室，帶領日俘上山挖野菜野果，下河游泳捕魚，同時允許日俘讀書看報。國際紅十字會派員到這裡考察，認為和平村優待俘虜，教育管理完善，俘虜的一伙食比中國前線士兵好。

在國統區，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受聘於國民政府進行戰俘改造教育，領導成立了“日本人民反戰同盟”。1941年3月16日，發生成倉進等8個盟員逃亡事件，有些盟員還公開譴責國民黨政府製造“皖南事變”。1941年8月22日，國民政府宣布“反戰同盟，思想不穩”，由政治部下令解散。全體盟員遷移到鎮遠第二戰俘收容所，實施“再訓練”。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在鎮遠組織150多名日本戰俘成立“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和平村工作隊”，編印反戰刊物，並演出反戰劇目和歌曲。

國軍的戰俘管理混亂，讓美國外交官約翰·艾默遜也印象深刻。他在參觀了國民政府府的重慶日俘收容所後說：“這與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本人相比，真是鮮明的對照”。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和世界人士書》講話，其中寬大並迅速地遣返日本戰俘與僑民。當時已經辦理投降宣誓手續的日本官兵，也不再稱戰俘，而稱為“徒手官兵”。戰後國民政府約讓200多萬日本軍民平安返日，不參加占領日本本土，放棄對日戰爭索賠要求以及保留日本天皇制，被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稱為“四大德政”。不過，這些德政更多還是當時美國的決定，還有蔣介石出於國內政治鬥爭考慮的結果。

參考資料：朱鴻召，《日本戰俘延安改造記》；田甜，《國共兩黨的日俘政策比較研究》；唐元鵬，《日本兵被俘虜之後》；楊津濤，《八年抗戰共俘虜了多少日軍？》；袁成毅，《戰後蔣介石對日“以德報怨“政策的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