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樂會

新星音樂會

新星音樂會於1980年9月23日(中秋節)、9月24日在首都體育館舉辦,發起單位是《北京晚報》,參演歌手有朱明瑛蘇小明鄭緒嵐遠征吳國松王靜李默任雁等8位青年歌唱演員。

它的時代意義是宣告新中國流行音樂誕生,它的活動宗旨是推出新人、推薦新歌、活躍民眾文化生活。

新星音樂會獲得很大成功,訊息在網上被熱炒。中國唱片社灌制的“新星音樂會”現場演出實況的唱片,暢銷全國。

基本介紹

籌備過程,大事紀,北京晚報盡力,往事回憶,新聞界助力,活動現場,門票售罄,歌手遺憾,特殊觀眾,結果意義,

籌備過程

大事紀

新星音樂會是《北京晚報》主辦的一項音樂活動。它以“推出新人、推薦新歌、活躍民眾文化生活”為宗旨,選擇了朱明瑛蘇小明鄭緒嵐遠征吳國松王靜李默任雁8位青年歌唱演員,報幕員闞麗君,海政歌舞團和新影樂團兩支輕音樂隊。
新星音樂會籌備之際,《北京晚報》發出“推出新人、推薦新歌”、“聽眾是《新星音樂會》的主人”、“新星展示著未來”、“新星要戒驕戒躁”4篇編輯部文章,以整版的篇幅推薦新人和新歌。
1980年9月19日新星音樂會售票,兩場演出3萬多張票3個小時告罄。
1980年9月23日(中秋節)、9月24日在首都體育館正式上演。
1980年9月24日晚,中央電視台向北京地區播出前一日的實況錄像。
1980年10月1日下午,中央電視台向全國播出新星音樂會實況錄像。
中國唱片社灌制的現場演出的唱片,暢銷全國。
新星音樂會推薦的新人廣為人知,推薦的新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軍港之夜》等,廣為傳唱。

北京晚報盡力

新中國流行音樂發軔,始於1980年。
1979年1月以朱逢博為代表的開拓先鋒率先錄製了新中國第一張流行歌曲個人專輯,宣告新中國流行音樂誕生。1980年那一年,剛剛復刊不久的北京晚報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辦“新星音樂會”,藉此大刀闊斧地“推出新人,推薦新歌”。
“新星音樂會”推薦的以朱明瑛、蘇小明、鄭緒嵐為代表的新人以及以《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軍港之夜》、《咪咪曲》為代表的新歌,經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又經中國圖片社發行上百萬張現場實況唱片,由此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的流行音樂熱浪。國內音樂評論界認為,“新星音樂會”,正式宣告了新中國流行音樂的誕生。

往事回憶

“這些日子,因為埋頭整理北京晚報復刊初期的筆記、信件,20多年前的許多記憶都被喚醒了,恍惚之間,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那個充滿激情與夢想的年代。”回憶起往事,“新星音樂會”的籌劃及組織者之一、時任北京晚報文藝記者的沙青平靜的語氣掩飾不住內心的百感交集:“那時北京晚報剛剛復刊,整個社會正處在思想啟蒙的上世紀80年代之初,是一個大夢方醒、胃口大開的年代。鄧麗君、三四十年代的時代曲、雅爾的合成器、楊百翰、鋼鼓樂隊,我們空空蕩蕩的大腦,一股腦地湧進來如此光怪陸離的音樂形象,讓我們每一天都充滿了對新事物的憧憬與渴求。那時候,晚報文藝記者的‘基本功’就是當晚看完演出立即寫述評,三天兩頭通宵達旦。”
“新星音樂會”的誕生並非一日之功。沙青追憶道:“1980年五六月份,‘南朱北李’,即朱逢博和李谷一的演唱,受到音樂界一些人士的非難。而我們那時站到了她們一邊。1980年7月,當時晚報的總編輯王紀剛囑我採訪蒙冤多年的作曲家劉雪庵,並寫下人物專訪《訪著名作曲家劉雪庵》。由於劉雪庵被錯劃成‘右派’,由於他作曲的《何日君再來》的曠世罕見的離奇遭遇,這位曾經享譽海內外的作曲家,已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20多年。文章發表後,不僅在音樂界引起軒然大波,而且全國報業迅速分成了兩派,唇槍舌劍持續了好幾個月。《何日君再來》的論戰正酣,又一個新戰役——‘新星音樂會’,已經箭在弦上。”

新聞界助力

“那個年代,鄧麗君歌曲的卡式錄音帶剛剛傳入大陸不久,開始時人們只敢在家裡拉上窗簾偷偷聽這所謂的‘靡靡之音’。我們作為文藝記者,天天泡在劇場裡,特別能感受到那個時代人們內心的渴望和需求。人們需要新的音樂語言,新的音樂形象。人們需要藉助新的音樂翅膀,抒發他們已經積鬱太久的思緒和夢想。”沙青介紹說。
職業的敏感性和置身藩籬之外,使當時的新聞媒體最先嘗試著呼喚中國流行音樂的誕生。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和《歌曲》編輯部聯合舉辦了“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活動,有25萬多人次參加評選,產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其中包括《妹妹找哥淚花流》、《潔白的羽毛寄深情》等作品。這一活動被認為是今日流行音樂排行榜的雛形。之後,北京晚報舉辦的“新星音樂會”,更對流行音樂的新人新曲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組合與展示,從而成為其後許多年流行音樂的風向標。“中國內地流行音樂誕生初期的幾大事件都是由媒體操作和推動的;中國流行音樂的接生婆,並非音樂界,而是新聞界,這也是時代弄人的一個真實例證。”

活動現場

門票售罄

北京晚報有關“新星音樂會”的報導,連續多日所用篇幅占去整張報紙的30%乃至40%。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本報舉辦〈新星音樂會〉》的訊息,並用醒目的黑體字註明:“歌壇新星朱明瑛、蘇小明、鄭緒嵐任雁吳國松李默遠征王靜參加演唱 新影樂團輕音樂隊、海政歌舞團輕音樂隊演奏樂曲 新秀闞麗君報幕23日、24日晚在首都體育館舉行”,同時還在訊息旁邊的重要位置配發了署名“本報編輯部”的評論文章《推出新人推薦新歌》,在文中解釋了“新星”的意思和舉辦“新星音樂會”的目的。
緊接著的9月19日和20日,當時四個版的《北京晚報》連續以整個報紙的四分之一、每天一個整版的篇幅進行了《歌壇新星競芳華》的專題報導,對“新星音樂會”的歌手和樂團進行了詳細介紹;還在9月19日的版面下方為“新星音樂會”特意刊登了一則當時罕見的廣告。
1980年9月24日,北京晚報頭版頭條發表了《〈新星音樂會〉昨晚首場演出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的訊息和“本報編輯部”的評論《新星展示著未來》,還在四版頭條刊登了“新星”們的合影照片以及《著名作曲家劉雪庵昨晚出席〈新星音樂會〉》的訊息;1980年9月25日,北京晚報頭版刊發“本報編輯部”的《新星要戒驕戒躁》一文,四版大篇幅刊登《觀眾盛讚〈新星音樂會〉》報導……
回憶起當時演出的盛況,沙青說:“對外售票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都興奮得睡不著覺,尤其是我的頂頭上司、文體組組長李士民,怕票賣得不好,徹夜未眠。19日一早,我遵囑趕到首都體育館查看賣票的情況。不到7點,排隊買票的長龍已經從首體的售票處門口一直綿延到了動物園!到隊伍前面一打聽,都是凌晨一兩點來排隊的。這下一塊石頭落了地。9點開始正式售票,不到3個小時,兩場演出3萬多張票就全部賣光了!”
1980年9月23日(中秋節)、24日,“新星音樂會”在首都體育館隆重上演。9月24日晚,中央電視台向北京地區播出“新星音樂會”實況錄像。10月1日下午,中央電視台向全國播出新星音樂會實況錄像,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
值得一提的是,因卡式錄音機的出現已陷入困境的中國唱片社,因為在“新星音樂會”演出現場架了一副麥克風,將現場演出實況灌製成唱片,一舉扭虧為盈。直到今天,這套曾經在全國被廣為播放的“新星音樂會唱片,還是網上的收藏佳品。
如今的作家沙青,在為北京晚報50周年徵文所寫的《歷史尚未遠去——寫給27年前新星音樂會的參與者》一文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新星音樂會已成為一段溫暖的集體記憶,成為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音樂發軔時期的一座里程碑,同時也成為一張報紙與她的讀者休戚與共、相濡以沫的歷史實證。”

歌手遺憾

當時年僅13歲的程琳和歌手李默同在海政歌舞團,當時憑藉一首《小螺號》已經在民間小有名氣。李默入選新星音樂會後,曾經主動向鐵池推薦:“我們團有個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錯,要不要一塊兒試試?”鐵池琢磨了一下:“夠嗆,我們現在就頂著雷呢,再弄個才13歲的小孩上去,這我們不敢。”另一位未能參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爭議漩渦之中的李谷一。“你們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為了避免招致非議,在挑選歌手時,記者們已經有所考慮,不僅要請通俗唱法的歌手,還要請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參加。不過,鐵池至今還有個遺憾,就是音樂會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吳國松,而且由於找不到合適的男聲原創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議下,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編譯而來的《男子漢宣言》。

特殊觀眾

就在籌備新星音樂會之前,剛剛復刊不久的北京晚報,曾在副刊上組織了一場對老電影《孤島天堂》的討論。當年這部抗日題材的愛國電影中,曾有一首著名的插曲名為《何日君再來》,但是在“文革”期間,這首歌曲卻成了“反動歌曲”,作曲家劉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晚報副刊的那次討論,實際上是對那部電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撥亂反正。當時在副刊工作的鄧壯把見報後的討論文章蒐集在一起,送到劉雪庵位於廣安門外的家中。當時,老人已經因為腦血栓而偏癱,講不出話來。在那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簡陋的小平房裡,留給鄧壯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雙一直不停流淚的眼睛。在總編輯王紀剛的安排下,新星音樂會演出當晚,鄧壯特意把劉雪庵請到了首都體育館的演出現場。老人坐在輪椅上,被人從貴賓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進行時,鄧壯不時觀察著老人的舉動:“那天唱了什麼曲目,我想他未必聽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終都在哆嗦,熱淚盈眶……”

結果意義

在新星音樂會演出之前,我們大家沒想到會有什麼壓力,但是事情發生以後,卻遭到了強烈反對,那個時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回想起來,那時候北京晚報的領導是思想非常活躍的,沒有他們的力主,這場音樂會恐怕也辦不起來。
今天的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重溫當年新星音樂會的演出盛況。一是來自中央電視台的現場錄像,只是當年電視台架設的機位幾乎都是固定的,畫面都沒怎么動過,看上去更像是對一個歷史事件的現場記錄。還有便是中國唱片社出版的塑膠薄膜唱片。新星音樂會一張薄薄的唱片使中國唱片社實現了扭虧為盈。當時,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人員還曾拍攝了膠片,但如今卻已找尋不到。演出結束後的當晚,北京晚報文體組的記者們便立即趕回報社。沒想到,這一夜報社裡電話持續不斷,人們紛紛打來電話,訴說他們觀看演出之後的激動之情。由於當時沒有錄音設備,負責接電話的程玲一邊聽著觀眾的感言,一邊複述,鐵池、過士行等記者用這種原始的方式記錄下了那一句句真實的心聲。鐵池回憶說,在那個打電話只能去公用電話的時代,這情景是不可想像的。不過,截然相反的聲音也傳來了。演出結束不久,在西苑飯店召開的一次研討會,新星音樂會成了眾矢之的,北京晚報的壓力可想而知。儘管受到來自各方的爭議與阻力,但是新星音樂會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已經永遠不可能再被逆轉。音樂會首演次日,中央電視台向北京地區轉播了演出實況;一周后的國慶節當天,中央電視台又向全國播出了這一節目。沙青說:“用這么多時長播出一個節目,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節目播出之後,當北京晚報的記者們奔赴外地採訪時,在火車站、百貨商場,甚至邊防哨卡,所到之處都能夠聽到新星音樂會的歌聲。不久前,在夢回1980——新星音樂會30年紀念演出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晚報常務副總編輯張明非引用了這樣一番耐人尋味的話語:“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找到了,意義就永恆,價值就永恆,思想就永恆。”對於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來說,“新星”這個響亮的名字,早已被牢牢銘記心中,成為一座歷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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